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明:民族国家、天下与普遍主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2 次 更新时间:2021-03-04 13:5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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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明  
但在这一过程中特别是民族国家建构的初期,国家往往不得不推行某种同一性来抑制族群的特殊性,例如要求所有国民必须接受同样的语言和教育,也因此会在某些方面压制少数族裔的语言和文化诉求。同时,在确保民族主权和国家权威不受威胁的前提下,国家也可以尊重少数族裔的文化和宗教,甚至在利益方面对他们进行适当的倾斜。可见,多族群和文化构成的民族国家的建构是一个复杂、微妙、不断进行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如果国家的强制严重伤害了某些族群或者以某些族群压制其他族群,虽然这样做可能在一时建立某种秩序和统一,但长远来看,如果共同体不能够及时修复这一伤害,这往往会埋下民族国家分裂和解体的祸根。

   正是为了避免共同体的内部伤害,民族国家在其发展过程中往往诉诸自由民主政体来实现自我巩固。只有民族主权切实转化为人民主权,国民成为平等公民并能够通过集体的民主商议来决定共同体的命运,政治共同体才真正形成。民主的积极意义在于,它允许不同族群的成员和不同宗教的信徒超越族群与宗教身份以公民彼此对待,共同关切和参与政治共同体的事务,由此来巩固政治共同体。

   但是另一方面,民主也为族群提供了寻求族群认同的手段,而这一族群认同反过来会威胁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存在。当民主赋予每个公民平等的个体权利时,公民自然会要求其文化、宗教权利和族群身份也得到国家的承认,由此就会像查尔斯·泰勒指出的那样从权利政治发展出承认政治,或者说多元文化主义。这一承认政治如果过分膨胀,轻则会造成共同体内部的冲突,削弱民主,重则引起共同体的分裂。所以民主既能够促进民族国家的建构,也可能削弱乃至瓦解民族国家。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某些国家之所以因为民主化而走向分裂,这首先是因为民主化之前的威权统治已经造成了族群之间的严重对立。这种情况下的民族分裂应当主要归咎于威权和国家主义,而非民主。另一方面,较为成熟的民主国家如加拿大、英国的地区独立运动如同十九世纪中期美国南部的分裂一样在法理上并不充分,在社会、经济方面则可能对该地区本身及其要独立的国家均造成沉重打击。1995年魁北克公投后四年,加拿大议会在1999年通过“澄清法案”,事实上对地区寻求主权的权利进行了严格限制。而魁北克独立运动对其自身经济的消极影响也导致独立运动走向低潮。苏格兰独立运动很可能重蹈魁北克之覆辙。可见,民主国家并非不能诉诸民主的法律和政治手段来正当地抑制族群和地区的主权诉求。

   对中国而言,在巩固宪法所确定的主权原则的同时,一方面要以充分的民主赋予所有国民平等的公民权,在自由的政治参与中塑造超越文化、宗教和族群的政治认同,另一方面则需要以行政分权或联邦制等形式建立地方自治特别是少数族裔为主的地区的自治,从而维护各族群的文化和宗教认同。这里颇为棘手的问题是,某些族群的文化、宗教会衍生出某些特定的治理制度和社会构成方式,它们很可能与汉民族已经相当世俗化和现代化的社会结构和治理方式不同。天下论者可能认为一国多制能够解决这一问题。但如果某个族群在某个地区恢复神权政治或贵族制,那么汉人中儒家的信奉者也可以依据传统来要求把儒教重建为国教;如果某个族群实行一夫多妻制,那么为什么其他人不能包二奶?一国多制中的制如果被理解为政体乃至社会制度,那么以此所形成的国是否还是“国”?对于现代政治共同体而言,这样的一国多制的正当性基础何在?我们看到,多元文化主义在西方的过度发展必然会质疑以个体平等为基础的自由民主政体,也会削弱以此政体立国的政治共同体。天下论者所提倡的一国多制很可能会冲击民主并因此导致政治共同体的分裂和瓦解。因此,宪法不仅仅要建构统一的主权,还应该确立基本的统一的社会和政治制度,在此前提下充分尊重各族群的文化和宗教特性。

   天下主义声称比民族国家更具有普遍性,因为它强调所有人生活于一个共同的天下之下,但吊诡的是,它又允许在这个天下之下存在的诸群体各自秉承其往往彼此无法兼容的特殊性,声称要平等地承认这些特殊的文化,因此在不自觉中滑向文化相对主义。这一天下主义不仅迥异于传统儒家的天下观,而且走向了对现代性的普遍主义的否定。

