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从疑到信:五四两代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42 次 更新时间:2021-03-13 22:1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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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纪霖 (进入专栏)  
却未必可信(14)。在一团矛盾之中,傅斯年到欧洲留学,试图寻找一种能够超越二者、既是可靠的又能安身立命的确定性知识。他先是到英国学习心理学,后来到德国追随兰克学派,最后皈依于科学的实证主义。对确定性的追求,终究是五四知识分子所孜孜以求的超克虚无、安顿生命的终极目标。

   “精神的纵欲”乃是有思想追求的知识分子的形而上形态,对一般人而言,更多地乃是一种形而下的“肉身的纵欲”。这就是第二种类型的“纵欲”。

   中国人的生活本来就很世俗,食色性也,百姓的幸福快乐皆是以物欲的满足为底色。不过,当儒家的道德价值观依然是主流意识形态的时候,食色的物欲虽然有其一席之地,却并不构成一种人生的正当目的。只是到了民初,儒家价值观解纽以后,在价值虚无的背景下,世俗的“肉身纵欲”代替了原先的道德追求,变成了人生的合理目标。

   在五四时期,这种以价值虚无主义为背景的物欲狂欢,竟然得到了功利主义新思潮的加持。但中国的功利主义,与英国边沁、密尔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的功利主义不同,乃是一种杨朱式“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唯我主义。正如《东方杂志》的钱智修所指出的那样:“盖此时之社会,于一切文化制度已看穿后壁,只赤条条地剩一个穿衣吃饭之目的而已。夫以功利主义之流弊,而至举国之人群,以穿衣吃饭为唯一目的”(15)。吴稚晖在科学与玄学大论战之中,发表了一篇让胡适大为称赞题为《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及人生观》的文章,他将宇宙的本质看作完全受到物理学因果律支配的“漆黑一团”,从“漆黑一团的宇宙观”出发,他将“吃饭”“生小孩”和“招呼朋友”看作人生观最重要的三个主题(16)。过去不登大雅之堂的饮食男女如今成为人生最重要的目的。

   比钱智修更深刻地看到物欲主义危害的,是《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他发现,“今日之社会,几纯然为物质的势力,精神界中,殆无势力之可言……既为物质的势力所奄有,处其中者,以充满其肉欲为惟一之目的,物质生活之向上,遂有一跃千里之势”(17)。物欲主义盛行的背后,是精神上的虚无主义,是对超越世界价值的唾弃。他沉痛地说:

   盖物质主义深入人心以来,宇宙无神,人间无灵,惟物质力之万能是认,复以惨酷无情之竞争淘汰说,鼓吹其间……一切人生之目的如何,宇宙之美观如何,均无暇问及,惟以如何而得保其生存,如何而得免于淘汰,为处世之紧急问题。质言之,即如何而使我为优者胜也,使人为劣者败者而已。如此世界,有优劣而无善恶,有胜败而无是非。(18)

   价值上的虚无主义与生活中的物欲主义是一个硬币的两面,精神上越虚无,越热衷于肉身的纵欲,世俗纵欲之后,精神反而更为虚脱。功利主义是五四时期思想的玄学,它与物欲主义相结合,其流弊不仅没有克服虚无主义,反而让后者更为泛滥流行。

   第三种对虚无主义的超克,乃是一种另类的虚无,用鲁迅的话说,是“绝望的抗战”。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早期,鲁迅也是避世的。在教育部当一个小官员,晚上抄碑拓,聊以度日。在日本留学的时候,他曾经“精神纵欲”过,自比尼采式的“魔罗战士”,相信启蒙的力量,可以拯救众生堕落的灵魂。但他以满腔心血编的《新生》杂志,却受到了冷遇,印了1500本,只卖出100本。他发现自己在茫茫人海之中,只是“一小撮”:“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啊,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19)。这就是为什么当新文化运动兴起之时,鲁迅反而意兴阑珊的缘故。

   在五四时期,鲁迅的虚无主义最为深层,无人可比,陈独秀所提到的中国虚无主义四大源头,通通齐备:受章太炎的影响,在清末民初的十年潜伏期,他收集阅读了大量佛教经典;德国尼采式积极能动的虚无主义亦是其思想的底色;俄国的虚无主义作品,是鲁迅翻译介绍中的偏爱;而老庄和魏晋士风,又深入其骨髓。这四种思想相互呼应,在鲁迅的精神世界中构成了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虚无与绝望。

