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智:美国的“左右之争”是“正邪之争”吗?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2 次 更新时间:2021-03-05 19:1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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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智  
也体现了人类的善的价值观。济贫思想是基督教早期吸引信徒的重要因素。耶稣在传教过程中对穷人和被遗弃的人特别同情。基督教有济贫、做慈善和富裕教徒捐赠的传统,所有的教堂都有济贫功能。可以说,耶稣与基督教就是“白左”和“政治正确”的源头之一。一些华人挺川派中的基督教信仰者,对社会保障与福利制度充满敌视与蔑视,是难以理解的。

   其次,社会保障与救助制度在人类历史上一直存在,且有其必要性。在农业社会,中外帝王都要赈灾济贫。在现代工业社会,个体对社会的依赖度远高于农业人口对自然的依赖度,社会保障与救助制度更有必要。工业社会生存门槛高,个人抵御灾难的自救能力弱。经济危机、产业变化和市场竞争因素导致的失业和穷困不是个人选择的结果,也无法做到个人自救。所以,社会保障和救助制度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必须的。

   再次,社会保障与福利不仅是人道的需要,更是维稳的需要。一个国家贫困人口多,社会治安就差,维稳花费大,而且革命概率大。罗马帝国对罗马城失业者发面包、建斗兽场、剧场和澡堂子等福利设施,都是维稳等需要。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1881年率先在德国推出社会保障制度,他说得很直接:“用于劳工的钱比用于对付革命的钱要省得多!”从功利角度考虑,无视贫困人口的基本保障,导致社会不稳定甚至革命,至少是不合算的。

   第二,美国的公共福利在现代工业化国家中是垫底水平,极端挺川派对美国社会保障与福利制度的批评是偏激的。

   尽管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但其福利水平在发达国家中最低:美国实行社会保障制度在发达国家中是最晚的;美国的贫困线标准比欧洲低;美国对贫困人口救助覆盖面在发达国家中是最小的;美国对贫困人口的救助水平在发达国家中是最低的;在63个工业国家中,美国是唯一没有为所有困难家庭设立低保项目的国家,也是唯一没有为全体公民设立综合性国民健康体系的国家;在发达工业国家中,美国的贫困程度最高,是德国的3倍左右;在工业国家中,美国儿童贫困率最高。

   美国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比其它西方国家还差得远。在西方发达国家中,福利制度有4个等级:高福利国家(如北欧各国)、中等福利国家(如德国与法国等)、低福利国家(如英国),美国则是最低福利国家。有人说民主党上台美国就会走向没落,就会建立全能政府、极权主义政府,这是站不住脚的论断。瑞典实行高福利制度半个多世纪了,也没有成为极权主义国家。美国到瑞典的程度还有三个台阶,还很远。美国根深蒂固的个人主义文化也不可能向瑞典看齐。再说了,北欧国家的福利社会也没有那么可怕,而是很多人所羡慕的。

   即使是从部分极端挺川派知识分子推崇的奥地利学派著名经济学家哈耶克的思想看,也不能否定美国的社会保障与福利制度。哈耶克认为有两种社会保障:第一种是防止严重的物质匮乏的保障,即确保每个人维持生计的某种最低需要;第二种是某种生活水准的保障,即一个人或集团与其他人或集团相比较的地位保障。第一种保障,社会没有理由不予提供;而第二种保障则是对自由存在的潜在危险。

   美国现行社会保障与福利制度相当于哈耶克所说的第一种保障,而且还未达到,是哈耶克主张政府应当作为的情况。况且,哈耶克对第二种保障的担忧,将“民主社会主义与斯大林主义以及国家社会主义等同”,认为社会福利国家会突变为极权主义国家,也是过于悲观了,60多年过去了并没有被验证。华人挺川派中部分哈耶克理论信奉者,既不了解哈耶克对于社会保障种类的区分,又不了解美国社会保障与福利制度的情况,把美国福利制度说成不能容忍的邪恶,是不正确的。

