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兵建:必然说与偶然说的正本清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7 次 更新时间:2021-02-25 03:0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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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兵建 (进入专栏)  
[48]应当说,对于我国刑法学中的偶然因果关系说而言,这种理解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但是,对于苏俄刑法学中的偶然因果关系说而言,这种理解则是不成立的。在苏俄刑法学中,尽管偶然因果关系说主张无论是必然因果关系还是偶然因果关系都属于刑法因果关系,但是,在怎样理解必然因果关系和偶然因果关系的上位概念即因果关系的问题上,库德里亚夫采夫未置一言。诚然,偶然因果关系说的确包含了从必要条件关系的角度去理解因果关系的可能性。若采用这种理解进路,偶然因果关系说和条件说在刑法因果关系的成立范围上就完全相同。但是,即便如此,也不能认为偶然因果关系说就是条件说。因为,在苏俄刑法学中,基于对刑法因果关系与主观罪过二者之间一体两面的关系的理解,偶然因果关系说实际上否认了刑法因果关系问题的独立地位。而条件说显然认为刑法因果关系问题独立于主观罪过问题。这从根本上决定了,苏俄刑法学中的偶然因果关系说与条件说有着本质的不同。

   综上可知,我国刑法学中的必然因果关系说、偶然因果关系说并不是对苏俄刑法学中的必然因果关系说、偶然因果关系说的照搬照抄,它们在哲学化的程度、对关键概念的理解、刑法因果关系的判断步骤、与条件说的关系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因此,在分析、评价必然因果关系说和偶然因果关系说时,应当首先明确到底是苏俄刑法学的语境还是我国刑法学的语境,不能将二者加以混淆。

  

  

   本文原载于《经贸法律评论》2020年第6期,第144-158页。

  

   [1] 在刑法学中,“刑法因果关系”的概念有狭义和广义两种理解。狭义的“刑法因果关系”仅指归因,而广义的“刑法因果关系”既包括归因也包括归责。为了使问题能够得到较为全面地讨论,本文对“刑法因果关系”作广义的理解。

   [2] 本文所说的“偶然因果关系说”是指主张刑法因果关系既包括必然因果关系也包括偶然因果关系的学说(参见张明楷:《刑法学》(第5版),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175页)。也有学者将这种学说概括为“必然偶然因果关系说”(参见马克昌主编:《犯罪通论》(第3版),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19页)或“偶然必然因果关系说”(参见黎宏:《刑法因果关系论反思》,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4年第5期,第28页)或“两分说”(参见张绍谦:《刑法因果关系研究》(第2版),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版,第91页)。这些不同的称谓其实是同一个意思。

   [3] 参见陈兴良:《刑法因果关系:从哲学回归刑法学》,载《法学》2009年第7期,第26-33页;刘志伟、周国良:《刑法因果关系专题整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6页。

   [4] 关于刑法知识转型的系统研究,请参见陈兴良:《刑法的知识转型(学术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陈兴良:《刑法的知识转型(方法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5] [苏]苏联司法部全苏法学研究所主编:《苏联刑法总论》(上册),彭仲文译,大东书局1950年版,第194页。

   [6] 参见[苏]B·M·契希克瓦节主编:《苏维埃刑法总则》,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编译室、中国人民大学刑法教研室译,法律出版社1955年版,第240页;[苏]苏联司法部全苏法学研究所主编:《苏联刑法总论》(下册),彭仲文译,大东书局1950年版,第342页。

   [7] 需要说明的是,在皮昂特科夫斯基提出了必然因果关系说之后,有一些苏俄刑法学者一方面表示支持必然因果关系说,另一方面又对必然因果关系作了不同于皮昂特科夫斯基的解读。也就是说,在苏俄刑法学中,实际上存在着多种版本的必然因果关系说。考虑到我国学者对必然因果关系说的理解主要源于皮昂特科夫斯基所撰写的教科书,为了避免讨论陷入混乱并出于文章篇幅的考虑,本文对必然因果关系说的解读以皮昂特科夫斯基的版本为准。

   [8] 该书的第十四章至二十一章(因果关系一节属于第十六章)由A·A·皮昂特科夫斯基编写。

   [9] [苏]苏联司法部全苏法学研究所主编:《苏联刑法总论》(下册),彭仲文译,大东书局1950年版,第335页。

   [10] [苏]苏联司法部全苏法学研究所主编:《苏联刑法总论》(下册),彭仲文译,大东书局1950年版,第336页。

   [11] [苏]苏联司法部全苏法学研究所主编:《苏联刑法总论》(下册),彭仲文译,大东书局1950年版,第336页。

   [12] 对条件说与条件公式的系统论述,参见邹兵建:《条件说的厘清与辩驳》,载《法学家》2017年第1期。

   [13] 我国学者张绍谦教授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他指出,苏俄刑法学者提出的各种观点,“无不建立在必要条件的基础之上。”参见张绍谦:《刑法因果关系研究》(第2版),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版,第53页。

   [14] 参见[苏]H·A·别利亚耶夫、M·Л·科瓦廖夫主编:《苏维埃刑法总论》,马改秀等译,群众出版社1987年版,第135页;[俄]Н·Ф·库兹涅佐娃、[俄]И·М·佳日科娃主编:《俄罗斯刑法教程》(总论)(上卷),黄道秀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241页。