   这种本体论意义上的虚无主义,就是所谓的黑暗与虚无的“实有”。世界的本质就是“无”,人的生命本质亦是如此。黑暗并非仅仅来自外部的环境,而是内在于宇宙与人心之中。然而,鲁迅有一句名言:“绝望之于虚妄,正与希望相同”(20)。虚妄,无论对于宇宙还是个人的生命,都是一种本源性的存在,然而,人的终极性意义不是屈从于命本身,而是反抗宿命。他说:“因为我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绝望的抗战。”(21)

   五四的老一代启蒙者,陈独秀、李大钊和胡适都是“精神的纵欲”者,对各自的未来充满了乌托邦的憧憬,但鲁迅怀疑基于理性的盲目乐观,更拒斥传教士般对未来天国的虔诚。鲁迅在情感与理性之外,突出的是意志的力量,这种破坏性的战斗意志是一种悟透了终极的虚妄,但依然积极能动的另类虚无主义,也就是基于虚无的反抗。

   鲁迅说过一句话:“现在的地上,应该是执著现在,执著地上的人们居住的”(22)。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正是一种马克斯?韦伯所说的“责任伦理”。在一个祛魅的时代,各种古老的神魅与眼花缭乱的主义已经失去了光彩,价值的冲突使得不再有绝对的存在,不再有信仰。当信徒所依恃的“信念伦理”陨落之际,另一种对现在担当、对此刻负责的“责任伦理”成为严肃生活的价值尺度。而鲁迅,似乎是以这样一种新的伦理价值重新衡量人世、要求自己。

   第四种对虚无主义的超克,乃是“避世”。“避世”有三种方式:自杀、出家和隐居。

   民初自杀的知识分子当中,最引起轰动的当属梁济。梁济本来只是清朝一个小官员,却是将圣人的忠义视为生命的儒家士大夫。在他留下的几封遗书中,可以发现他对民国之后的政治和精神现状之彻底绝望。儒家士大夫的安身立命奠基于两种秩序之上,即政治秩序和心灵秩序。然而,清朝崩解之后,这两种秩序在梁济看来,都荡然无存。其一是国家失去了精神灵魂,即儒家的正义、真诚、良知和公道,这些被梁济视为立国之道的“国性”,一旦失去,则国将不国。“现今人民现状,旧道德已厌弃,新道德未发明,法纪荡然”。其二是精神秩序的崩溃。梁济发现,民国之后,社会上下,“无论贵贱,几无不已利己为第一义,肆欲以逞”(23)。他所忠诚的,与其说是王朝,不如说是王朝所代表的立国立心之精神,梁济之所以在清朝亡了之后没有殉清,乃是对新建立的民国还抱有一丝期待。观察了七年之后,他对中国的未来彻底绝望。

   自杀前三天,已经下了决心的梁济问儿子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吗?”儿子回答说:“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梁济无奈地笑笑:“能好就好啊!”他感叹于清亡之后,大小文武百官和皇族八旗无一人去死,决意以死唤醒国人,不是为了殉清,乃是为了召回旧王朝所象征的精神灵魂。中国士大夫所忠诚的,与其说是家国,不如说是家国背后的天下:普遍的道德价值秩序。

   在民国初年,自杀尚不是普遍现象,但出家却开始成为风气。辛亥前后的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是亢奋的,都相信能够通过革命或者立宪拯救中国,纷纷投身于政治行动。连曼殊法师、宗仰法师、太虚法师,都成了政治和尚,与革命家打得火热。本来,佛教与革命党人的无政府主义有共同的理想愿景,大乘佛教也有入世的内在冲动。然而,民国初年的政治乱象,让一些革命者感到失望,对原本期待的现实愿景彻底幻灭,遂远避政治,退归佛林,在不完美的现世寻求心灵的解脱与自由。

   梁漱溟是一个显例。在青年时代受到其父亲梁济的影响,也相信边沁、密尔式的功利主义,认为人的本性就是趋利避害,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作为善的尺度,但很快就失望了。他发现,人之苦乐不在外境,而是内心,“一切问题原都出自人类生命本身而不在外面,但人们却总向外面去求解决,这实在是最普泛最根本的错误!”(24)另一方面,在辛亥年间,他是一个激进的革命党人,但革命之后,他发现,那些原本非常令他崇敬的革命人物或政治领袖,在道德上“不过如此”,“有些下流行径,鄙俗心理,以及尖刻、狠毒、凶暴之事,以前在家庭在学校所遇不到的,此时却看见了,颇引起我对于人生感到厌倦和憎恶”(25)。梁漱溟遂转向佛教,有了出家的念头。