   三

   民族国家固然以具体的共同体为主要的关切对象,但它是现代性的普遍主义的产物,或者说承载了现代性的普遍主义。民族国家是西方创造出来的现代政治形式,与西方文明的近代发展特别是宗教改革带来的个体化及其世俗化密切相关。民族国家的雏形是宗教改革在分化了基督教世界后形成的信仰共同体,可以理解为普世教会的民族化。此后,英国特别是美国和法国逐渐以普遍性的、抽象的自然权利为基础建构政治共同体,在自然权利的政治逻辑中发展出自由主义民主政治,第一次在人类历史上在大规模的政治体中创造了公民平等参与的自由的政治生活,并因为其强大的政治和共同体认同而在经济、文化、思想、科技等方面释放出巨大的创造力,从而将整个世界卷入到它所推动的普遍性的现代化进程。

   民族国家的创造力和破坏力及其承载的普遍主义对所有文明、文化、族群、政治体构成了无法逃避的挑战,也激起了各种反动,这些挑战和反动进而促成了各种共同体的想象和构建,产生了以文化、种族、阶级等为基础的民族国家形式,其极端类型就是二十世纪出现的左右极权主义国家。这两种极权主义同样标榜某种普遍主义。苏俄宣称以世界无产阶级的自由将人类从资本主义的奴役和资产阶级民主的欺骗中解放出来,而俄国则是承担这一世界革命事业的先锋民族;而法西斯和纳粹主义则声称以高贵而纯粹的民族精神把人类从资产阶级和共产主义的堕落和低劣民族的腐败中同时拯救出来,德国、意大利和日本以此来建立对其他民族的征服和统治。然而,这两种普遍主义的民族主义因为它们对个体的压抑、对自由的剥夺和对其他民族的侵害而最终走向失败和毁灭,以平等人权和平等共同体为基础的自由主义的普遍主义世界图景取得了上风。

   当然,这一世界图景一直受到各种质疑,并未能够取得无可置疑的支配性地位。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这一图景的内涵存在着含混和张力,人们对于平等人权和平等共同体的理解远未达成一致。因此,一方面有的国家以共同体的平等所赋予的独立主权来拒斥其他国家和国际社会对其内部人权问题的批评,另一方面,有的国家和国际社会也以平等人权为名义要求对某些国家进行人道主义干预乃至发动正义战争。后者表明,自由主义式的普遍主义世界图景对民族国家的主权构成了约束,这一约束同时体现为内在的宪政和外在的人权政治。

   由此可见,民族国家远非缺少和排斥普遍主义。正相反,普遍主义往往是构成民族国家和民族认同的重要因素。每个民族国家,即便它想固守其特殊性,也往往会将这一特殊性上升或转化为到某种普遍性,以此来论证其正当性乃至优越性。譬如中国学术界对天下主义的重新阐释就反映了这一点。对于每个民族国家特别是大规模的民族国家,它必须反躬自省的是:它将愿意承担一幅什么样的世界图景?它将向世界提供一种什么样的普遍主义来展示自己作为一个大国所具有的创造性和所应该承担的责任?它是否愿意接受一种对自己构成约束的普遍主义?这是含混的中国梦和仅仅在富强方面比较明确的民族复兴构想所远未能够回答的问题。

   中国之所以不能回答这个问题,是因为它还不能回答一个更为根本性的问题。鉴于民族国家这一现代政治形式的特点,如果一个民族国家不能够成为真正的政治共同体,那么必然会陷入族群的分立乃至对立和社会的松散和分裂当中,那么。如果它要成为政治共同体,它必须面对的是这一选择:以政治强力和威权来维持国家对共同体的控制和动员,而是以共同的政治生活塑造国民对共同体的自发认同?中国目前仍然走在国家主义的道路上,但是已经深刻地感受到了国家主义的危机,然而政府和国民均缺乏以政治生活重塑共同体的意识与意愿。事实上,中国的内外强力所掩饰的是一个古老民族近两个世纪的自我意识的危机。而如果一旦克服了这一危机,那么中国的力量的展现方式将发生重大的乃至根本性的变化,对于领土争端的处理也会出现崭新的视角。当中国确实成为自由而自主的政治共同体并且承担其对世界的普遍主义承担,那么大国的精神和责任将会节制其对强力的使用,并促使其融入亚洲和世界,而非以功利和怀疑的态度在亚洲和世界中寻求某种霸权。