   [15] [苏]苏联司法部全苏法学研究所主编:《苏联刑法总论》(下册),彭仲文译,大东书局1950年版,第334页。

   [16]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来看,皮昂特科夫斯基的这段论述同时涉及了唯物辩证法中的三对范畴,即原因与结果、必然性与偶然性、可能性与现实性。(关于这三对范畴的理解,请参见李福岩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71-76页)。这一方面说明,苏俄刑法学深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影响;另一方面也说明,皮昂特科夫斯基可能仅仅是借用了这些概念而未必是将这些范畴的哲学内涵严格贯彻于其论述之中(用A·H·特拉伊宁的话说,就是满足于“概念术语表面上的相似性”),否则,在同一个语境中混用三对范畴而无视这些范畴之间的区别,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上看,是难以接受的。

   [17] [苏]苏联司法部全苏法学研究所主编:《苏联刑法总论》(下册),彭仲文译,大东书局1950年版,第337页。

   [18] 参见[苏]苏联司法部全苏法学研究所主编:《苏联刑法总论》(下册),彭仲文译,大东书局1950年版,第336页。

   [19] 参见[苏]苏联司法部全苏法学研究所主编:《苏联刑法总论》(下册),彭仲文译,大东书局1950年版,第337页。

   [20] 参见[苏]苏联司法部全苏法学研究所主编:《苏联刑法总论》(下册),彭仲文译,大东书局1950年版,第338页。

   [21] 参见[苏] A•A•皮昂特科夫斯基:《审判—检察机关实践中的刑法总则问题》,薛秉忠译,法律出版社1957年版,第56页。

   [22] 这些案件的案情及审理结果请参见[苏] A•A•皮昂特科夫斯基:《审判—检察机关实践中的刑法总则问题》,薛秉忠译,法律出版社1957年版,第56-60页。

   [23] [苏]苏联司法部全苏法学研究所主编:《苏联刑法总论》(下册),彭仲文译,大东书局1950年版,第339页。

   [24] 对于“跳河案”,我国司法机关一般会认为甲的行为与乙的死亡结果之间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参见“赵金明等故意伤害案”,载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二、三、四、五庭主编:《中国刑事审判指导案例(第2卷)》(增订第3版),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557-560页。对于赵金明等故意伤害案的学理分析,请参见陈兴良:《判例刑法学》(教学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1-50页。

   [25] 参见[苏] A•A•皮昂特科夫斯基:《审判—检察机关实践中的刑法总则问题》,薛秉忠译,法律出版社1957年版,第59-60页。

   [26] 参见[苏] B•H•库德里亚夫采夫:《关于刑法中的因果关系问题》,王作富译,载中国人民大学刑法教研室编译:《苏维埃刑法论文选译》(第1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114-121页。

   [27] 参见[苏] B•H•库德里亚夫采夫:《关于刑法中的因果关系问题》,王作富译,载中国人民大学刑法教研室编译:《苏维埃刑法论文选译》(第1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121页。

   [28] 参见[苏] B•H•库德里亚夫采夫:《关于刑法中的因果关系问题》,王作富译,载中国人民大学刑法教研室编译:《苏维埃刑法论文选译》(第1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117页。

   [29] 库德里亚夫采夫指出,苏联最高法院的判决“不仅未要求用必然的因果关系限制责任,而且在该具体情况下一般也未提到联系的性质。完全不理解,皮昂特科夫斯基教授如何能够自己来解释这种场合”。参见[苏] B•H•库德里亚夫采夫:《关于刑法中的因果关系问题》,王作富译,载中国人民大学刑法教研室编译:《苏维埃刑法论文选译》(第1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120页。

   [30] 参见[苏] B•H•库德里亚夫采夫:《关于刑法中的因果关系问题》,王作富译,载中国人民大学刑法教研室编译:《苏维埃刑法论文选译》(第1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115-116页。

   [31] [苏]苏联司法部全苏法学研究所主编:《苏联刑法总论》(下册),彭仲文译,大东书局1950年版,第338页。

   [32] [苏] A•A•皮昂特科夫斯基:《刑法总则》,苏联国立法律书籍出版社1948年版,第350页,转引自[苏] B•H•库德里亚夫采夫:《关于刑法中的因果关系问题》,王作富译,载中国人民大学刑法教研室编译:《苏维埃刑法论文选译》(第1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115页。

   [33] 需要指出的是,库德里亚夫采夫对皮昂特科夫斯基的必然因果关系说的错误理解也误导了我国学者。例如,我国学者张绍谦教授认为,“毕教授(指皮昂特科夫斯基——引者注)的观点是,故意必须以预见危害结果产生的实际可能性为前提,而造成偶然结果的行为中不存在这种可能性,因此,也就不可能形成法定的故意,当然也就不能成立犯罪。”参见张绍谦:《刑法因果关系研究》(第2版),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版,第44页。

   [34] [苏] B•H•库德里亚夫采夫:《关于刑法中的因果关系问题》,王作富译,载中国人民大学刑法教研室编译:《苏维埃刑法论文选译》(第1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122页。

[35] 参见[苏] B•H•库德里亚夫采夫:《关于刑法中的因果关系问题》,王作富译,载中国人民大学刑法教研室编译:《苏维埃刑法论文选译》(第1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5年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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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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