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世联:梁启超的“文化自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1 次 更新时间:2021-03-04 06:4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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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他“确信我国儒家之人生哲学,为陶养人格至善之鹄,全世界无论何国、无论何派之学说,未见其比,在今日有发扬光大之必要。……确信欲创造新中国,非赋予国民以新元气不可,而新元气决非枝枝节节吸受外国物质文明所能养成,必须有内发的心力以为之主。……确信当现在全世界怀疑沉闷的时代,我国人对于人类宜有精神的贡献,即智识方面亦宜有所持与人交换。”[37]回到中国文化,就是反对任何搬用外国主义来解决中国的尝试。梁启超曾坚决反对过民主革命,当然也反对共产革命,由此也坚持反对用西方理论解释中国历史的“普遍化”论说,认为这是苏俄的阴谋:“原来在第三国际指挥下的共产党,他们唯一目的就是牺牲了中国,来做世界革命的第一步。……到他们计画全部实现时,中国全部土地变成沙漠,全国人民变成饿殍罢了。”[38]梁对共产革命的态度并不正确,但其反革命、反西方的立场所包含的对中国特殊性的认识、对中国现代性的期待,却有其长远的合理性。而且,以“国情特殊”为由而反对中国实行共产革命的主张,此后一再为人重复。事实上,在20世纪中国政治文化,中国特殊论、国情论一直是拒绝西化的主要根据。

   梁启超在转向中国特殊性时,没有充分考虑到如何由“特殊”到“普遍”的问题,也没有展开为一种政治论述。在他之后,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在评论李凯尔特的历史哲学时,同时承认民族文化的特殊性和历史的规律性,从而为中国共产革命提供了一种学术上的根据。后来的郭沫若等人以他所理解的唯物史观解释中国古史,破除了中国历史特殊、国情不同的观念,把中国历史整合到人类发展的普遍进程之中,建立了从原始社会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历史进步模式,不但在历史的连续与变动中论证中国革命的必然性和必然性,而且建立了以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论和终极目的论为核心的现代意识形态。从此,把中国纳入普遍历史、走俄国人路成为中国革命意识形态的基石。

   所以在现代中国,“普遍历史”不只是学术论题,也是政治选择,其核心就是能否或应否把中国纳入普遍历史?马克思主义者的回答是肯定的,所以中国可以也必然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在中国走向“普遍历史”的过程中,重在“特殊”的新康德主义没有直接发挥作用。历史的复杂性在于,中国革命叙事中的“普遍”不是黑格尔式的以自由为动力、以西方现代性为标准的普遍,而是以革命为动力、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为理想的马克思式的普遍,这是西方“普遍”之外的另一种“普遍”。从而,就黑格尔意义上的“普遍”而言,中国革命叙事的“普遍”仍然是“特殊”;就这种“特殊”的起源是外在于中国历史现实的德国构想和苏俄实践而言,它又只能以“普遍”的权威才能参与到中国中来。20世纪30年代以来革命理论的主要工作,就是从历史观、世界观、文化观等方面把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普遍”理论转化为中国自己的要求,成为普遍真理与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中国马克思主义。

   梁启超由历史不同于科学的特性进入,通过文化与自然的区分,最后落实到中西之别,这是一个“文化自觉”论述逻辑。差不多一个世纪后,费孝通正式提出“文化自觉”的概念,说明这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时文化选择的自主性。[39]按照我的理解,现代中国的“文化自觉”有三个内涵。第一是“中国自觉”,即中国文化的自我认识,但这种认识只有在全球交往、文化比较中,只有在对各种文化的实体/载体——不同民族、国家、社群、代际、性别的价值观、行为模式、再现符号、商品、服务及由此形成的稳定联系的文化整体的把握中,才能获得。不同文化的交往过程必然蕴含着冲突。只是因为冲突,一种文化的内在幅度才能打开,一种文化的局限性才能外显。不同文化之间是相互交流、和谐相处的一面,也有相互对立、加剧冲突的一面。冲突无可避免,我们不但不能回避,也不能将之视为消极现象。第二是“现代自觉”。中华复兴是对中国文化价值的肯定,但要看到中国文化的局限、弊端、恶劣以及种种不适应现代生活的方面。我们要反思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西化”取向,但也要继承五四以来对中国文化传统的重新评价,以西方现代性、特别是启蒙计划中的普遍价值批判中国专制政治及其文化。而这一过程要有积极意义,就必须同以中国传统为资源,批判西方现代的“工具理性”及其破坏性后果。如此方能避免如严复所理想的“不为无理偏执之顽固,则为逢迎变化之随波”。第三是“文化自觉”。这就是要认识什么“文化”?在现代社会整体中,经济、政治、文化是三个并列且有相对独立的三大领域,维护文化自主性,就是要充分正视文化与经济、政治之间既相互关联又各有独立性的辩证关系,承认文化是资本又是意义,文化是权力又是价值,从而警惕资本与权力对文化的扭曲,以人文矫正市场,以社会正义规范发展效率;是以文化引领政治发展,驯化过于生硬的权力结构,推动政治的民主化、人性化,最终实现经济、政治、社会与文化的和谐发展。如果完整的“文化自觉”的论说系统确实是包含这三个涵义,那么,梁启超的论述包含了中国自觉和文化自觉,而缺少“现代自觉”。在这个意义上,过去对他的评价,即梁启超晚年转向保守或回归传统,就是正确的和必要的评价。

