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仁琦:少年司法国家责任论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4 次 更新时间:2021-03-08 22:3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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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仁琦  
并明晰国家责任下,包含涉罪触法未成年人之儿童福利的指导思想、根本原则、国家任务、国家规划等,以夯实儿童福利发展的法治基础,并明确儿童福利管理机构、监护主体及责任、(民事、行政、刑事)案件处理程序、教育保障制度、医疗保障制度、就业保障制度、救助保障措施,以及涉罪触法儿童的观护帮教保障制度、安置帮教保障制度等。

   第二,完善刑事诉讼法内部规则衔接。虽然刑事诉讼法已经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诉讼程序进行了专门规定,但就法律规则内容而言,国家仍应以“自我责任保障”为出发点,以“儿童利益最大化”为根本原贝I对其进行完善。首先,将合适成年人“适格”的参与主体限定于律师。合适成年人有替代未成年人法定代理人之价值,作用巨大。但实践中,由于绝大多数合适成年人未经专业培训,“陪衬式合适成年人”“影子合适成年人”“充当第二讯问人员的合适成年人”等并不鲜见。我们认为,在未成年人司法领域,可先行先试“律师讯问在场权”,以周延保护涉罪未成年人诉讼权利。其次,放宽附条件不起诉案件类型、“可能判处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适用限制。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第5条规定将少年司法的目的规定为:“少年司法制度应强调少年的幸修甚,并应确保对少年犯做出的任何反应均应与罪犯和违法行为情况相称”,以此作为少年司法之价值目标,应放宽附条件不起诉的罪名限制,将其适用于除危害国家安全犯罪、军人违反职责罪之外的所有犯罪;将刑罚限制条件规定为“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扩大司法适用空间。最后,明确司法社工的诉讼主体身份及社会调查报告的证据性质。国家大力推行司法社工进行社会调查,目的在于推动全社会整合各种资源力量,实现对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和犯罪预防,是“法律家长主义”的延伸体现,更是一国践行人本、人文、人伦之司法文明的重要指标。其实早在2015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就在“检察机关加强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八项措施”中强调,将社会调查等工作,交由专业社会力量承担,提高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和犯罪预防的专业水平,逐步建立司法借助社会专业力量的长效机制。但囿于刑事诉讼法并未将司法社工纳入“诉讼参与人”,其权利、义务等并不明确,所做社会调查报告的证据性质也不被认同。我们认为,为顺应少年司法的世界发展潮流,提升涉罪触法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水平,必须将司法社工列为诉讼参与人,且将社会调查报告明确为“社会科学类鉴定意见”。

   第三,细化收容教养制度。我国《刑法》17条第4款虽然规定了收容教养制度,但却未予细化。作为可能严厉于刑罚处罚的行政处罚方式,其法律依据、法律原则、法律规则等应更加明确、具体,具有可操作性,才能发挥规则价值。首先,应对“在必要的时候”予以明确,将“必要”限定为:家庭约朿不能、未成年人曾有严重触法行为等情形;其次,应构建完整的收容教养司法程序,将收容教养的司法裁决权交给法院,并明确由公安机关在“特定收容教养场所”执行收容教养,最后,应将收容教养期限设置为最长三年,并附之于教育、感化、挽救的其他观护方式。我们认为,可借《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修正之际,对收容教养制度进行细化规定,真正发挥收容教养制度“惩戒与保护相平衡”的价值。当然,最为恰当的做法是制定单独的“少年收容教养法”,以彰显收容教养法之于中国少年司法法律体系的重要地位,并明确相应原则、细化相关规则

   第四,协调刑法、刑事诉讼法与其他部门法的衔接。少年司法体系中各部门法均应体现国家责任,并以“儿童利益最大化”为基本原则,且部门法间应具有系统性、协调性。不良行为与严重不良行为未成年人的识别、阻断,以及涉罪触法未成年人的观护、矫正、安置等为实践中重大难题,应当充分发挥儿童福利类法律的基础保障作用,注重民事类法律的教育作用,行政类法律的处罚作用,刑事类法律的威慑作用,并建立信息共享平台,实现民事告诫、行政惩戒、刑事处罚等措施的有效衔接。

