朱苏力:文化制度与国家构成——以 “书同文”和 “官话”为视角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12 次 更新时间:2021-03-17 00:3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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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特点既有利于教书,也便于自学,在实践上便利了读书人发音。抽象来看,汉字作为整体也是一个汉字发音信息的互存互记系统,从而令众多同音字的发音可以摆脱口耳相传。这个特点,不仅使基于汉字发音的官话更容易在读书人中通行,而且令以汉字支撑的官话语音一定比那些没有或无法以文字支持的方言语音更容易为社会长期记忆。

   还会有其他一些社会因素或机制有助于维系官话或语同音。

   首先是中国社会历朝历代的动荡造成大规模人口迁徙。因为北方和西北游牧民族的入侵,改朝换代、逐鹿中原的战乱,大批北方民众流离失所,放弃一切,只能把生命和与生命相随的中原乡音带到并种植在山高水长的南方。而每一批北人南迁,就会又一次将北方语音同在南方生根的语音勾连,给当地语音的发展带来北方的约束,甚至自成一家,如客家话。

   其次是国家为完成各种政治军事经济建设项目实行的各种永久或暂时的强制移民。这包括为打击各国贵族地方豪强而强制进行的政治性移民;为建设长城、宫殿、 陵墓、道路、水利等工程而从各地强征的劳役;为抵抗和反击北方游牧民族全国征兵,并向边疆地区和军事重镇长期驻军等。所有这些事由,都会促使较大区域内各种方言的相互影响、混合和融合,促进不同地域的人们相互交流,直接间接地影响各地和许多人的语言能力。但人口迁徙对官话的影响不应高估。

   第三方面是国家政治的因素。为实现有效和统一的政治治理,中国的政治文化精英一直以各种方式和途径追求以汉字和北方(中原)音为基础,主要为政治文化精英通用的语言。早期的重要制度之一是西周后开始建立的官学体系。就语同音而言,重要的不是官学所教授的内容,而是全国各地的学生通过各种渠道进入官府接受共同教育,这个过程一定会塑造以汉字的基本语法结构和某地(如首都)语音为基础的一般语言能力,也会培养他们相互间对各地语音的直觉和敏感。而学生们的这类经验,会以不同途径进入并影响中国的政治文化整合。

   又如汉武帝时期,采纳董仲舒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由国家主导文化教育和选士。独尊儒术,特别是南宋时朱熹编定《四书》和《五经》,可以说为预备官员规定了标准教材,压缩了应试范围和标准答案;就语同音而言,这一措施的意义在于,它大幅度压缩了阅读经典可能出现的语音分歧,经典文本因此不仅有关文本的实质内容,也有关文本中每个汉字的读音。因为进入了《诗经》,成为全国读书人自愿且必须消费的畅销品,“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这些文字的读音就有了活生生的附着,因此不容易湮灭了。

   当然也就有对预备官员和知识精英最早的语言标准化教育和培训。据钱穆的说法,汉武帝时设立了五经博士,为博士官设弟子,人数从最初的五十人,发展到二百人、千人以至更多;到东汉末年桓帝时,博士弟子甚至达三万多人。学习期满后,太学生参加考试,优秀者出任公职,较差的则回故乡地方政府当吏员。这个制度重要,而功能精巧,它不仅训练和规范了太学生的口语和听力,令优秀者有相对规范的口语交流能力到家乡之外的地方任官,而且由于差生回到故乡当吏员,这也为外来任职的官员通过吏员与本地百姓交流创造了必要条件。

   这种制度安排自然会影响当地的文化教育。亲眼目睹这些官和吏,当地后生会真切感知官话在政治治理上的重要性,充分理解官话对于实现自己理想的重要性。这就增强了官话对当地后生的政治和文化的吸引力。历史上,隋、唐都是开国后不久,一声令下,在一个农耕大国中就建立起了遍及全国的科举制度;就因为在这背后,是从汉武帝独尊儒术开始一直绵延不绝,逐渐渗透并遍布中国的与“官话”相关的教育,传统“小学”已经把这个农耕社会“格式化”了!

