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勇:以著书立说为目标的田野政治学(田野政治学的构建·第十二章)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5 次 更新时间:2021-03-04 13:3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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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勇(华中师大) (进入专栏)  

  

   学问有不同的表达形式,如报告、论文和著作。田野政治学以田野调查为基础,关注田野上的现象和不断发生的变化,主要的成果形式是调查研究报告和论文,容量更大的著作也是重要形式之一。田野政治学是从田野的路径进入政治学研究的,在著书中强调立说,能够通过田野建立自己的独到见解、观点和主张,从而形成与文本路径研究所不同的风格和特色。著书是基础,立说是目标,由此形成田野政治学的一家之言。

   一、著书中形成立说自觉

   中国的政治学是在1980年恢复重建的。一门学科的恢复重建,起点和基础性工作便是编写教材和工具书,使人能够获得这门学科的基础性知识。在1980年代,中国的政治学者们都不约而同地做同样的事,这就是编写教材和工具书,并以此为起点,以文本为基础进行专门的研究。

   湖北省的政治学起步较早,湖北省政治学会成立时间早于中国政治学会。我所在的华中师范大学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很早便开始政治学研究。当时的科学社会主义专业与政治学是一体的,学科带头人高原教授既是湖北省科学社会主义学会会长,也是政治学会会长。高原教授主编了《科学社会主义》教材,后又主编了《通俗政治学》。我进入专业研究领域的起步,便是参与这两部教材的编写。由此开启了著书的历程,知道了著书要有体系,有主线,这个体系要通过章、节、目的方式分层,各个部分都要贯穿着主线。

   政治学的恢复重建是在整个社会科学发展进程中开启的,国家重视和通过设立项目支持社会科学发展。1986年我独立承担了湖北省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的研究”,并于1987年出版了我个人的第一部著作《走向现代文明——大变革中的中国社会生活方式》。其主要内容是:

   通过大量的调查材料,展示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方位改革和开放的大变革当代,我国社会生活方式从温饱走向小康,从贫困落后走向现代文明的历史变革进程。从劳动、消费、政治、精神、社区、交往、闲暇、家庭等各个生活领域,对工人、农民、知识分子、青年、妇女生活方式的特点、当代的变革发展及存在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分析和论述。在此基础上,本书认为:追求生活质量,走向现代文明正在成为我国当代社会生活方式的发展趋势;其发展模式将是渐进型、不平衡型和民族开放型;在其发展中将面临五大冲突,并据此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本书的特点是,立足于变革的现实,注重全景式的勾画,并把我国当代社会生活方式变革置于社会文明进程的广阔背景下进行历史的鸟瞰,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和一定的深度。

   该书主要还是一种描述,属于编著。但在承担项目和写作该书时,除了文本资料外,还到全国许多地方和单位进行广泛的调查。使我得以走向社会,为之后的田野调查打下了基础。

   1980年代是激情燃烧的岁月,社会和理论热点不断出现。我与当时绝大多数学者一样,追逐热点进行研究,先后写过以领袖类型和政治典型人物为主题的著作。但这些书的学理性还不强,且因为政治气候的变化未能进入出版过程。

   随着政治学的恢复重建,政治学研究开始出现分工,专业性的特点开始显现。一部分学者关注基础理论研究,一部分学者关注政治制度研究,还有一部分学者关注具体问题研究。华中师范大学的张厚安教授等人承担了国家“七五”规划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中国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出版了《中国农村基层政权》、《中国农村基层建制的历史演变》、《中国乡镇政权建设》、《中国县以下层次区划模式》等著作。1990年代,张厚安教授等人承担了国家“八五”规划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村政治稳定与发展研究”,出版了最终成果《中国农村政治稳定与发展》。1997年的“村治书系”有多种著作出版,其中包括《中国农村村级治理——22个村的调查与比较》等。

   以上著作的出版,标志着华中师范大学的政治学者走向田野,以农村政治和基层治理为研究对象,并进行持续不断的研究,形成了一个稳定的学术团体。

   随着研究领域的确立和研究的持续,特别是随着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基地的成立,研究人员的增多,与田野相关的著作愈来愈多。在这一背景下,张厚安教授明确提出,农村研究不仅要著书,更要立说,有自己独到的观点和见解。这可以说是田野政治学明确获得的学术自觉。

   二、中国政治的非均衡性

   1980年代中后期,张厚安教授承担国家“七五”规划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中国农村基层政权建设”时,我于1986年承担了国家教委(现教育部)青年社会科学项目“我国城乡基层政治发展研究”。我当时没有参与张厚安教授的“中国农村基层政权建设”项目,而是从事我自己的研究项目。经过数年的研究,1992年出版了我的第一部学术性专著《非均衡的中国政治发展:城市与乡村比较》。这部书由导论、上中下三编计12章构成,共38万字。

   这部书有明确的问题意识:

   通观中国政治和社会的发展进程,人们很容易为这样一个历史之谜所困惑:在中国,围绕上层国家政权所进行的斗争惊心动魄,反复无常。不仅古代中国的王朝更替、宫廷政变令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一幕幕反抗王朝的农民起义更是壮观无比,叫人惊叹万分,就是近代中国历史也是以不断地夺取国家政权的血与火铸就的。然而,中国社会的发展却步履艰难,其变化与上层国家权力的更迭无法对应,形成正比,国家上层的变动并不都意味着社会的进步和更新,有时反倒造成了停滞或倒退。

   专注于国家上层的政治学视野既难以对中国政治社会发展之谜予以令人信服的解析,也大大限制了对异常丰富、复杂和多样性的中国政治社会状况的透视和把握。这就需要我们寻求和开拓新的政治理论视野。

