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哲:数字剩余价值——透视数字经济体系的核心视角及治理思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3 次 更新时间:2021-03-04 11:5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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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哲  
面对数字剩余价值引发的全社会两极分化的加剧的前景,这显然已经超过了市场本身所能够自发调节的能力范围,因此必须要用法律和政府的公共权力手段来进行调节。这就包括三个层面的努力:一是保障普通劳动者的收入,要用立法手段来逐渐强制提高普通劳动者的最低工资标准,尤其是对于网络企业,除了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外,还可以适度根据其收益情况规定基层员工的工资率或者工资比例,这显然在国企的经验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大型网络企业越来越具有的公共属性,意味着其不能完全按照私有企业进行放任。二是要通过反垄断来促进竞争,网络经济只要能够保障其竞争性,就能够通过竞争来提高效率、通过劳动自由流动来提高劳动者收入和抑制数字剩余价值的无限制扩张增殖,从而利用市场机制实现一部分的抑制两极分化。传统的反垄断惩罚在巨大体量的互联网平台公司面前已经面临严重的惩罚不足的窘境,这就要求对网络平台巨头要针对性地提高惩罚力度,使其承担的惩罚成本要大于其扩张垄断的收益,这样才能通过反垄断来遏制两极分化的恶化。三是要进一步增加高收入群体的累进收入税率、奢侈消费税和财产税,通过税收调节来进行收入弥补,其中基于高收入人群的调节性税收应该定向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从而体现出收入调节的税收意义。

   (六)补充完善社会福利

   数字时代所创造的巨大社会财富和由此而产生的巨大的剩余积累—数字剩余价值,最终应被应用于全社会的福利体系之中,而不应被少数阶层所垄断,这就是人类从互相奴役的低级社会向人人平等幸福的更高阶段社会演进的历史趋势。从农业时代向工业时代转型的过程中,通过社会生产力水平的飞速发展和社会权利运动的不断斗争,最终的结果是较为发达的国家均建立起了覆盖广泛的国家社会福利体系制度。这种趋势在数字经济阶段显然应该继续通过公共手段予以延续。在确保通过反垄断、二次税收调节、最低工资制度等手段有效遏制其增殖后,剩余的数字剩余价值显然应该通过国家构建的福利制度来进行最终的公平分类。这种分配要避免两个极端,一是避免对劳动动机的压制,也就是出现某些福利国家的不劳动比劳动收入更高的反常现象;二是要避免对社会储蓄和再投资的伤害。因此,社会福利的改善应该有着优先顺序,首先是对老人、儿童等弱势群体的福利投入;其次是对医疗救助体系的补充;最后才是通过现金返还等方式来直接对向公民返还。当然,完善社会福利体系是一个巨大的工程,其不仅仅是对数字剩余价值的重新分配,实质上也是一种社会结构从繁重的生产性社会向美好的生活性社会中转型的结果。

  

五、结论


   最终可以看到,经济体系从工业体系向数字体系转型的过程中,数字资本借助网络、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信息技术所形成的更为高效、整合的经济系统,会显著性地提升全社会的生产力水平,但同时也通过提高劳动者强度和时间、消解发明者权益、压低管理层成本、降低市场成本、逃避制度性责任等方式来形成规模更大和更快速增殖的数字剩余价值。数字剩余价值具有典型的两面性,即生产性、创新性和剥削性、垄断性:一方面,数字剩余价值显著地提高了全社会的资本剩余水平,通过数字技术提升了经济系统的效率和强度,同时也在通过资本的跨界渗透过程中传递了知识和扩散了创新。另一方面,数字剩余价值同样会更具有强烈动力的去增加劳动者强度和利用各种网络信息技术来监控劳动者和增加劳动时间,并通过跨界收购、互相持股、排他协议、工资联盟等方式实现各种垄断行为,从而对全社会形成经济与社会的破坏,引发包括加剧两极分化、累积社会矛盾、挤压传统产业、抑制后发创新、破坏市场秩序、侵害公共权力等各种后果,因此,必须进行有效的治理。治理的原则既要鼓励经济的进一步数字化从而提高生产力水平,同时要用法律法规降低两极分化,保障劳动者权利,打击平台垄断、完善网络税收,提高社会福利水平,让数字剩余价值这一客观存在的经济现象造福而不是伤害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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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电子政务》202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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