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世联:“软实力”论述中的流行文化——兼论“软实力”的中国话语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6 次 更新时间:2021-03-04 06:1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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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它起的却是特别消极的作用:刺激消费、鼓励物欲甚至非道德的个人欲望、颂扬自我满足、视强暴和野蛮为正常、鼓励性乱行为、迎合最低级的本能。“总的看来,大众媒介所传播的价值观念一再表明,它完全有理由可被称之为道德败坏和文化堕落。在这方面,电视尤其是罪魁祸首。”[25]布热津斯基没有忘记,享乐主义是罗马帝国崩溃的原因之一。他认为,如果说西方国家的经验和能力可以解决经济增长率、储蓄率和投资率较低的问题的话,那么道德衰落、文化自绝和政治分裂却是更重要的难题。布热津斯基同时指出,当美国文化向全球渗透时,非西方人也会提问:

  

   但它的政治意义何在?它会不会助长美国行使霸权?……实际上世界对美国很熟悉,这与美国的全球文化输出和它在全球无所不在的影响这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有关。正如美国文化会对外国社会产生吸引力一样,美国的政策对外国政府也有着深远的影响。世界跟美国打交道的实际经历,以及打完交道后的反应怎样,取决于美国的文化渗透和全球霸权的动态混合结果。

   全球范围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对美国的实际熟悉程度能使人们对美国人的许多生活方式产生亲近感,尽管也会加深人们对美国政策的怨恨。……

   因此,对美国的实际熟悉的产生的文化影响就与其政治影响产生了碰撞。美国文化魅力所产生的主要政治后果是,人们对美国的期望值要比对别国的高。……

   因此,美国在受人仰慕的同时也遭人嫉恨。妒忌是导致嫉恨的原因,但不是惟一的原因。它之所以产生是因为人们觉得美国在全球到处伸手,几乎影响到了每一个人,尤其是影响到那些通过实际经历已经间接成了美国的延伸那部分的人。他们是美国大众文化的迷恋者,甚至常常更愿意亲自参与其中。……

   全球性的美国化还招致了对之对立的现象的存在,但多数情况下是在精英们中间,……大部分知识分子都会有意识地否定并摒弃美国方式,他们强烈反对文化向单一发展,谴责文化贬值现象,认为这都是美国大众文化的传播所带来的结果。……

   美国文化在全球的魅力,在引起政治动荡的同时,不可避免地要成为全球怨恨的焦点。[26]

  

   这是一种更为复杂的分析。一种被怨恨的文化当然不会是软实力。这就是大众文化的悖论:美国文化传播了美国精神,也招致了对美国的不满。美国文化在全球的推广并不必然导致全球的美国化,文化传播的真实后果“取决于美国的文化渗透和全球霸权的动态混合结果”,这固然反映了文化产品在被接受的过程中被抵制、被改写的现实,同时也说明美国的大众文化并不直接就是“软实力”的资源。约瑟夫·奈、亨廷顿和布热津斯基之间肯定是相知的,而且布热津斯基的《大抉择》与约瑟夫·奈的《软实力》又在同一年问世,因此,他们在流行文化上的不同观点,其实是一场没有公开的论战。

   流行文化形式众多,范围广阔,一些产品与服务有效地宣传了美国形象,它们当然是美国的“软实力”;也有一些产品和服务,因其过于强烈的消费主义、享乐主义,而受到国内外的批评和抵制。约瑟夫·奈、亨廷顿与布热津斯基所论各有其理。核心的问题是,流行文化因其市场取向、逐利本性、时髦风格很难影响不同文化、不同国家的价值观,或者改变一个国家的意志。流行文化确实有吸引力,可以潜移默化地改造不同文化中的受众;它理应受到批评,因为其内涵可能在瓦解着美国立国的精神基础,可能给全球文明带来破坏性影响。综合诸家所论,一个合理的结论是,第一,不能抽象地说“文化软实力”,而应充分认识文化的复杂性,对流行文化的社会/政治效果不应估计太高。第二,流行文化本身也是复杂多样的,它之成为“软实力”资源,不但要有约瑟夫·奈所说的情境、时间等多方面的“外因”,而且其本身也要有必要的规范和标准。仅仅是“流行”,那是不够的。