  

   (2006春初稿,原载《中原文化研究》2016第4期)

  

   [1][美]彼得·伯杰:《全球视野中的西方历史思想:十个命题》(2002年),载陈启能、倪为国编:《历史与当下》,上海:三联书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页。

   [2]严复:《论世变之亟》(1895年2月),《严复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页。

   [3]胡适:《我的信仰》(1931年),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1,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页。

   [4]吴丕:《进化论与中国激进主义1859—1924》,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2页。

   [5]何炳松:《历史研究法》,上海商务印书馆1927年版,第2页。

   [6]朱谦之:《史学概论》,《朱谦之全集》第6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38页。

   [7]梁启超:《读<春秋>界说》(1897年冬),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1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310-3111页,下引《梁启超全集》,均据此版。

   [8]梁启超:《天演学初祖达尔文之学说及其略传》(1902年3月10日),《梁启超全集》第3集,第5页。

   [9]梁启超:《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1902年5月22日至1904年6月28日),《梁启超全集》第3集,第424页。

   [10]梁启超:《致严复书》(1897年),《梁启超全集》第19集,第532页。

   [11]梁启超:《文野三界之别》(1899年9月15日),《梁启超全集》第2集,第52页。

   [12]参见郑匡民:《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61页

   [13]参见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1902)、《先秦政治思想史》(1922)、《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1902)等著作。

   [14]梁启超:《破坏主义》(1899年10月15日),《梁启超全集》第2集,第71页。

   [15]梁启超:《释革》(1902年12月14日),《梁启超全集》第4集,第93页。

   [16]梁启超:《中国史叙论》(1901年9月3、13日),《梁启超全集》第2集,第310页。

   [17]梁启超:《新史学》(1902年2月8日至11月14日),《梁启超全集》第2集,第502-3页。

   [18]梁启超:《新史学》(1902年2月8日至11月14日),《梁启超全集》第2集,第501页。

   [19]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长沙:岳麓书社2003年版,第11页。

   [20]梁启超:《新史学》(1902年2月8日至11月14日),《梁启超全集》第2集,第505、511页。

   [21]梁启超:《中国史叙论》(1901年9月3、13日),《梁启超全集》第2集,第319页。

   [22]梁启超:《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1901年12月26日),《梁启超全集》第2集,第390页。

   [23]梁启超:《新史学》(1902年2月8日至11月14日),《梁启超全集》第2集,第505页。

   [24]梁启超:《中国史叙论》(1901年9月3、13日),《梁启超全集》第2集,第320页。

   [25]梁启超:《欧游心影录》(1919年10月-12月),《梁启超全集》第10集,第83页。

   [26]梁启超:《新史学》(1902年2月8日至11月14日),《梁启超全集》第2集,第502-3页。

   [27]梁启超:《什么是文化》(1922年12月),《梁启超全集》第16集,第6页。

   [28][英]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1946年),何兆武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01、103页。

   [29]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1922年1月),《梁启超全集》第11集,第346页。

   [30]梁启超:《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对于旧著<中国历史研究法>之修补及修正》(1926年10月至次年5月),《梁启超全集》第11集,第364页。关于“文化共业”的概念,可以借用张东荪1943年的一段话来理解:“文化之流愈长的,其表面上那一部分愈成为化石,变为硬壳而死去。但其内部必有尚有一些余留,沉淀下去,这沉留的一部分变为无形的影响力依然在暗中支持着这文化的生命。”(《思想与社会》,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75页。)

   [31]胡适:《介绍几部新出的史学书》(1926年),《胡适文集》10,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50页。

   [32]张荫麟:《跋梁任公别录》(1941年11月),陈润成等编:《张荫麟集》下卷,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848页。

   [33]黄克武:《梁启超与中国现代史学之追寻》,载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41期,第202页。

   [34]引自[德]格奥尔格·G.伊格尔斯:《德国的历史观》(1968年),彭刚等译,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87页。

   [35]梁启超:梁启超:《新中国建设问题》(1911年11月),《梁启超全集》第8集,第345页。

   [36]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78—580页。

   [37]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32—633页。

   [38]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27页。

  

   [39]费孝通:《反思·对话·文化自觉》,《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群言出版社2007年版,第1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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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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