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勇:以政治理论为拓展的田野政治学(田野政治学的构建·第十一章)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6 次 更新时间:2021-02-27 11:1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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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勇(华中师大) (进入专栏)  

   发掘东方自由主义是为了恢复历史,并不是简单地颂扬。任何一种思想都有其历史的局限性。在中国,以农民为主体的自由主义有其生产方式决定的局限性,并始终未能进入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其局限主要在于它是一种缺乏选择和保障的自由、一种缺乏国家制度保护的自由、一种具有放任和极端倾向的自由、一种具有秩序之上倾向的自由。

   尽管农民自由主义有其历史局限性,且未能进入国家意识形态主流,但它作为中国社会最大群体――农民的一种向往和追求始终存在并绵延不绝,深深影响着中国历史进程。毛泽东曾经说过:“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这就是说,中华民族与世界其他民族一样也是酷爱自由的民族,且在一定历史阶段是最为自由的民族之一,而不是东方专制主义理论所说的天生的“奴性民族”。中华民族的主体是农民。相对于上层统治者而言,下层农民又是最酷爱自由的。是自由引导着下层人民掀起一次次对暴政的反抗。

   特别是东方自由主义深深植根于农民的日常生活之中。只要有小农经济社会存在,这种自由主义的思想就会延续。东方中国的农民自由主义作为一种“草根自由”,尽管没有系统化、理论化、成文化,但它有赖于生存的深厚土壤,有生存之根;尽管在专制政治的压制下,它十分脆弱,但它仍然会顽强的生存,一有机会就会蓬勃生长。正是这种基于自由激发的农民积极性创造并支撑着世界最为灿烂的农业文明。

   中国的改革开放起源于对中国数千年以自主性和积极性为核心的农民自由主义传统的尊重,它是中国文明发展内在规律的逻辑延伸和提升,而不是源于西方自由思想的影响。改革开放后的农村改革的许多做法与历史上的农民自由主义传统是相衔接的。如家庭自主经营、劳动力流动、土地流转、农产品自由流通、村民自治、乡村工业、民间文化的活跃等都可以从农民自由主义传统中找到历史依据。

   论文提出了东方自由主义的提升,在这一提升过程中会吸收西方自由主义的优秀成果,但也不是简单的照搬。东方自由主义的提升主要表现为:提升为有选择和保障的自由、提升为有制度保护的自由、自由的随意性和极端化受到制约、自由与秩序走向平衡。正如著名美国学者傅高义所说:“重新定义和管理自由的边界。也许邓小平当初面对的最棘手的问题就是设定自由的边界,既可以满足知识分子和公众的要求,同时又保证领导者能够维持公共秩序。”应该说,傅高义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对自由之于中国的关系的见解是具有洞察力。

   我的这篇论文主要是基于事实和田野调查,一方面发掘中国的自由主义传统资源,对农民的分田到户的“自由了”的事实和向往作理论表达;另一方面也是对长期历史上存在的“西方自由、东方专制”定论的解构。

   四、田野揭开“专制主义”遮蔽

   自由与专制是政治学的核心概念。政治学产生并发达于西方国家。长时间以来,在西方政治思想中,形成了“西方自由东方专制”的话语定论。德国学者魏特夫以“东方专制主义”概括东方国家的政治,并将东方专制论的来源归之于马克思的论述,因而更具欺骗性。对于魏特夫等人的偏见已有众多批判。只是这些批判更多的是理论性,尚不能从根本上颠覆这种简单、武断且片面的论断。其重要原因在于,长期以来,学界存在两大遮蔽,一是既有理论遮蔽着丰富的事实,二是上层政治遮蔽了基层社会。我很早就读过《东方专制主义》及其批判这本书的论著,但没有参与讨论。只是随着2015年的“深度中国调查”,进入中国基层社会内部,我才意识到《东方专制主义》一书事实上的局限性和片面性,由此在《政治学研究》2017年第4期发表《从中国事实看“东方专制论”的限度——兼对马克思恩格斯有关东方政治论断的辨析与补充》一文。