  

   3、中国选择:建设有民族内容的流行文化

  

   “软权力”论说与“华盛顿共识”及日裔美国学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历史的终结论”一起,表达了冷战后美国的自信。但“9·11”事件和伊拉克战争之后,约瑟夫·奈又用这个概念来提醒美国,在国际行动中,不能仅仅凭借军事实力为所欲为,这样做的后果反而会大大削弱美国软实力的基础。可见,软实力固然要以硬功夫实力做基础,但硬实力的过度行使也会妨碍软实力的运作。

   当然,以“软实力”作为美国的国际战略是一回事,“软权力”的客观存在是另一回事。比如,中国政府历来反对美国“和平演变”的战略,对来自西方的文化和意识形态也一直持批判性立场。但是,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硬实力明显增强之后,提升中国的文化软实力、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也成为国家议题之一。自2006年11月中共中央胡锦涛总书记在全国文代会、作代会上的讲话中第一次提出“提升国家软实力”的战略目标之后,“推进中国的软实力建设”成为中国文化发展的主题之一,而相关的理论研究,也风行一时至今不息。当然,中美“软实力”的意涵是不是一样的:约瑟夫·奈所做的是一种崛起后大国的战略思考,而中国的“软实力”建设则是崛起战略的一部分,因此中美之间“构建和实施的路径不同,难度也更大,对此我们要有非常清醒的认识。从另一方面来讲,及时意识到‘软实力’的效用,并通过实践来边开辟,边创新,边运用,形势可能对中国更加有利。这种实践可能推动我们更加自觉地利用来自国际社会的期待和正反两面的压力,利用发展带来的机会,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和灵活的战略,实行制度改革,创造出真正具有政治实质意义和有长期影响力的中国崛起模式。换言之,在崛起的过程中,创造出一种具有真实普世意义的模式,而不是先入为主在预设一种僵化的either-or模式。”[27]困难是现实存在的,愿景是经过我们的努力可以实现的。从上述有关流行文化与“软实力”的关系不同观点来看,中国的“软实力”话语有必要进一步澄清和申论。

   第一,建设中国文化“软实力”,必须在民族精神传统与当代普遍价值之间寻求平衡。当约瑟夫·奈反复论证流行文化也可以是“软实力”资源时,客观上也说明流行文化不是代表、传播一国价值观的最显著的方式。亨廷顿把文明与宗教、国家紧密联系起来,固然略显狭隘,但其论确实表明,文化之所以是国家“软实力”的资源,主要在于它代表了一个国家的基础的、核心的价值观念,而这种价值观念又能够对其他国家产生吸引力。无论如何,消费性、时尚性的流行文化主要以经济利益为主要目标,文化“软实力”主要体现在那些深植于国家/民族的历史、能够塑造国民文化身份和价值理想的文化。在这个意义上,文化的民族根基、国家意识、价值规范是其作为“软实力”的主要来源。由此产生的问题是,一种具有鲜明民族风格和历史内涵的文化,何以能对其他文化产生吸引力?约瑟夫·奈强调:“当一国的文化中包含了普世价值观,其政策中推行的也是被他国认同的价值观和利益,那么双方就会建立起一种兼具吸引力和责任感的关系,该国得偿所愿的可能性也会相应大大增加。狭隘的文化和价值观不可能产生软实力。”[28]“普遍性”是文化吸引力的基础,没有普遍只有特殊,这种与他者无关的文化,当然就不可能吸引他国。我们反对不顾民族传统和国家特色、以西方价值观为普遍价值并向全球推广的政治作业,但对不同文化传统中共同蕴含的、可以与其他文化交流互鉴的价值观,却应充分肯定并积极挖掘。“普遍”意味着共有和共享,它不是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发明出来的,而是全人类的共同经验和追求,因而既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赐予、强加,也不是任何一方可以拒绝、反对的。当代学者庞朴批评过两种极端观点:一是把现代化、全球化理解为西方化,相信西方文明是适合所有人的普世文明,西方文化理应成为全球文化霸主。另一个是抓住全球化的负面效应,认为全球化证明了西方文化已经走到尽头,下一轮必将由东方文化来领头。在他看来,“文化一元论的思想,对西方没有批判,它的批判精神,重新估价一切的做法,是不包括西方的,只是对中国的一切重新估价。而国情特殊论则是对中国缺乏批判。文化一元论是没有特殊性的普遍性,认为西方的做法可以无条件地放之四海;而国情特殊论则是没有普遍性的特殊性,国情特殊到可以脱离整个人类的发展规律。”[29]在文化一元论与国情特殊论之间,我们所应采取的是一种经过合理阐释的文化多样性立场。[30]

