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哲:数字剩余价值——透视数字经济体系的核心视角及治理思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3 次 更新时间:2021-03-04 11:5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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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哲  
自农业时代进入到工业时代以后,传统的农业资本(主要来自于地租积累)也相应转变为工商业资本(主要来源于利润,或者剩余价值)并进一步转变为金融资本(主要来源于信贷利差或者资金使用费用)。而进入到网络、大数据、人工智能为核心技术体系的数字时代后,工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形态则进一步转化为数字资本,而数字资本的核心增殖来源就是数字剩余价值。因此,可以说,数字剩余价值正是工业资本向数字资本形态转型的核心核心动机和必然结果。

   (三)有助于知识和创新的扩散

   无论任何时代,资本都具有天然的两面性。一方面,其具有显著的剥削性,通过资本可以无偿占有劳动者的劳动,例如地主收取佃户的地租,企业主占有工人的劳动剩余价值,金融家获得实体经济的利差。而另一方面,资本同样具有显著的生产性,并且这种生产性不断地在提高社会生产效率和实现自身形态的升级。这种升级主要是从物质性的资源投入到更具有创新价值的知识和技术扩散实现的[15]。例如,当企业家去收购一家快要破产的企业时,不仅提供资源的支持,更利用自身的管理经验来改造这一企业,使其起死回生。而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资本在更大范围伸张其资本网络构建自身的企业群落的同时,也在将其核心的技术、知识和管理模式分享或者注入到越来越多的相关企业中,在这样的过程中完成企业群落内部的横向或者纵向的业务、信息、技术的整合[16]。最终将更具有生产性的网络组织模式扩散到传统经济体系的各个角落。更重要的一点是,由于数字剩余价值极大加快了数字资本的积累速度,同时也加快了数字资本的溢出(再投资)速度,从而进一步加快了数字技术和知识的扩散过程。因此,可以说,数字剩余价值成为数字知识和技术创新体系向全社会扩散的媒介。

   (四)提供了足够的社会剩余福利产品

   对于数字剩余价值的出现,从不同的角度可以看到不同的结果。从劳动者的角度,显然意味着更多的劳动价值的剥夺,而从资本的角度,则意味着更大的资本回报。而如果站在更高的层面,也就是从全社会的角度,可以发现,数字剩余价值意味着社会能够产出更多的可供二次分配的社会成果,这既包括实体的产品也包括各种服务。需要指出的是,数字剩余价值虽然是以数字经济体系聚集形成的,然而其并不是纯虚拟的,数字化剩余价值背后所代表的是包括通过数字化体系改造和网络平台营销的各种实体的产品和社会服务的剩余价值。在数字剩余价值的驱动下,全社会经济体系通过数字化改造,极大提高了整个社会经济的效率并通过提高个体效率和强度压缩劳动者的必要劳动时间,最终形成了更多的社会福利结余。只是在数字经济的发展初期,这种数字剩余价值首先为网络经济资本阶层所垄断,然而其的的确确是已经被创造出来的存在的现实价值增量,这意味着整个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升。那么,这种被创造出来的社会剩余产品如果分配得好,就能够促进全社会的社会福利水平。

   (五)加剧了社会矛盾的累积

   当然,被数字经济体系所创造出来的超额的数字剩余价值,并不能天然得被公平分配,否则,就不能被称为剩余价值。由于数字剩余价值优先被数字资本所攫取和累积,并进一步加剧了数字资本的累积,形成了强者愈强的马太效应,那么必然会形成严重的社会矛盾的累积。这种情况类似工业资本主义早期形成的严重的社会矛盾,其在19世纪后期和二十世纪被风起云涌的社会主义思潮和福利主义运动所逐渐缓和。归纳起来,数字剩余价值的出现至少加剧了四个层面的矛盾:首先是普通数字经济劳动者和数字资本家的矛盾,越来越多的原先的发明者、高层管理者和中产白领阶层在数字经济更为强大的攫取机制下下沉变为普通劳动者,而上层数字资本家则以更快的速度累积财富,显然形成了严重的贫富差距和阶层对立。其次是数字资本企业与传统工商业企业之间的对立,数字资本体系利用强大的网络渠道垄断和资本实力,进一步剥夺和压制了传统企业的生存空间和经营独立性。第三是数字资本与传统金融资本之间的矛盾,经过上百年的发展,金融资本成为传统经济体系的最核心的资本运营者并居于枢要的控制地位,而数字剩余价值所形成的数字资本通过网络渠道绕开了传统金融体系对经济的控制方式,利用更为覆盖广泛和低成本的网络渠道来开展金融业务,与传统金融体系抢夺阵地。最后是与国家行政体系之间的矛盾[17],数字经济一方面绕过了传统经济的缴税渠道,回避了部分制度责任,同时又间接利用平台控制了海量的(百万、千万级)企业和消费者,从而在传统的市场监管体系之下又事实上形成了自己的监管体系,两种体系之间势必日益在各方面形成碰撞。

