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世联:论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多样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5 次 更新时间:2021-03-04 06:0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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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以承认人类的共性为前提。

   第一、超越民族国家视界,全面理解多样性。

   从文化理论上说,民族国家本身是否能够成为一种文化共同体的单位,是否构成了一个同质性并足以与外部世界划出明晰界限的独特的实体等等都是应当讨论的。一个简单的事实是,文化与人类俱来,而直到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欧洲才出现以拥有对一块领土的主权统治为特征的、在调控能力上胜过传统政治形式(如古老帝国或城市国家)的现代民族国家。如果承认文化与政治的区别,那么我们就要承认,文化共同体与政治共同体虽然关系密切,却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它们在涵盖的地域和人群上,都不是相同。文化的概念有时小于国家概念,比如任何一个主权国家内的文化都远不是同质的,姑不论国家疆域内部不同种族、民族的文化的歧异性,就是单一民族构成的国家内部,文化形态也不是同质的,其中有各种各样的亚群体,他们之间的观念、价值、信仰、生活方式都有较大差异。比如比较典型的单一民族国家(并非完全意义上的)日本,也有信奉神道与信奉佛教之间的区别;文化的概念有时又大于国家,比如中国文化在漫长的过程中就扩展到现代政治中国的疆域之外,而亨廷顿所说的“伊斯兰文化”也绝非一个国家所能代表。

   一般地说,以统一为政治目标的国家,通常不愿从公共立场或政治上承认文化的多样化。对此阐释最充分的英国社会学家鲍曼(Zygmunt Bauman)指出:“‘国家’确切的含义一直指的是具有合法权利和拥有足够的资源在某一特定区域内制订和实施约束事务走向的规章和准则的代理机构。这些规章和准则希望和期盼将偶然性转化为确定性,将模棱两可转化为毫不含糊,将随意性转化为规整性——简而言之,将原始森林变成一个精心规划的花园,把混沌变为秩序。”[21]因此建立现代国家的过程,具有取消文化自由、以政治统一性强制文化统一性的特点,而且这并非一些专制政体的野蛮行径,更非少数政治狂人的偶然作为,事实上,现代国家的一个核心目标就是创造一种共同文化,为了维持政治共同体的团结和凝聚力,国家势必刻意地扶持、甚至只许存在一种文化形态,打压其它与其不同的思想、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极端的甚至推行“舆论一律”和“文化管制”。从政治共同体的角度考虑,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但从那些被抑制的文化共同体或亚群体的角度来看,它们的自我欲望早在全球化之前就屡受压迫了,即使不是非法的,至少也不能按其自我内在逻辑而自由发展,所以政治共同体内部的诸种制度安排和意识形态等对文化多样性一直就是疑虑和警惕的,尤其是如果这些制度并非是因应社会之自然变迁而自发地形成,而是人为地按照某种意识形态、服务于某个利益集团之目标而建立起来的,那么它们必然是服务于此一集团及其意识形态,其对多样文化之影响乃是直接的和压制性的。鲍曼认为:“现代国家是一种设计权势,而设计则意味着对秩序和混乱间的差异作出界定,对恰当与不恰当作出甄别,也意味着以牺牲所有其他模式为代价,来使一种模式合法化。现代国家宣传某些模式,同时双着手消灭所有其他模式。总之,它促进相似性和齐一性。”[22]一些总体性国家文化政策的特征是:对内,常常把某些狭隘的民族利益、阶级利益、集团利益放置在普遍利益之上,或径直把民族利益、阶级利益和集团利益等同于普遍价值并予以“神化”;对外,强调民族国家的特殊性,拒绝全球普适价值。内外贯通,这些国家以一种“特殊”为民族国家的“普遍”而排斥其他任何的“特殊”,其所成就的“国家文化”既无普适意义也无助于维护多样性。

