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世联:论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多样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2 次 更新时间:2021-03-04 06:0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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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生命和生活的意义之源。在封闭和孤立的环境下,各种文化的自我意识并不总是清晰和强烈,全球化使不同文化之间拥有更多的体认、交流、沟通的机会,尤其是各文化共同体成员在本传统内学习、模仿之外更多地学习、模仿其他文化的机会,将使诸文化趋于接近,然而也正是交流与学习,凸显了各种文化的历史传统和特殊价值,而全球文化的趋同也理所当然地激活了对维护世界文化多样性的关注,由此出现本土化、区域化与全球化、产业化齐头并进的势头。现代性既可以带来同质化(homogeneity),也可能强化各种地方文化的异质性(heterogeneity)。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注意到发展中国家对西方的态度转变:“原先,西方化和现代化化关联,非西方社会吸收了西方文化相当多的因素,并在走向现代化中取得了缓慢的进展。然而,当现代化进度加快时,西方化的比率下降了,本土文化获得了复兴。于是进一步的现代化改变了西方社会和非西方社会之间的文化均势,加强了对本土文化的信奉。”“因此,在变化的早期阶段,西方化促进了现代化。在后期阶段,现代化以两种方式促进了非西方化和本土文化的复兴。在社会层面上,现代化提高了社会的总体经济、军事和政治实力,鼓励这个社会的人民具有对自己文化的信心,从而成为文化的伸张者。在个人层面,当传统的纽带和社会关系断裂时,现代化便造成了异化感和反常感,并导致了需要从宗教中寻求答案的认同危机。”[16]

   这不是偶然的。文化的多样性源自生活实践的本土性,从自然环境到社会组织,从行为方式到宗教信仰,数千年来全球人类各有自己的文化风格和内容,产业化促进了全球性文化的交流和沟通,但不可能完全取消文化生产和消费的本土性。其一,文化首先表现为传统,不像生产技术、日常消费品那样可以与时俱进,比如二千多年前的“轴心时代”文明迄今仍主宰着各主要文明区域。目前阶段的产业化还不能把各种文化连根拔起,在似乎征服一切的全球性文化产品和服务之外,还有光景常新、生生不已的各民族、各区域的古典文化,还有挑战文化产业的个体性精英文化。其二,迄今为止,全球各地的生活/生存方式仍然有巨大差异,人类不可能把未来的希望和幸福的追求在一个共同目标上。虽然技术和手段上可以把西方的文化工业产品、部分生活方式向全球推广,但人类也不大可能全部西方化,英语没有取代方言,电脑没有取代书写。亨廷顿注意到:“美国对全球电影、电视和录像业的控制甚至超过了它对飞机制造业的控制。1993年全世界最受关注的100部影片中有88部是美国片,两家美国组织和两家欧洲组织控制了全球范围的新闻收集和新闻传播。”但同时指出:“几乎没有或完全没有证据证明下述假设:普遍的全球通讯的出现正在导致观点和信仰的趋同。”娱乐不等于文化,而且人们是根据自己先前存在的价值和观点来解释这些通讯的。[17]无疑的,文化既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种信仰形式,要将世界上各民族长期形成的千差万别的文化变成一种同质的文化,要将每个民族对自己身份的认同感、文化的归属感,以及伴随这种认同感和归属感而来的文化尊严抹掉,是不可能的事情。同质化的文化显然不能满足全球不同公民的文化需求,全球化不可能消除文化的特殊性和个性。

   本土化表现在许多方面,除少数文化区域采取一种较为强硬的方式,在全球背景下重新确立和发现自己的特殊性,或者以原教旨主义运动和抗议活动的形式提醒人们牢记这种特殊性外,更多的是选择一种缓和的方式,即赋予外来文化以一定的本土性格。比如非洲黑人以特别的方式组合词语,使殖民者不得不重新思考英语的意义。不同文化区域对美国文化的接受并非是整一化和同质性的,而是充满着个性差异的,美国文化产品要想在世界不同地区大赚其利,就必须依据多元化的、多种族的、多语言的文化市场进行多样化的文化和商业设计。不同文化区域接受美国文化产业的特点,一是英语占主流的国家更容易接受美国的文化产品,这是由于缺少语言障碍和民族传统更加接近的缘故;二是文化产业不发达的国家和地区更容易被美国文化所占领。比如智利的电影市场就长期靠外来的电影支撑,而印度电影工业至少在其国内市场上是能与好莱坞抗衡的,所以它的进口电影很少。本土文化以自己的方式迎接外来文化的挑战,最终形成一种妥协的,也是综合的文化形态。