   第二,建设中国文化软实力,必须发展有内容、有意义的流行文化。基于美国流行文化的政治效果,约瑟夫·奈认为流行文化也是“软实力”的资源,这是因为美国的流行文化再现了美国的现实生活和精神状态,并对他国产生吸引力。反之,如果没有这些内涵和功能,流行文化就不可能是“软实力”的资源。也有中国学者在比较传统文化与流行文化并对后者的“软实力”表示怀疑:“传统文化往往具有较强的认同,会成为一个团体无须明言的行为规范。这种认同不是靠内部人的定义,而是因外部环境才得到显现。传统文化正因为拥有这种特征,一般会与条文制度形成互补性体系。它被他者所模仿的难度越大,其价值就越高。与此相反,流行文化不具备传统文化的这种行为规范特征,它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比较容易被模仿,甚至可以通过契约性交换获得。美国向世界输出的文化,一般来说是流行文化。这种文化是19世纪末以来伴随美国的大量生产模式和‘品牌商品’的开发。寡头垄断企业利用新兴媒体使人类社会‘普遍消费者化’的结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跨国企业的推动下,‘大众消费社会’式的美国生活模式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传播。然而,在该过程中得到传播的仅仅是美国当代(或某一时期)的生活模式,并非其传统文化。显然,流行文化不具备长期效果,只会影响一些特定阶层的特定消费者,更不会成为一个社会或一个团体的行为规范。因此,对约瑟夫·奈所谓的软实力文化源泉,我们需要有一个更加明确的概念,美国当代的流行文化并不是美国软实力和源泉。”[31]这种论点与亨廷顿、布热津斯基等相似,虽然过于斩钉截铁,但有助我们认识流行文化在作为“软实力”资源方面的局限性。在回答中国如何建设文化“软实力”的问题时,众多论者都提出要大力发展文化产业,这当然没有错,但还应当对文化产业中进行更细致的规定。只要我们还认可“文化是为社会创造意义的一整套价值观和实践的总和”的定义,流行文化就不能满足于娱乐、消遣游戏,而必须有内容、有意义、有品位,有自觉的家国情怀和规范意义。当然,参与“软实力”建设,是中国文化产业的一个重要使命,却不是唯一使命。也就是说,一些流行文化产品虽然不能作为软实力的资源,但它们能够满足文化市场的需要、丰富公民文化生活,所以仍有存在的价值和必要。但如果要讲文化软实力,则必须对流行文化有若干内容和风格的更高要求,或赓续中国传统,或再现中国现实,或表达当代价值观念,或体现中国道德规范,总之要有对不同文化、不同民族/国家具有示范性。

第三,建设中国文化软实力,必须从扩大国内文化的开放性。从根本上说,“软实力”概念是一个具有竞争性的概念,建设国家文化软实力是全球化时代国家竞争的内在要求。文化的吸引力不是空洞的、抽象的形象、话语和宣言,约瑟夫·奈在分析软实力的三个来源时,指出其中的“政治价值观”应“无论在国内外都能付诸实践”。推而论之,在展示中国文化的吸引力时,我们也应当在国内文化建设中的增加这种吸引力。文化吸引力的重要内涵除了上述普遍性外,另一个重要的内涵就是开放性。竞争有文化间竞争与文化内竞争。没有一种文化是固化的实体,每一种文化都处于变化发展之中,变化发展的动力源自内部竞争。在一个统一的国家内,不同地域、种族、阶级、性别、代际以及各种亚文化之间,实际上都充满竞争。中国文化在多大程度上获得全球认知和认同,在多大程度上参与了和谐世界的构建,取决于我们的竞争能力的高低优劣。文化内的压力、挑战是锻炼与培养文化竞争力的前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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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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