   还有其他社会事件促进了语音的标准化。元代盛行的杂剧和散曲曾促进北京话 (大都话)在民间流传;由此还可以推断,更早,从唐中叶开始,随着城市人口增加,在民间叙事基础上陆续产生的话本讲唱艺术也有类似功用;明初定都南京,但南方人出身的皇帝朱元璋下令编纂的《洪武正韵》仍然以北京语音为标准语音,巩固了北京话作为共同语基础的地位;清代雍正皇帝针对 “官民上下语言不通”,曾下训谕,要求各级官员在公务场合必须使用官话,不许说家乡方言,为此,还有人出版了专供广东人学习官话的手册。应当纳入官话生态系统考量的还有:官员退休后,回家乡开办私塾。这等于源源不断有官场过来人以外部的标准音矫正着启蒙经典的朗读,不断沟通当地口音和朝廷官话。这都会压缩各地官话可能出现的语音分歧,将分歧保持在可交流和可容忍的限度内。

   最后才是更纯粹的多种文化措施和微观制度。这些制度依赖各地政治文化精英构成的语言共同体,不大需要来自中央、外部的政治性干预,就令这个机制可以自我运转、自我矫正和自我再生产。每个读书人,在获得基本文字和读音训练即“小学”后,就可以通过汉字相互标注和存储的读音信息,依靠作品与文字的结构,在相互分离的时空中,重构某些陌生汉字的官话或近似官话的读音。

   据此,也许可以理解为什么自古以来中国的诗歌和韵文一直发达,为什么读书人不管本人是否真的喜欢,都习惯于吟诗作和。中国人也历来强调文章应抑扬顿挫,朗朗上口,注重朗读和吟诵。这不可能只是毫无社会功能的文人间的附庸风雅,从社会功能上看,这至少有助于维系全国大致统一的文字发音。通过吟诵和朗读掌握了这些不易为人察知的中文规则后,在阅读诗词韵文时,老道的读者遇到处于特定位置的少量陌生字,就可以连估带猜“猜出”其读音和声调。这其中的妙处大致类似“见字读半边”。还有汉代训诂学家创造的“读若法”,拿相似的字音打比方,让读者猜出陌生字的正确读音。鉴于《说文解字》就采用了这种方法,这表明至少在东汉时期,“读若”已是读书人群体中常规的读认陌生字的方法了。

   但最重要的、最有意义的发现,也许是公元3世纪三国时期经学家孙炎发现和系统阐述的反切。他撰写了《尔雅音义》,开始系统使用反切音来标注不认识的汉字之读音。在近代中国引入并采用外国音标和外国字母注音之前,这是中国本土自主发明的、最主要的和使用时间最长的注音方法,是一种系统、便利和俭省的拼音方法。隋代,八位学者商定了审音原则,于公元601年编成 《切韵》五卷,成为现今可考的最早的韵书。语言学界通常强调它对后世音韵学的重大影响,但从促成政治文化精英的“语同音”这个角度看,它代表了由民间首先启动和创造的,最终获得了官方认可和支持的有关汉字读音的标准化制度。

  

   四、文化宪制与 “士”的发生

  

   《切韵》的出版意味着,在以书同文为基础的政治文化精英共同体形成之后800年,又有语音维度的加入,进一步强化了这个共同体。这两项文化层面的宪制措施,促使古代读书人成为中国社会中的一个独立群体和阶层,并将在此后中国的政治和宪制中发挥更大作用。

   因为通过学习官方指定的儒家经典,不但勾连了各地的读书人,也勾连了古今的读书人——主要是但不仅仅是儒家知识分子。在文化层面,这就创造了一个由多世代的读书人构成的,紧密交织的,包括文字、语音和音韵在内的“社会契约”,一个文化的制度和传统,一个薪火相传的保守的文化群体。

   凭借习得的这套文字和语言,即便没进入朝廷,读书人也可以通过文字与各地的政府官员和其他知识分子进行交流;即便素不相识,也可以通过“官话”与之面对面交流。但最重要的是,借助书同文与官话交流和讨论的有关家、国和天下的知识和问题,会从读书人刚开始读书识字时就潜移默化地塑造这些潜在政治文化精英的眼界,确定他们的从业目标。“学而优则仕”的意味其实不是或不只是当官,而是要参与全国的政治,要为官他乡,精忠报国,直至 “治国平天下”。文字和官话因此塑造了读书人,作为一个群体,成为中国国家政治可以依赖的精英——尽管这之后还需要有诸如科举制和官僚制更精细的删选和打磨。