   全面理解多样性,首先要充分认识民族国家不是文化多样性的唯一单元,种族、地域、社群、阶级、性别、世代乃至个体等等都是文化多样性的不同单元。从历史发展来看,全球化的动力起源于民族国家的建构动力,从民族国家到全球化,其间有合乎逻辑的递进关系。在如果说全球化在威胁着多样性,那么它也是建立在国家化已经抑制了政治共同体内部文化多样性的基础之上。尽管与全球化相对的首先是民族国家,从而维护国家文化主权和独立性是维护文化多样性的重要议题,但追根溯源,绝不能把多样化仅仅理解国家化。进而,要深刻反思在一个民族内部、一个文化共同体内部及其相应的政治结构之制度性安排是否妨碍着本土文化多样性的发育成长,不仅是指多种文化的共处繁荣,也包括同一种族内部不同群体的文化也获得各群体彼此之间的相互认可及国家法律的切实保障。两位西方学者在讨论国家与文化的关系时指出:“1、我们生活的世界有许多不同的政治形态,包括非政府组织、散居在外的民族主义者运动、跨国政治同盟和利益团体,以及跨境管理机构和规则。因而,我们正在步入一个有多种主权形式的世界,传统的民族国家只不过其中之一,尽管它是其中最强大的一个。2、文化多元共存是指在公众区域里赋予文化群体多样性的权利,这就意味着允许所有这样的群体享有某种程度的政治自治,也意味着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法共享主权。3、任何国境内人民对国家的忠诚和依恋必须与他们的公民权益分开。也就是说,在某些方面,政府问题必须同国籍问题脱钩。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必须放弃民族(被视为不可分割的文化实体)托管人的角色,而开始考虑把自己当作文化多元共存的托管人和文化多元共存可持续发展的担保人。”[23]如果我们接受这三点,那么我们就能理解,全球化所造成的民族与文化界限的不断交叉、不断重构的现象,客观上为文化多样性提供了更大的宽容性前景和自由生长的空间。

   第二、解构极化思维模式,正确理解多样性。

   虽然现阶段的全球化由发达国家主导,但文化全球化与文化殖民化毕竟是两个概念。无论借助多样强大的资本力量,也无论高新技术能多么快地改变文化生产及交流方式,不同文化顽强的生命力和政治国家的巨大控制力量实际上都在抗拒着全球一体化的过程,而文化的全球交往只能是一个比较缓慢的渗透过程,并且原则上只能经由文化共同体成员的自愿接受才能产生影响,这就是文化政治不同于暴力政治的主要特征。全球化固然弱化了民族国家的控制职能,但在一个相对封闭落后的专制国家,全球化也可能通过缩小国家限制国民的权力范围和深度,释放小群体和个人的自由空间,从而可能增加文化的多样性。一方面某些普适性的国际惯例和制度的约束力、国际共同体的舆论压力在一定程度上又能够保护或缓和各种针对“异端”和“边缘”的压力;另一方面,全球市场的冲击导致意识形态型国家的逐渐放松其强硬的意识形态立场,或冷却其意识形态狂热而实现文化的世俗化、商品化,在一定程度上消解其文化原教旨主义,这就可能为受压制的少数种族文化或同一种族内部亚文化的恢复和重建而挪出一定的空间。在此意义上,全球化不但不与多样化对立,而且打开了此前被国家意志刻意封锁的外部世界的形象和观念,展示了一个广阔的选择空间,使得政治共同体内部原本受到压抑的种种亚文化群体能够在国家控制之外传播自己的文化,在一统政治权威和意识形态内部争得若干缝隙伸展和抬头,进而反抗借国家力量推行的文化、价值和生活方式。阿尔布劳(Martin Albrow)指出:“全球时代给文化观念带来的最大的新意义,实际上就是使种种界限失效,并使许多成分从以前的话语强加在它们上面的种种限制中解放出来。”[24]毫无疑问,一个正在走向文明的社会,必然是一个充分占有文化资源的社会,文明的程度与文化自由的广度和深度成正比,只有封闭和愚昧社会才会限制自由选择、阻塞文化传播,究其实,它所维护的既不是真正的民族文化,也不是任何具有合理性的地域文化,而是少数集权者专横权力和政治利益。