   虽然民族国家还存在各种政体样态,但其最初呈现并且目前仍然很强劲的自由取向表明,这一现代政治形式的根本意义在于以自由的政治生活来实现某种对人的普遍性——作为自由和平等的主体的人——的理解。正如卢梭所理解的那样,在脱离了自然状态的社会和政治状态中,成为公民是成为人的前提。民族国家揭示了亚里士多德在城邦政治生活中发现的政治对于人的构成意义。只有在共同体提供的特别是在自由和平等的公民之间的伦理和公共生活中,人才能发现和实现其自然。正是在这一对政治的理解当中,我们才能深刻地体会何以普遍主义必须以政治共同体作为载体,否则它将魂不附体,沦落为某种虚幻的、乃至自欺欺人的乌托邦。天下主义并不能构成现代政治的正当性原则,但是它在经过转换后可以成为塑造中国人的普遍主义的思想资源,从而成为建构民族国家的因素并通过民族国家展示自身,否则天下主义仍将像游魂一样飘荡。

   正是基于这一对民族国家的政治意义和普遍主义的理解,世界的所谓后民族结构并不能被想象为民族国家走向解体的状态,而应该是民族国家进一步敞开来落实普遍主义的过程。然而,正如哈贝马斯自己认识到的那样,开放必须和封闭形成某种特殊的均衡关系。他指出新自由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世界图景的去政治化的危险。两者认为个体和小群体可以在某种世界网络的调节中存在,因此可以不需要大规模的政治共同体。哈贝马斯敏锐地发现,这一政治的终结将意味着西方人遗忘了,对于现代人获得自由和成为平等的相互尊重的道德主体而言,政治自主不可或缺。哈贝马斯同时相信,为了应对全球化给民族国家造成的冲击,某种在民族国家基础之上、但又超越民族国家的欧洲联邦是欧洲的最佳选择,它足以促成欧洲公民的形成,通过某种后民族的民主制度更深入地实现欧洲人的普遍主义并塑造世界。

   以联邦还是邦联的方式来对欧洲进行一体化一向是欧洲人争论不休的话题。今天,欧洲一体化的程度已经超过了邦联,但远远没有达到联邦的程度,但我们已经看到这一一体化已然开始侵蚀民族国家的内在纽带,促进了地区意识和地区主义的发展。正是欧盟带来的和平、安全和繁荣为苏格兰、加泰罗尼亚、弗拉芒、北部意大利等的地区意识的强化提供了条件,而这种地区意识归根结底是某种狭隘的地区利己主义。如果苏格兰在9月18日的公投中宣告独立,那显然是划时代的事件,因为它意味着世界上现代民族国家的先驱——英国走向解体。而苏格兰独立运动固然是应对全球化造成的经济和社会危机的某种努力,但在根本上无非是为了通过垄断北海的油气资源在本地区创造更多的物质利益和个人财富,实现更为均衡的再分配。非民族国家化所带来的非政治化在这里彰显无遗。显见的是,地区认同的强化和民族认同的衰弱将进一步削弱欧洲各国的民主政治,加深欧洲的民主危机。和平与繁荣展现了欧盟在人类历史上无以伦比的成就,我们看到欧洲统一的早期推进伴随的是民族国家的发展,无论是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还是刚刚加入欧盟的波兰、捷克等均从欧洲统一中提升了国力,然而我们也不能忽视欧洲联盟的进一步深入及其去民族国家化所造成的风险。消解了民族国家而地区化的欧盟很可能再封建化,这些地区显然不复拥有民族国家的政治担当和世界意识,关切的仅仅是这一部分人如何能在欧洲的保障中享有安宁和富足。在他们身上,我们显然无法看到哈贝马斯所期待的欧洲公民。

   因此,欧洲人仍然需要寻找一条道路,既维持民族国家,又能够建立某种联盟来实现欧洲性的政治认同。从民族国家的兴起到民族国家的超越,欧洲对于世界的示范意义是根本的和深刻的。这一意义的关键是呈现了个体的主体理解的可能及其政治表达。中国的民族国家建构以及天下主义的重新提出同样需要面对这一意义。

   原载《知识分子论丛》第13辑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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