   (六)对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

   正是因为数字剩余价值在当代整个社会经济体系向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成为越来越普遍的现象,以及其本身所具有的促进生产力水平提升和促进知识扩散等积极效果和严重加剧两极分化并产生多方面矛盾的强烈负面作用。这使得对于数字剩余价值的治理的意义凸显出来[18],有效地治理数字剩余价值,不但变得重要且愈发急迫。治理的意义从来不是简单的管制或者禁止,而是采用复合的手段使其纳入规范、可控、有序的运行轨道之中。就数字剩余价值的治理而言,虽然其是新出现的经济现象。然而它依然具有传统资本的特质,也就是既具有生产性也具有剥削性和破坏性。因此,传统社会有效的利用税收、反垄断、福利制度、劳动权益保护等各种手段来抑制资本的破坏性。传统社会对于资本的治理原则,依然可以被有效地借鉴在数字治理的原则之中。因此,其治理原则所遵循的核心还是要从其本身所具有的特质入手:一方面要积极保持其所具有的积极的生产性;另一方面要遏制其所带来的负面效果。而针对数字生产体系所具有新的网络化、智能化运行机制等特点,以及数字剩余价值所具有的更为强烈的对传统经济和监管体系的冲击,就需要急需建立相应的治理原则和体系。

  

四、完善数字经济治理体系,分配好数字剩余价值


   对数字剩余价值的更好治理,需要结合数字生产体系的的特质来进行,具体而言,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进一步鼓励经济数字化

   人类社会经济体系乃至全社会体系的数字化是不可改变的历史趋势[19],这是人类经济和社会从缓慢的、分离的传统社会结构向高效的连通的网络社会结构演化的必然历史进程。经济的数字化过程并不是经济的虚拟化,而是通过数字机制对传统经济体系的彻底重构,从而形成以数字流动和信息连通为核心交换机制的全新的经济体系。这一经济体系能够避免传统经济体系由于生产和消费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经济波动、供需不匹配、效率低下、浪费严重等问题,并与其他技术进步相结合,创造出全新的整体式、网络化、智能化的高效经济模式,从而为全社会创造出巨大的物质产品。人类社会自诞生以来迄今为止受制于物质短缺的基本现状有望在数字经济阶段得以根本性的解决,从而使得物质匮乏不再成为人类社会所面临的基本压力。当然这一进程不仅是通过经济数字化完成的,而是在经济数字化背后所代表的一系列技术突破的整合,同步提高了生产力和优化了生产关系,并且这一过程也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人类终于在当今时代逐渐看到了彻底通过数字经济体系解决物质匮乏的曙光。因此,要进一步大力鼓励经济的数字化。