   民族文化植根于民族生活实践,但并非没有普遍意义,各文化之间并非互相对立、不可对话。张灏以中国文化为例指出:“从行为规则去看,各个文化是很有不同之处。但若从行为规则背后所依据的基本道德则去看,则至少高等文化之间,甚多精神相通之处。举一个很浅显的例子,儒家的五常:仁、义、礼、智、信,放在世界任何一个其他高等文化传统里,都是会受到认可的。”[25]一些传统文化之所以在现代化、全球化时代遭到破坏乃至中断,部分是因为它不能提供现代世界相应的价值资源与消费满足;西方文化之所以在几个世纪内所向无敌,不只是因为它与“坚船利炮”相伴而行,也因为它率先完成了现代突破,更鲜明地体现着具有普适意义的现代价值。文化既有历史的传承性也有时代的应变性,全球化浪潮的涌动,不只是因为经济扩张的需要和技术手段的可能,更不只是由于美国及少数西方大国操纵世界的野心,而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具体地说,一是当然人类遭遇共同的困境、面临共同的问题,二是人类逐步形成了共同的价值观,民族国家之间、区域之间、人与人之间在文化问题上有了更多的共识。差异和冲突至今仍然存在,但越来越可以理解,并可以在理解和对话中相互学习。因此,任何无视数百年来各民族文化交往、相互影响的历史,以本土化为由,实行文化专制主义,限制公民文化需求的做法;任何能以多样性为据实行文化孤立主义,抱残守缺,反对文化交往和沟通的做法,任何为了维护少数极权者的利益而抵制文化开放、文化民主的做法,都不但曲解了本土化,实际上也耽误了民族国家的发展和进步。毕生阐释中国文化的梁漱溟早就注意到:“东方各国,凡能领受接纳西方化而又能运用的,方能使他的民族、国家站得住;凡来不及领受、接纳西方化的即被西方化的强力所占领。”[26]而就文化自身来看,种种要求返回并发掘“未受任何外来影响的”、“以本土话语阐述的”、“原汁原味”的本土文化的论说,也是一种幻觉。因为它假定文化有一个永恒不变的源头,此后的发展都由此派生。但文化史并非如此,文化一种永恒变化更新着的创造,只要我们所说的不是“已成的”不会再变的文化“遗迹”,如青铜器,古建筑之类,而是世世代代由不同人们的创造累积而成的不断发展的本土文化,那它就必然蕴涵着不同时代、受着各个层面的外来影响的人们对各种文化现象的选择、保存和创造性诠释,这样的本土化,既包含着可以转化的永恒价值,也赋予普适价值以民族的、区域的、个性的形式。如罗伯逊(Roland Robertson)所说的,全球化和本土化相互作用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现象的出现:全球化不可全然取代本土化,本土化也不可能阻挡住全球化的浪潮。这二者之间始终存在着某种可伸缩和谈判的张力:有时全球化占据主导地位,有时本土化占据主导地位,全球化时代的多样性只能是全球化和本土化相互妥协的产物,而绝不可能是原教旨主义式的。

   所以,第一,文化既是多性的、特殊的,也是普遍的、统一,理想意义上的文化研究,当然应当采取普遍与特殊辩证统一的观点与方法。但是,这不是说,从普遍的方面讨论文化就没有意义。实际上,着眼于普遍,就一种文化而言,可以发现一脉相承的发展过程;就不同文化而言,可以发现人类精神创造的共同法度,这是非常必要的一个方面。也只有补上这一方面的研究,有关文化多样性的讨论才是充分的。钱钟书在其持续数十年的学术研究中,从不主张过分强调文化的独特性和东西方文化间的差异,而是在跨越中西壁垒与学科界限的阐释实践中实现跨文化对话。他的基本观点是“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心同理同,正缘物同理同……思辨之当然(Laws of thought),出于事物之必然(Laws  of things),物格知至,斯所以百虑一致、殊途同归耳。……心之同然,本乎理之当然,而理之当然,本乎物之必然,亦即合乎物之本然也。”[27]中西文化有相同之“义理”,因此可以相互理解,共同生存。第二。问题不在于要不要回到本土,而在于要什么样的本土化?本土不是僵化的存在,不是由过去的历史、神话、文化传统、语言、价值观念、政治制度等一劳永逸地塑造的,它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建构的过程、不断变化的现实。如果只要是“我们的”就值得珍惜、值得宣扬,哪怕是陈规陋习、愚昧无知,怪力乱神都可以冠之以民族尊严、民族特色加以奉行;如果以本土的文化个性否认另一种文化,多样性也就走到了自己的反面。真正有意义的本土性,只能是内含着普遍价值的本土性。

第三、诠释文化传统的意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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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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