   这部书有自己的分析框架:

   首先,对社会历史发展奥秘的揭示,不能为一般的历史表象所迷惑,而需深入到社会深层,解剖社会内在的结构,揭示隐藏在现象背后的深刻原因。特别是在对政治社会发展的考察中,不能为极具诱惑力的国家上层权力更迭现象所纠缠,而应深入分析国家上层所立足的那个社会基础。其次,需以广阔的多层次视野透视和剖析政治社会。自从国家产生以来,政治体系就一分为二:一是来自社会,又凌驾社会之上,以其强制性的权力控制全社会的国家权力体系;一是在国家权力的统辖之下,与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并深深渗透在日常社会生活之中的基础性政治社会。毫无疑问,上层的国家权力是政治体系的本质和核心部分。但任何国家权力的存在及作用都是以基础性政治社会为前提的。……只有在注意国家上层变化的同时,对其立足的政治社会的状况、特点和变迁给予特别的重视,才能全面准确地认识和把握中国政治发展的进程、规律和特点。

   这部书有系统的学术体系:

   本书从城乡差别的历史演进出发,以社会分层与政治关系、社会结构与权力体系、社会秩序与政治控制、社会意识与政治文化和社会矛盾与政治活动为主要内容,对古代、近代和当代中国城市与乡村政治社会的状况、特点、变迁及历史影响进行了系统的比较分析。

   该书不仅将理论视野投向过去很少论及的国家之下的基层政治社会,开拓了透视中国政治问题的新领域,而且注意运用政治社会学和历史比较分析等新方法,为深化中国政治研究作出了富有创见的探索。

   这部书有自己的独到见解:

   以往人们经常以所谓“大一统”之类的字眼来概栝中国政治社会的一致性特点。如果就国家的整体性,国家权力结构的一元性而言,这是不错的。但是,如果我们将视野投向国家整体之下的基础性政治社会之时,就会发现,中国的政治远非仅以“大一统”的字眼就能概括和涵盖。在中国这样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历史悠久的国度里,政治社会状况异常丰富和复杂。在国家内的不同地方、不同社会组织单位、不同人群里的政治状况既有许多相似和共同之处,更有着不少的具体差别,表现出非等同性、非一致性的非均衡特点。可以说,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内部的政治非均衡性有中国这样突出。国家整体层次的一元性、一致性与国家统辖下的政治社会的非等同性、非一致性的结合,“大一统”与非均衡的结合,才是中国政治社会的完整状况和典型特点。

   该书的独特贡献是提出了“非均衡的中国政治”的论题。当时,围绕这一论题计划写作三部系列著作,分别是:非均衡的中国政治:城市与乡村比较;非均衡的中国政治:区域比较;非均衡的中国政治:民族比较。只是人到中年的我,后来一脚陷入了农村问题研究,未能完成原有计划。1993年,该书获得教育部霍英东教育基金科研奖。2019年,该书以《城乡差别的中国政治》为名再版。同年为“政治学人”公众号评选为“2019年最受政治学人欢迎的专业著作”。2019年为入选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日文翻译,2020年入选英文翻译。

   三、从中国理解村民自治

   进入1990年代,我的研究重心转移到农村村民自治。当时关注村民自治这一领域的学者很少,政治学者仅仅数人。一则村民自治在田野中发生,而当时的政治学注重的是宏大理论问题。二是村民自治很少出现在报刊媒体,被称之“静悄悄的革命”。既然被视为“革命”,意味着是对过往体制的突破,并会伴随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1992年我承担了国家教委(现教育部)社会科学“八五”规划项目“现阶段中国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研究”。经过数年的研究,于1997年出版《中国农村村民自治》一书。全书分导论和上下两篇。上篇为制度分析,共8章;下篇为实地调查,选取了11个案例。

   这部书有明确的问题意识:

   人们对村民自治认识不足或产生认识偏差,主要在于村民自治的实践时间尚不长,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加以探讨。主要问题有:

   第一,理论研究不足。中国现代化和民主化建设带有很强的探索性,没有现成的理论模式可供选择,只能依靠实践中的探索,即所谓“摸着石头过河”。中国的村民自治是在农村改革中兴起的,随后即在农村广泛实行。村民自治兴起前缺乏足够的理论准备,兴起后缺乏足够的理论支持,由此造成村民自治的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和滞后的状况。

   理论研究严重不足的后果便是有关村民自治的基本理论不明确,甚至出现歧义。例如,1995年7月,在由国家民政部主持召开的“中国农村村民自治法律制度国际研讨会”上,由于村民自治(The Villagers'Self-government)与村

自治(The Village  Self-government)在英语表达上差异极小,英文翻译时,人们对其差异性未多加注意。然而,村民自治与村自治虽只一字之差,涵义却迥然不同。前者是农村基层人民群众自治,自治的主体是村民;后者是村民居住的单位,自治的主体是地方。而当笔者在该会上提出这一问题后,英文翻译却无法对这两个词严格加以区别,以至于许多外国学者仍将村民自治等同于村自治,进而无法理解在实行村民自治的过程中为什么还需要党的领导,在实行自治的村为什么基层组织的核心是中国共产党的支部。村民自治与村自治的概念差别还关系到实行村民自治过程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如国家的高度集中统一领导与人民群众的自治权、乡镇政权与村民自治、村党支部与村民委员会、村的政务与村务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如果这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弄不清,村民自治的实践就会受到严重影响和制约,甚至会因为多种原因而扭曲变形,发挥不出应有的功效。如农村个别地方,以为实行村民自治,就可以不接受党和国家的统一领导,以致成为国家法律和政令难以贯彻落实下去的“土围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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