   在魏特夫看来,由中央政府主持的大规模治水,是东方专制主义的起源。但大规模治水是东方中国社会的内生需要,不宜简单贴上专制主义的政治标签。更重要的是,中国除了旱作区以外,还有大片稻作区。只是这一区域的治水特性没有得到关注,为基于大规模治水的东方专制主义理论所遮蔽。在田野调查中,我才发现南方稻作区的治水与中央政府主持的大规模治水有所不同。

   对于江河湖泊、堰塘沟渠构成的水网体系来说,大江大河因为区域跨度大,仍然需要中央政府加以治理。但在南方,大江大河并不经常泛滥,因为雨水过多造成的灾难属于“百年不遇”或者“十年不遇”。在相当长时间,中央政府对于南方大江大河的治理少有作为。在南方,更多的治水事业属于堰塘沟渠的小型水利的治理。而这种小型水利的治理主要依靠的则是当事人的自我治理,属于当事人为了获得共同利益自愿联合的水利自治。

   论文运用了大量实地调查材料,说明稻作区治水的自治性及其政治价值:

   治水的共同特征是当事人自愿的联合,并形成了人们自我认同的习俗,不需要外在强制性力量加以监督。水利自治是“人民的事业”而不主要是“政府的事业”;是当事人自组织形成的“自治”而不是凌驾于社会之上他组织的“他治”;是权利与义务均衡的“筹资筹劳”而不是单向义务的“徭役”;是贡献与收益利责对等关系而非强制下的主—奴关系。

   对于20世纪以前的西方人来讲,他们对中国的了解更多的是华北黄河区域,更多的是国家上层,对于南方丰富的基层水利治理体系缺乏了解,得出的结论难免片面和简单。事实上,中国南方是世界上最大的水稻产区,其丰富的水利治理体系是世界其他国家难以比拟的。特别是这种基于当事人自愿联合的水利自治,远远超越佛兰德和意大利之类的非稻作区,是不能以所谓“东方专制主义”话语以蔽之的。

   写作此文前,我刚经历了南方区域的调查,特别是夏季的长江区域,所到之处都与水有关,要么是暴雨成灾,要么是天干缺水。农民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开展治水活动。治水成为他们生活的内在需要。曾经是我的博士生并与我同行的郝亚光教授生长于北方,对南方稻作区治水有强烈对比感受。后来我应《政治学研究》组稿时,他在该刊2018年第4期发表了《“稻田治理模式”:中国治水体系中的基层水利自治》,后在《云南社会科学》2020年第6期发表了《治水社会:被东方专制主义遮蔽的社会治水——基于“深度中国调查”的案例总结》等论文,进一步论述了被东方专制主义遮蔽的社会治水问题。他在2020年7月23日的田野政治学公众号论坛作了“治水社会与治水国家”的主题报告。

   东方专制主义除了来源于大规模治水以外,还来自于村社制。马克思已注意到东方的印度与中国之间的区别。尽管同样是东方,国家制度同样表现为专制形式,但其结果是有相当差异的,有的自甘为奴,有的不甘为奴,原因就在于经济社会基础不同。印度是典型的村社制,中国已从村社制脱离出来了。而中国从村社制脱离出来后是一种什么农村制度呢?受材料所限,马克思没有能够像对印度和俄国村社制的研究一样,有过清晰完整的表达。我在《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8期发表的《中国家户制传统与农村发展道路——以俄国、印度的村社传统为比较》一文提出了家户制,之后的田野调查深化了我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在《从中国事实看“东方专制论”的限度——兼对马克思恩格斯有关东方政治论断的辨析与补充》一文中,我根据调查材料对家户制的特征作了进一步概括,这就是:财产权的家庭私有性、家庭为基本经营单位、交易交换的开放性、血缘基础上的家庭责任、勤劳节俭的家庭意识等。这一制度会带来什么政治后果呢?