   (二)政策实现路径:缩减少年司法地域差别

   国家责任下,有利于缩减少年司法的地域差别。在我国,少年司法受制于各地区经济、人文、社会等诸多方面的综合影响,地域差异较为明显。为提升我国少年司法整体水平,国家宏观上应广泛运用多种调控手段,以利各地区少年司法的均衡发展。

   第一,少年司法所需经费可实行国家财政统一拨付为主、地方财政为辅、社会捐助为补的方式。少年司法的完善程度是衡量一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人权保障水平的重要考量因素,财政制度必须予以倾斜,将少年司法所需经费纳入中央财政拨付资金或彩票公益金,是少年司法国家责任最主要的体现。国家财政可通过各地少年司法现状、经济发展程度、所需资金支持空间等综合考量,以缓解部分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地方财政不足,同时国家也可通过税收减免激励等政策,鼓励社会捐助资金作为少年法的要补。

   第二,国家应统筹发展少年司法模式。世界范围内,少年司法模式较为多样,我国不同省份、省内不同区域也有各自“模式”。当然,我们认为,我国现有情况下,多种少年司法模式并存可以理解,但各模式间应加强融合与沟通,以利少年司法制度的大致统一以及涉罪触法未成年人异地观护帮教等。我们认为,基于当前中国情势,国家站在少年司法长远发展高度,亟需制定少年司法的“中长期规划”,尽量减少各地少年司法模式的差异性,并制定提出少年司法的国家愿景、国家规划、国家实施计划等,以引导我国少年司法理论与实践的纵深发展。

   第三,国家应出台优惠政策,大力发展中西部少年司法社工组织及少年司法社工。少年司法社工是促进少年司法必须向“职业化”“专业化”方向发展的源动力。其实,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大力发展社会工作,早在2011年11月中央组织部、民政部等18部委就联合发布了《关于加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发挥社工在行为矫治、心理疏导等方面的专业优势。但当前情况下,我国少年司法社工组织及少年司法社工严重匮乏,[7]加之政府相关部门对社会组织、社工认知度较f氏,少年司法缺少专业性、专门性,中西部地区问题尤为突出。我们认为,少年司法的国家责任下,国家应统筹规划:在学科建设领域,应在中西部高校着力发展司法社工专业,并在学业指导、就业指导上给予倾斜政策;在组织建设领域,国家应在中西部孵化、培育、发展、优化少年司法社工组织,并给予一定经济支持、智力支持等;在政策支持领域,国家应通过税收减免、项目支持等方式加大中西部少年司法社工组织扶植力度,以及少年司法社工的培养力度。

   (三)体制实现路径:顺畅多部门在少年司法领域的协作

   国家责任下,有利于少年司法领域相关资源的整合。根据我们的实践观察,涉罪触法未成年人需求多元,可以以社会学理论将其概括为物质性支持、精神性支持、陪伴性支持和工具性支持等,产生于司法领域的少年司法,国家需要根据未成年人的具体需求,将司法资源、政府资源、社会资源进行系统整合,以发挥少年司法体系的最大效能。

   第一,国家应明确司法机关、政府相关部门的责任分配。首先,确定检察机关为少年司法的牵头和总负责部门。当前我国少年司法制度已经发展成为“检察机关引领、其他各部门积极参与”的工作机制,可将该种模式继续深化,并不断完善。其次,明确政府相关部门的职责分配,各司其职,分工合作,以权力、义务清单形式确定政府各部门的职责内容,并规定怠于行使职责的法律后果、追责机制等。最后,完善跨部门、跨机构协同合作机制,注重涉罪触法未成年人生存权、受保护权、发展权和参与权等社会福利政策的提供,及其生活救助、医疗救助、就业救助、教育救助等救助政策的施行,实现国家资源最大效能的分配、利用。

   第二,国家应强化家庭、学校作用的发挥。家庭教育、教养功能与学校规则培养、文化传承功能等在少年司法实践中举足轻重。绝大多数涉罪触法未成年人的家庭功能不健全、文化程度较低,精神性支持与陪伴性支持系统较弱。首先,注重家庭教育的基础作用,充分发挥家庭教育的先天、日常、持久优势,以引导未成年人的行为规范、强化未成年人心理建设。其次,强化亲职教育,提升监护人科学的教育观念和方法,健全未成年人监护干预体系,以弥补实践中现有监护干预措施的不足。最后,强化学校的系统教育,积极开展针对不同年龄阶段、性格特征、行为表现、身心特征的未成年人的法律知识普及、法制信息宣讲等,强化未成年人的规范意识,培养其法律意识,及时纠正行为偏差,阻滞不良行为、严重不良行为的进一步发展。