   (二)大力保障劳动者权益

   衡量一个社会文明的程度,不仅取决于这个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还取决于普通劳动者个体的权益和实际生存状态。一个再经济高度发达的数字社会,如果普通劳动者丧失了合理的报酬权、基本的休息时间和自由权利,那么也不过是一个在新技术包装下的数字奴隶社会。自十九世纪中叶由马克思主义者发起的世界范围内对普通劳动者权利的保护,是人类近几千年来最伟大的社会进步,这种社会进步不能因为社会形态从工业社会转为数字社会就被抹杀,反而应该由于全社会生产力的进步而得到更大程度上的保障。对于数字经济形态下的劳动者权益保护,一是要加强在收入权方面的保护,这主要体现在保护数字经济下的底层劳动者权利(因为中高层劳动者,其绝对收入下降的不明显,或者还有增加),要提高底层劳动者的最低工资率。二则是对休息权和自由权的保护,这覆盖了既包括底层体力劳动者也包括中高层脑力和白领阶层的保护,通过在线工作和远程工作全天候挤占休息时间不能成为数字社会的劳动常态,要保障劳动者基本的休息时间,以及在休息时间的下线权(避免隐形加班),通过经济手段(例如高额加班费用)和行政法律手段来处罚明显侵害劳动者权益的企业,避免数字奴役在数字经济转化初期就蔓延开来,最终导致全体社会幸福程度不增反降。

   (三)坚决抑制平台垄断

   垄断是市场经济的大敌,这不仅是在传统经济时代如此,在数字经济时代更是如此。垄断会破坏市场本所具有的一切公平、自由、竞争、效率、信息透明、有效价格、供需均衡等一切优点,因此,在传统经济时代,反垄断一直是保护市场有效性的重要监管手段。在数字经济时代,由于数字经济所具有的高度先发优势、强渠道控制能力、高产业渗透性以及数字剩余价值的高度掠夺性和快速累积性,使得网络巨头的平台垄断成为网络经济时代普遍的现象[20]。网络平台垄断不仅会干扰市场经济体系本身的有效性,且由于其巨大的控制能力,使得在政府监管与平台下企业用户之间形成了一个新的监管层级,成为事实上的群体商业规则的制定者,而这在传统经济时代本应是政府和法律的公权行为。加之数字资本所拥有的跨行业的巨大渗透控制能力和利用金融杠杆形成的强大金融能力,使得巨型网络巨头成为跨越包括各种制造业、服务业以及金融领域的庞大联合体,可以直接和间接控制数千万人的就业和数亿的用户,而在技术中性的掩盖下则更加剧了资本掠夺和社会控制的本质。要真正的让网络经济形成更有效的市场体系,促进社会生产力水平和普通劳动者的福利,就必须通过严格的反垄断监管手段来遏制数字巨头强者愈强的马太效用和几乎无所不能的跨界扩张,从而通过公平的竞争用潜在的后发网络进入者来削弱先发数字资本巨头的优势和遏制其对经济、社会的控制能力。此外,反垄断不仅要盯住基于股权控制的显性垄断,还要盯住基于价格联盟、工资联盟以及通过各种不正当控制协议实现的隐性垄断。这些既需要法律的保障也需要政府积极有效的反垄断行为。

   (四)完善网络经济环节税收

   数字剩余价值其中显然一部分来自于传统经济体系对于社会责任和国家责任的逃避,也就是通常表现为国家税收的回避。数字经济体系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能够迅速发展,一是来自于其本身的确具有了信息传递高效、市场组织成本较低等特点,二则是来自于对于传统税收部分的回避。网络平台组织以技术服务和信息提供的形态和名义促进交易的完成,隐藏了其事实上是经济交易活动的本质,从而回避了作为商业主体应该承担的大部分社会责任,这成为一种明显的经济上的租值消散。这种税收回避又进一步降低了网络渠道的市场成本和增加了数字剩余价值累积。伴随着数字经济迅速扩展,传统商贸体系在向网络化转型的过程中,势必会进一步加剧传统经济租值消散的蔓延。对于完善网络经济税收政策而言,要有两种基本的策略,一是盯住平台责任,平台既然能组织成千上万的企业进行交易,同样也有足够的技术能力将税收上来。二是抓大放小,对于个体销售者和中小微企业,要以宽容的态度减免免征。作为网络税收的保障措施,则需要立法保障和合理分配国家和地方税收。显然,网络营销所具有的跨区域经营特性使得其更应该被纳入国家税而不是地方税,这样操作起来更简便明晰,也避免各地为了争取网店注册而擅自盲目降低税率,但这就需要合理划分央地税收关系和确立返还标准来保障。

   (五)严格降低两极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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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电子政务》202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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