   以家户为单位的经济社会基础锤炼出中国民众的自主性、责任性和积极性,而非村社制内生的依附性、被动性和消极性,由此使农村基层社会内生和保持着活力。这是传统中国“皇帝无为天下治”,能够创造出世界最为灿烂的农业文明的根源所在。如果单从政体看,东方国家存在着类似的专制政体,但因为经济社会基础不同,专制政体的结果有所不同,一些地方是停滞,而在中国却存在内生的活力,并因为自主的利益激发出对外部强制的反抗。这也是马克思天才预测到印度与中国面对同样的英国殖民者的反映和结果却不同的重要原因所在。只是马克思的天才预测未能有足够充分的事实所证明,大量的中国事实被“东方专制主义”一类的简单论断所遮蔽。

   五、在关系社会中建构“关系权”

   权力是政治学的核心议题。权力是一种支配力和影响力。从权力来源看,它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实体权,或称物质性权力,因为占有某种特殊物质而获得的支配力和影响力。这种权力能够通过实在的东西加以度量。如对土地、资本占有而获得的经济权力,对国家权力占有获得的政治权力,对武装力量占有而获得的军事权力。一是意识权,或称非物质性权力,因为占有某种优势思想而获得的支配力和影响力。这种权力没有具体实在的东西加以度量,更多的是一种隐性的存在。如因为信仰而产生的宗教权,因为思想及其传播形成的话语权。除以上权力类型以外,是否还有其他类型?这是过往没有注意到的。我在长期的田野调查,特别是2015年启动的“深度中国调查”中,发现农村是一个“关系社会”。

   通过实地调查,我们发现,在中国,单个的农民虽然以家户为基本单位,但不可能脱离社会而孤立存在。农民的生产生活都不可能完全独立的完成,由此形成对其他人的广泛的相互依赖关系。在农民的日常生产生活中,“帮忙”是十分常见的现象。无论是生产领域,还是生活领域,处处可见寻求他人“帮忙”的事例。在日常生活中,找谁帮忙,找关系好的人。进一步追问,与谁的关系好?从次序看,有亲人、邻居、熟人、朋友,即日常生活交往最为密切的人。“关系好”是人们日常生活最重要的条件。这种关系是在长期互动中日积月累形成的,具有相当的情感成分,因此又称之为人情关系。有了这种关系,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就可以达成默契一致,产生共同信任和共同行为。在寻求他人帮助时,人们非常自然地会想到与自己关系好的人,而不论是否亲人、邻居、熟人和朋友。为了使得日常生活延续下去,人们还必须主动与他人“搞好关系”。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与那些有些有影响力和支配力的人搞好关系。从我们调查形成的上亿字村庄调查报告材料看,在农民日常生活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词就是“关系”。包括家庭内各成员间关系、家庭外的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可以说,离开了各种“关系”,农民的日常生活根本无法进行下去。如果“关系”不好,简直会寸步难行。

   “关系社会”在中国是一种社会常态,“搞好关系”已成为人们的生活方式。我是从事政治学研究的,所要关注的是人们与那些有影响力和支配力的人搞好关系是为了什么,这种通过特殊关系获得的权力又是什么?为此,我在《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7期发表《“关系权”:关系与权力的双重视角》一文,提出了“关系权”的概念。

   政治属于众人之事。处理众人之事,必须借助权力。权力是特殊的影响力和支配力。“关系政治”从本质上看,是通过特殊关系获得特殊权力。这种特殊关系又分两类:一是自然天成的,如父子、乡亲关系,一是人为建构的,即通过人的行为形成的特殊联系。如“拉关系”、“找关系”、“搞好关系”。那么,人们为什么要“拉”和“找”呢?实际上是为了获得一种特殊的影响力和支配力,也即权力。因此,“关系”作为人与人、人与事之间的某种性质的联系,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视为一种权力,是一种因为某种特殊关系而获得的影响力和支配力,有了这种力量,便可以占有居于他人之上的地位和影响。我们可以将此类因为“关系”而获得的权力称之为“关系权”。人们通过特定关系赋予自己以权力。在这里,“关系”是作为一种权力资源使用的。它强调:“关系即权力”。

作为一种特殊权力资源的“关系权”,可以依据不同的关系分为不同的类型。一是基于血缘关系而产生的“关系权”。如皇亲国戚,便是基于与皇帝的亲戚关系获得的特殊权力。母以子贵,便是基于儿子地位的母亲所获得的特殊权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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