   美国社会保障与福利水平低,源于其文化对福利制度的排斥:美国文化崇尚个人主义,主张个人奋斗,鄙视依赖社会福利的行为;美国人把自由竞争带来的进步与繁荣视为促进了“公共福利”,排斥制度性的福利安排;美国文化对积极政府持排斥态度,警惕权力扩张,认同消极政府的理念,认为政府不应干预个人生活,认为由政府主导的福利制度会带来权力的扩大。

   美国文化对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的让步或者说“基因突变”,缘于1929年发生的金融危机与随之而来的大萧条。大萧条本身没能迫使福利增加,迫使其增加的是随后发生的暴乱。金融危机和大萧条使美国人意识到了政府承担社会保障和救助责任的必要性与重要性。但美国福利制度推进的步伐是克制的、缓慢的,而且还出现过大“回潮”,例如1996年的福利制度改革就是“逆行”。这说明了美国文化的巨大影响力。

   从总体上看,美国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具有被动性与经济性。这一制度从建立到发展,都是被动的、被迫的;而且主要是基于合算,而不是基于善良,因为美国文化认为自由才是最大的善良。

   第三,美国两党在社会保障与福利制度上的政策主张既存在重大差异,也有相互交错。

   从总体上看,共和党是消极政府的理念,坚持对福利制度的排斥,认为福利阻碍了个人努力,使他们对福利产生了依赖。民主党是积极政府的理念,主张对福利制度让步,认为对在市场中没有能力进行有效竞争的美国人而言,或者当人们受到其无法控制的经济和社会力量打击时,政府必须向他们提供援助。几乎所有的重大的联邦福利项目都是民主党发起的。当然,民主党关于福利制度的主张,在世界范围比较,也不过是低水平的。

   但两党的政策主张也有交错之处。共和党执政时也有增加社会保障与福利的法案与政策措施。例如:1972年共和党总统尼克松签署了社会保障改革法案;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灾难时,共和党总统小布什采取了一系列救助措施。民主党执政时也有削减福利的法案通过,如1996年民主党总统克林顿签署的削减福利的改革法案。因此,如果将美国所有社会保障与福利制度及其问题都归结到民主党头上,也是不公正的。

   (四)大麻与同性恋婚姻合法化问题

   围绕大麻合法化问题的争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大麻本身危害性的大小(譬如与香烟相比较而言),科学上存在争议;二是禁止大麻与大麻合法化的成本-收益的对比。

   围绕同性恋婚姻合法化问题的争议,主要体现在:反对者认为这不符合“婚姻”的自然定义(男女之间)与宗教教义;赞同者则认为“婚姻”的定义与宗教教义都可以随着社会演进而改变,而且合法化之后可以解决事实上的同性恋者之间的财产继承等现实相关问题。

   应该指出的是,无论观察者对大麻与同性恋婚姻问题持何种立场,主张这两者的“合法化”并不意味着要鼓励这两者,会造成这两者的泛滥,危及人类的生存:大麻的合法化不等于鼓励吸食大麻,更不会导致人人争相吸食大麻;同性恋的合法化也不等于鼓励民众同性恋,更不会导致人人争相同性恋。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因此,即使不认可大麻与同性恋婚姻的合法化,也不必夸大它们的危害,不必认为它们必然导致“邪恶”盛行。

   (五)小结:美国的“左右之争”非“正邪之争”

   综合上面的分析,美国的“左右之争”,包括双方在非法移民与移民归化问题、种族歧视与民权运动(“BLM”)问题、社会保障与福利制度问题、大麻与同性恋婚姻合法化问题上的争论,完全是民主社会内部不同政治与政策主张的争论,而不是什么“正邪之争”。在美国社会内部,除了极少数极右势力,无论是民主党(偏左)还是共和党(偏右)的主流,都不会将两党之争视为“正邪之争”。

   但部分中国极端挺川派,对美国内政并没有深刻了解,却片面相信一些自媒体的宣传,将美国两党正常的“左右之争”,夸张为“决定美国国运”的“正邪之争”,将特朗普与共和党视为正派代表,将民主党及其代表人物(拜登、哈里斯甚至奥巴马、希拉里等)视为邪恶代表,对其进行极端丑化,这是非常令人震惊的现象。须知,美国共和党的主流也不会这么认为的。这些极端挺川派的观点,实际上只代表美国少数极右势力的立场。