   当然,梁漱溟后来还是回归了儒家,但李叔同就不一样了。他的学生丰子恺曾经说过,李叔同的一生先后有过三层生命的境界:物质生活、艺术生活和灵魂生活(26)。官宦人家出身的他,在清末民初的上海滩有过声色犬马的公子哥儿生活,但这些“肉身的纵欲”,并没有让他内心感到充实,反而产生更大的虚无感。到日本留学之后,他为新文化运动所吸引,演文明剧、画西洋画,走在了新文艺的最前列,并且回国以后在浙江一师任教期间,影响了一批五四新学生。然而,艺术生活美则美矣,依然无法消解他灵魂之中的虚无感。他先是接触断食法、寺院生活这些生命修行实践,最后于1918年在杭州虎跑定慧寺决然断绝红尘,削发为僧。李叔同的出家,有对外在的家国前景失望的原因,更重要的,是其内心的终极骚动,渴望摆脱生命的无穷轮回,在超越的佛国世界获得灵魂的永久安宁。

   出家的毕竟还是少数,更多的是过隐居的生活这种隐居,并非像传统士大夫那样隐居于山林,而是大隐隐于市,远离喧嚣的纷争,寻求自己的一片安宁小天地。周作人在五四时期尚未与鲁迅决裂,兄弟俩内心虽然都有深不见底的虚无主义,但对应虚无的姿态是迥然有别的。鲁迅是“绝望的抗战”,而周作人则试图回归内心,寻找“自己的园地”。从日本归国之后,恰发生辛亥革命,虽然他欢呼革命的发生,但也担忧革命以暴易暴,最后会戕害到同路者。他甚至猜想,假如陶成章“造反成功,做了皇帝,我们这班老朋友恐怕都不能幸免”(27)。不曾想,革命成功以后,陶成章位子未稳,就被同为同盟会的陈其美暗杀,周作人震惊至极,像鲁迅一样,从此对未来不抱任何乌托邦的期待。五四的启蒙是参与了,但他的内心始终是温吞水的,与运动保持着若即若离的联系。一场大病之后,更是觉得生命的无常,充满了感伤和颓唐,他感觉在黑夜里面,自己的力量实在太弱小了,担心自己会在黑暗中发狂,只祈愿“穿入室内的寒风,不要吹动我的火罢”(28)。在新文化运动中,虽然他以鼓吹人道主义而闻名,但他的内心依然是彷徨的,在东西南北的各种歧路之中,“不能决定向那一条路去,只是睁了眼望着,站在歧路的中间”,甚至哀叹:我这个“懦弱的人,你能做什么事呢?”(29)在万般矛盾之中,他应邀在《晨报副镌》上开设专栏,名为“自己的园地”,在那里种一些花花草草,开始了自我的放逐生活。虽然成为超脱尘世的隐士,要到30年代以后,但在五四时期早已有迹可循,弹下了“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的前曲。

   纵欲与虚无,是五四时期上一代知识分子普遍的精神状态,他们基本都是观念性人物。然而,年轻一代的五四知识分子却直接诉诸行动。行动,似乎是暂时超克虚无主义、获得人生意义的最方便捷径。

   三、以行动解决虚无

   19世纪的俄国有两代知识分子,第一代是怀疑的、思考的,如赫尔岑、屠格涅夫,第二代是果决的、行动的,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面对大时代中价值的巨大转换与暂时出现的信仰虚空,上一代人要想明白了再行动,但年轻一代则直接诉诸行动,在行动中暂时克服虚无、获得饱满的精神价值。

五四时期也是如此。1919年五四运动的突然爆发,就有这样的心理背景。在运动之前,学生们还在争论各种各样新的思潮,还在为何为新的信仰而苦恼。运动一来,雷霆万钧之下,走向社会的直接行动振奋了爱国学生的精神,之前的颓废、彷徨一扫而去,行动就是目的,行动就是一切,整个学生界风气为之一变。罗家伦说:“这次运动,是学生牺牲的精神”,“学生牺牲的精神万岁!”(30)当京城一波又一波的学生上街,(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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