   在加强读书人同国和天下的情感联系,对以皇帝和朝廷代表的事业的精神向往之际,同样通过文字和语言,这两个制度将读书人同各自故乡的民众和地方文化适度隔离开来,却把他们同分散于各地的政府官员和知识分子在文化心态上适度整合起来。文字和官话的使用注定会在读书人之间开发出在其故乡文化中很难自主发生,其故乡的父老乡亲很难分享的新的文化关注,而会催生只能通过文字和官话在读书人之间交流的情感内容和全新表达方式。会有“铁马冰河入梦来”的家国情怀,也有“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小资”情调;可以“举杯邀明月”,也会“把酒问青天”,甚至会“对影成三人”;有对文字的体味,也有音韵的敏感。这类读书人之间的,或是与古人的,甚或顾影自怜的思想情感的表达和交流,一定会重塑他们的情感和胸臆,理解力和欣赏力,直觉和想象,令遍布天南地北的他们在文化上逐渐成为一个独特且无形的共同体,有别于他们触目可见的农耕村落;他们也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有别于和独立于各自的故乡父老了。这是一种制度性的分分合合,令他们从自在的个体逐渐成为自觉且自为的阶层,有了相互的认同,有了政治文化的追求。他们从此被普通民众视为社会中的一个独立阶层,一个独特群体,甚至一个独立的社会阶级——“士”。

   由于他们在传统中国中的社会流动性,由于他们整体在整个中国政治社会文化中的骨干作用,也由于他们与故乡父老不可能彻底切断联系,读书人因此是庙堂文化与江湖文化的联系,是中国政治高层与社会底层的联系;他们相互间的联系和认同,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的就是中国各地间的联系和认同。通过创造这个阶层,“书同文”与“官话”因此强化了中国的政治文化构成,整合了中国政治和文明。

   一旦形成这个文化共同体,读书人就为自身这个阶层创造了一个空间地域更为广阔的文字语言产品的生产和消费市场,在消费这个传统的同时也生产着这个传统,在继承这个传统之际又拓展着这个传统。他们不再仅仅属于养育他们的那个农耕社区或地域,而更多是属于这个文明,属于这个以文明而并非民族为基础的国家。

   读书人共同体的形成,文字语言市场的扩大,以及读书人在古代中国作为一个社会地位优越的阶层,进而会强化这个文明对众多农耕社区和其他民族族群的潜在政治文化精英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其中最重要的是社会的和政治的构成(social and political constitution)。各地的地方精英都会以某种方式的学习和践行,例如诗文书画,音韵节律,来加入和认同这个共同体,力求获得这个共同体的认可和褒奖,以成为这个文明的精英而自豪。它令熟悉文字和官话的各地精英都有望参与全国政治,无论是选举、察举还是科举的方式,并经此成为这个大国的政治精英,承担起治理家乡之外其他地方乃至整个中国的重大政治责任。这是只有读书人才可能实际享用的选项,也是只有在天下太平时他们才可能享用的选项,这一切都会从一开始就开阔了潜在政治文化精英关于个人、社会、国家和天下的视野和愿景,塑造他们的事业心,他们的政治想象和责任感,塑造他们的中国梦。

   随着有利于文字和官话的社会政治生态条件的增强,文字和官话市场一定会扩大。而这个共同体越大,这个传统就越稳定,这个语言文字市场就越大。在其他条件稳定的情况下,这个共同体也就更可能实现自我再生产和自我拓展,更少需要国家的干预或支持。典型例证之一是,尽管在南北朝的文字混乱之后唐朝政府也曾着力“正字”,但再也没有甚或无需秦代“书同文”这般规模的官方努力了;另一例证则是,到了隋唐,中央政府只是正式设立基于汉字和官话的全国性人才选拔机制和官员流动任职制,就促使各地的读书人自觉学习官话。

一旦在文化上创造了这个不属于地方,而属于整个中国的读书人群体、阶层甚或阶级,必定会改变中国的政治治理。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在相当程度上就可以弱化对豪门世家的依赖,转而更多并放心地依赖这个借助文字和官话从农耕社会中自我剥离出来的精英阶层。(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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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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