   第三种力量:个体化的自由选择。

   现代性的成长过程也是个体和自我的解放过程,资产阶级的政治革命解除了个人的外在束缚,浪漫主义的文化革命确立了情感、本性等自我构成对资产阶级道德制度的优先性。在当代自由主义思想家比如伯林(Isaiah Berlin)看来,自由的优先性应该理解为“惟有权利才是绝对的”,这就是我能做什么就做什么,别人,特别是国家不得随意干涉,自由意味着对干涉力量的否定,意味着在国家与个人、在个人与个人之外的所有社会因素之间划定一个明确的界线。与文化问题相关的是,权利不只是人身权、财产权、政治参与权,也包括言论、出版等文化方面的自由权。19世纪的一些思想家,如法国的托克维尔以其在美国的经历发现,随着不可阻挡的平等、齐一性时代的到来,追求个性的权利受到了威胁。19世纪末的斯图尔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也从人性的发展、人类的幸福、科学的进步等角度,为“大众时代”逐渐消逝的多样性和独特性辩护,把自由从作为每一个人为发现和追求物质利益所必须采取的行动的外部自由,提升到精神创造力的自由发挥及由此造成的“个人活力及种种变化”的全部后果这样一种概念。在克服了纳粹等极权体制之后,自由民主体制已在西方国家所确立并为全球绝大多数国家理论上认可,对生活方式多样性的强调在20世纪60年代的学生运动中达到顶峰,抗议的对象不是压迫自由的当局、制度或权威,争取的不是政治的、经济的、思想的解放成为追求的目标,而是要求对本能欲望以及对吸毒、同性恋等小群体、边缘人的权利的承认。简言之,不是政治权利的而是文化权利成为当代政治的主题之一。在此背景下,罗尔斯(John Rawls)的“正义论”应运而生:自由是优先的,但当我们实施我们的权利时、行使我们的自由权时,一个先决的条件是必须把同样的权利赋予每一个人,因此平等与权利不可分,所谓权利的优先性,不是说某个人特定的权利(实质性的)的优先性,而是说不考虑任何特殊性、平等地属于任何人的权利(形式的)的优先性。

   “承认的政治”即是差异的政治,它基于对人性和世界的一种相当谦卑的认识。这就是康德的名言:“人性这根曲木,绝然造不出任何笔直的东西”。当代政治哲学和文化理论越来越真切地认识到,不存在由人的本性规定的、像自然界的规律那样可以被认识的、固定存在的理想状态,人的欲望、追求、需要等都是变动的,人性有着无限的广度和深度,人的目的与其说是先验地、本质地存在在那里,不如说是历史地、偶然地形成的,人类的选择——只要是在自由的境况下——必然是多样的。同理,人类也不是生活在一个理性主义的、由政治权威或科学理性设计好的世界上,说到底,在所有重大的、基本的问题上,我们无法确定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谬误的,一种文化认可的,可能恰恰是另一种文化所拒绝的。文化的差异代表着人类的不同的价值取向和选择方案,体现着人的价值或本性的深刻冲突和多样性。这种价值多元论就是文化多样性的哲学基础。在当代思想中对此论证最力的是自由主义思想家伯林。钱永祥概括这位自由思想家的论证说:“价值多元论的基本想法不难把捉:人类所追求的价值、尤其是终结性的价值与目标,不仅(1)多元,不仅(2)相互冲突而难以共存,并且由于缺乏一个共通的衡量尺度,根本(3)无法在其间比较高下以便排定先后顺序。这个局面之下,追求价值与理想,必须靠选择;而对价值作选择与认定,不仅无法有理性的标准提供完整的理由,并且选择某项价值,往往必须表示放弃其他价值。因此,人生不仅没有完美圆满可言,并且每次抉择,都代表进入价值的冲突与舍弃。”[18]