   政治主张的“左右之争”,西方古已有之。现代政治文明与政治伦理的基本原则之一,就是尊重利益与观念的多元化,不搞一元化或激烈对抗。正常范围的“左右之争”,应依靠现代民主政治体制加以解决,而不是搞“我正你邪、势不两立、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相反,只有当两派主张走向极端、视对方为“邪恶”、欲致对方于死地时,或当左派滑向依靠暴力手段实现“人人平等”的乌托邦梦想、当右派滑向依靠暴力手段实现或维持某些族群对其它族群的优势地位时,“左右之争”才会演变为“正邪之争”。应该树立一个基本理念:主张极端的,才是“邪恶”。

   作为中国人,对美国内政的了解,肯定没有美国人自己深入。我们应该尊重美国民众通过民主体制博弈的结果 -领导人选择及其背后的政策选择,尊重美国主流社会对内部争论的看法,而不要代入感太深,更不能站到其中一方的极端立场去看待问题,否则自己就可能成了极端派甚至“邪恶”势力了。

   (六)延伸讨论之一:“反政治正确”不能矫枉过正

   部分极端挺川派将美国的左派政策主张视为“邪恶”,并贬称左派支持者为“白左”,甚至将其污名化为“圣母婊”。这是偏激的。实际上,如前所述,西方左派思想,既符合人类自身的良善动机与基督教思想,也符合现代文明的“自由”、“平等”、“博爱”思想。而其相关思想被落实为现实政策,则是在现代西方社会,是人类进步的产物与表现,而且在西方社会不断发展、完善,不应该加以贬低与嘲弄。左派的历史贡献与现实意义,都不否定与抹杀。

   至于左派的部分政策主张是否过头,包括“政治正确”是否过头,当然可以检讨,也可以调整。特朗普执政以来“反政治正确”的部分主张,笔者也是赞同的。譬如,笔者也认为美国种族歧视标准过于扩大化,部分地方涉嫌侵犯言论自由、妨碍科学研究;笔者也不赞成同性恋婚姻合法化,认为可以通过其它单独立法的方式,保障同性恋者的权利。

   但笔者认为,“反政治正确”也应注意两个问题。

   首先,应该注意策略。如果认为某些“政治正确”走过头了,那就可以将其定义为“政治不正确”来加以反对,从而彰显自己的主张才是真正的“政治正确”。也就是说,如果确信自己的主张是对的,那就应该牢牢把握“政治正确”的定义权,占领道德高地,而不要提“反政治正确”这样的口号。“正确”就是好的,为什么要反呢?这是策略问题。

   其次,应注意防止矫枉过正。不能将左派思想彻底否定了,不能将最基本的“政治正确”也一起反掉了。当前,华人圈中极端挺川派里的“反政治正确”,就出现了两种矫枉过正的不良倾向:

   一是部分华人对黑人、穆斯林的赤裸裸的、不加掩饰的种族歧视,或者为其辩护。甚至有人开口就是“黑鬼”、“绿毛”等侮辱性言辞。如果这么做是正确的,那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历史上白种人歧视黄种人、视黄种人为“黄祸”甚至“蝗虫”的行为,如何看待西方历史上的多次“排华”浪潮,以及今天部分西方国家还不时出现的对华人的歧视?

   我们不能因为今天中国经济地位稍稍强大了一些,就开始理直气壮地对其他民族搞种族歧视。部分华人骨子里头特别崇拜目前在国际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白人,将其视为“一等公民”,将自己视为可以与白人平起平坐的“一等公民”或者稍低一些的“二等公民”,而将黑人、穆斯林视为“三等公民”,这种心态是不好的。

种族歧视的最大错误,在于因一些民族历史上形成的某些缺陷、现在的某些不足,认为其人种低劣,甚至认为其不可救药、无法改进,因而对其进行系统性歧视。其实,每个民族都不是完美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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