   第三,国家应积极推动公安、司法机关、政府部门与少年司法社工组织的协同发展。实际上,最高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指引(试行)》12条就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可以通过政府购买服务、聘请专业人士等方式,将社会调查、合适成年人到场、心理疏导、心理测评、观护帮教、附条件不起诉监督考察等工作,交由社工、心理专家等专业社会力量承担或者协助进行……”但受制于少年司法实践,公安、司法机关、政府部门与少年司法社工组织较难形成合力,我们认为,国家应通过顶层设计,大力发展少年司法社工组织。首先,应明确少年司法社工组织在少年司法制度中的专业性,为其发展扫清制度障碍,提供广阔发展空间;其次,大力推行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以便少年司法社工组织深人公安、司法机关、政府部门等开展合作,积极参与少年司法;最后,积极制定法律规则、行为准则、服务标准、质量标准等,规范少年司法社工组织及其社工的工作理念、工作原则、工作准则、工作流程、工作内容、权利义务。

   四、结语

   构建中国特色的少年司法制度,必须坚持理论先行。长久以来,我国的少年司法偏重于实践引领理论,且鲜有本土化的少年司法制度理论,以至于理论指导实践的空间有限,实践发展的动力不足。少年司法以行为人为核心,具有教育、维权、矫治、观护、帮教、预防等多重功能,所需国家与社会的支持体系较为多元,因此,只有站在国家责任高位,才能科学筹划与少年司法有关的各种立法,积极完善、科学构建相关制度,统合调动、合理分配有关资源,实现少年司法之各参与主体间的有效互动。当然,本文只是以“论纲”的形式提出少年司法中的国家责任及其实现方式,其内容、具体的实现方式,以及与政府机关、司法机关的责任边界等问题,还有较大拓展空间。同时,中国语境少年司法制度等相关理论,也需要进一步深化研究,以期推动中国少年司法制度理论与实践的进一步发展。

  

   刘仁琦,西北政法大学刑事法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注释】

   [1]相关数据可参见最高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14—2019)》,载http://www.chinanews.com]gn]2020]06-01],2020年6月28日访问。

   [2]关于收容教养的法律性质,主要有刑事处罚、行政处罚、强制措施、司法保护措施等,我们认为该制度为“刑事司法保护措施”。

   [3]以西安为例,整个陕西地区仅有“陕西指南针司法社工服务中心”一家少年司法社工组织,目前,该组织有全职社工3人,兼职社工7人,受限于人数、规模,服务地区仅限于西安市区,不能辐射省内其他地区。

   [4]相关论述可参见张鸿巍:《“国家亲权”法则的衍变及其发展》,载《青少年犯罪问题》2013年第5期。

   [5]相关观点可参见约翰·洛克:《政府论》(下),叶启芳、霍菊农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77-80页。

   [6]如,2016年国务院先后颁布的《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关于加强困境儿童保障工作的意见》等。

   [7]据我们所知,目前国内还较少有专门开设“司法社工”专业的高校,实践中绝大多数社工均毕业于社会学专业。

  

   【参考文献】

   {1}宋英辉.从六个方面着手推进少年司法[N].检察日报,2015-06-27(3).

   {2}宋志军.附条件不起诉社会支持的深化[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7(3):61-72.

   {3}韦洪乾.未检工作30年:上海为何遥遥领先[N].检察日报,2016-06-15(5).

   {4}约翰·麦休尼斯.社会学[M].风笑天,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009:257.

   {5}郑净方.国家亲权的理论基础及立法体现[J].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2014(3):80-89.

   {6}迈克尔·莱斯诺夫.社会契约论[M].刘训练,李丽红,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105.

   {7}赵迅.社会契约视域下国家责任的理论论证[J].法学杂志,2008(3):77-79.

   {8}童小军.国家亲权视角下的儿童福利制度建设[J].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18(2):102-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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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20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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