   当代全球化的特征是,一方面西方文化席卷全球、成为一种普通性的力量;另一方面西方文化所蕴含的人性自由和价值多元的认识也逐渐蔓延开来。作为对理性化的现代价值观与社会体制的反抗,以差异、特殊对抗普遍和先验成为首先成为西方文化的主流,紧接也为其他文化区域用以成为“反西方”的理据。如果说现代性的政治信念和社会制度确实具有全球普遍性的话,那么在文化领域,则是被现代性的普遍规范所放逐了的差异、特殊、个别的自由空间。在具有标准性的产业化时代,这种常有对抗性的差异性实践经常表现为文化生活中特殊社会空间、另类价值理念、异见亚文化等等。不同程度上意识到这一点,从伏尔泰(Voltaire)、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穆勒到伯林,自由主义的理想是:给我们认为是荒谬的东西以存在的权利,宽容的、人道的世界不是“真理”战胜谬误的世界,而是给谬误与真理同台表演权利的世界。错误的存在并不是为了衬托正确,错误也不正确或是真理的前奏,一旦真理到来便消失;错误的东西与正确的东西具有同等的存在权利。如果错误的东西都有存在理由,在文化领域,我们当然不能轻易地以“落后”、“野蛮”、“反动”为由取消任何一种文化的存在权利。由于全球化时代的政治趋同和经济一体化,保护差异和多样性的使命更多有文化来承担,毕竟只是在这个领域,强权、金钱的横行需要某些中介转化为“软权力”,“多数人的暴政”不可能直接取消少数个体的权利。文化产业诚然不是为个性服务的,但个体在接受和消费时,仍然可以部分地创造着异质性。正像英国文化研究者费斯克(John Fiske)提出的:个体在文化消费中的权力,“产生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意义在文化经济中的流通与财富在财经经济中的流通并不相同。意义更难拥有(因此不让别人拥有),它们更难控制,因为意义和快感的生产与文化商品的生产或其他商品的生产并不相同,在文化经济中,消费者的作用并不作为线性经济交易的终点而存在。意义和快在文化经济中流通而不真正区别生产者和消费者。”“文化经济的商品,我们称之为‘文本’,并不是意义和快感的容器和传送带,而是意义和快感的促发者。意义/快感的生产最终是消费者的责任,只能按消费者的利益履行;这并不是谈物质生产者/销售者不想生产和销售意义和快感——他们想要生产,但失败的比例相当大。”[19]英国文化研究与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重大区别之一,前者把消费者看作是积极主动的生产过程,而前者则视之为被动和受控,如果说它们各自抓住了文化消费的两个特点,那么我们于此恰为看到了产品的同一性与个体的选择性的冲突,正是由于这一冲突的存在,文化产业才不可能如其所愿地把消费者塑成顺从一致的同一人格。

  

   3、多样性的合理释

  

   全球化时代的多样性不但理由充分,而且也有多种实践方式。但是,如何理解多样性,如何在认同全球文化主流、普适价值的同时,维护文化的多样性,也同样是一个更为紧迫的问题。必须承认,文化趋同虽然以“全球化”的形式表现出来,但从根本上讲,人类及其文化有超越国家、民族、地区、社群、个体的共通性。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就认为,所有种族,“精神上,其本质的基本特征一致,……区分人与动物的距离远大于区分人与最陌生种族的人的距离。鉴于与动物的距离,所有人之间存在最近的亲缘关系。我们惊人的区别、性格差异、我们远离直至不解、我们在不共戴天中的继绝——一切都还是真正亲缘关系的痛苦,它被遗忘或者再也找不到自我实现的途径。但因为人而逃向动物们或者一种动物,这事实上是遁入自欺。”[20]人们只是因为忘却了彼此间的亲缘关系而变得有相互分离且仇恨,如果我们更多地探索人与人之间的共性而不只是关注差异甚至人为地加大这种差异,那么人与人之间更好地找到对话的基础。

必须承认,历史发展到今天,生活在不同民族/国家、不同地域、不同社群的人类已经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相互学习、相互塑造的机会,人类共通的价值已经为越来越多的人类认可。对多样性的严肃探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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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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