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兵建:法教义学释疑——以刑法教义学为重点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4 次 更新时间:2021-02-25 02:2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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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兵建 (进入专栏)  
司法实务甚至在弃守‘依法裁判’的底线。”[38]就此而言,我国与其说与德国同处现代化的时代,毋宁说更像他们法治初步确立的古典时代。基于这个判断,我国有学者大声呼吁我国法学“回到古典学派”。[39]这代表了一种可贵的努力方向。但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是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展开的。当下中国不仅面临着传统危险的威胁,也面临着当代风险的挑战。与之相对应,我们不仅需要确立法治国家原则与自由保障机制, 而且也需要实施积极的国家干预与社会治理。[40]显然,单纯依靠形式推理,不足以应对现实的挑战。因此,绝对拒斥价值判断,之于我国当下的法教义学,是不太现实的。所以,当前摆在法教义学者面前的问题,不是要不要价值判断的问题,而是要多少价值判断,以及如何进行价值判断的问题。

   本文认为,从当下的法治语境出发,法教义学应当强调形式理性的优先性,但也不应一概地排斥价值判断,而应在法教义学的体系内接纳价值判断,从而在坚持法教义学形式理性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实现个案结论的妥当性。当然,具体到不同的部门法,可以有不同的做法。对于公法而言,所谓在体系内接纳价值判断,主要是指:(1)在一个案件的处理上同时存在多个法教义学方案时,允许乃至鼓励司法者从中选择出最符合价值判断的方案加以适用;(2)在一个案件的处理上有且仅有一个法教义学方案时,即便这个方案与价值判断的结论不同,司法者也不得以价值判断取代法教义学方案。对于私法而言,所谓在体系内接纳价值判断,主要是指:(1)在一个案件的处理上同时存在多个法教义学方案时,允许乃至鼓励司法者从中选择出最符合价值判断的方案加以适用;(2)在一个案件的处理上有且仅有一个法教义学方案时,如果这个方案与价值判断的结论不同,在一般情况下,应当强调形式推理的优先性,适用法教义学的方案,但是,一些极为特殊的场合,可以直接适用价值判断的结论;(3)对于在哪些场合、在符合哪些条件下,可以用价值判断取代形式推理,法教义学应当事先作出明确而又严格的规定。总之,现代意义上的法教义学并不能完全排斥价值判断。因而,批评法教义学离不开价值判断的观点,[41]尽管道出了事实本身,却不构成对法教义学的真正批评。

   最后,关于法教义学的知识来源和方法运用,法教义学并不排斥对包括社会科学知识在内的其他学科知识和方法的吸收、借鉴和运用,但坚持以规范学的方法“为本”、“为体”,而以其他方法“为末”、“为用”。法教义学的知识来源和方法运用问题,并不是传统法教义学理论中一个重要的问题点。国外学者对法教义学的论述,几乎没有涉及这个问题。只不过,在社科法学和法教义学的对比中,这个问题才被社科法学者提出来,并作为一个批评法教义学的重要论据。例如,苏力教授指出,法教义学“大致认为法律基本上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学科,追求独立的法律话语,‘法言法语’、‘专业槽’”,“更重视对已有的法学知识的尊重,更多承继过去”;与之相对,社科法学“针对中国的现实认为法学和法律的发展必须不断从各个学科汲取新的知识”,“更强调对新知识的发现和知识的发展,更多面向未来”。[42]依他所见,在知识来源和方法运用上,法教义学是封闭的、僵化的,而社科法学是开放的、进步的。如此一来,法教义学较之于社科法学的劣势就显露无疑。但是,这个批评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法教义学的确强调法学是一门基本自足自立的学问,但这并不意味着法教义学不能吸收运用其他学科的知识和方法。法学是不是自足自立的学问是一回事,而法学能不能吸收、运用其他学科的知识和方法则是另一回事。[43]说到底,法教义学是一门说服的学问。为了增强自己的说服力,法教义学的研究在坚持自己特有的知识和方法的同时,有时也需要吸收、借鉴其他学科的知识和方法。[44]其一,法教义学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对法律规范作出解释,在解释法律规范的含义时,不仅需要运用规范学(包括语言学、逻辑学)的知识和方法,还需要运用其他学科的知识和方法。[45]其二,法教义学的核心是构建一个理论体系,而任何理论体系的建构都需要一个哲学根基。事实上,既有的理论体系无不深受一个或多个哲学思潮的影响。如果拒绝对哲学思潮的吸收和运用,那么任何体系的建构都无从进行。[46]其三,法教义学的发展离不开理论的创新,而法学理论的创新并不是凭空而生的,它除了要呼应社会现实生活的需求,还必须在哲学、社会学等更为基础的理论领域找到一个理论支撑。[47]其四,法教义学最终要致力于个案的解决,在有些场合运用规范学的方法可以得出多个解决方案,此时选择何种方案,往往需要借助其他学科的知识和方法加以权衡比较。因此,认为法教义学绝对排斥对其他学科知识和方法的运用,无疑是一个刻板的偏见。

   但是,不能由此走向另一个极端——因为法教义学允许吸收、借鉴其他学科的知识和方法,就当然地认为,其他学科的知识、方法与规范学的知识、方法同等重要,甚至认为,其他学科的知识、方法比规范学的知识、方法更重要。如若如此,法学作为一门独立学问的地位就岌岌可危了。[48]因此,应当坚持以规范学的知识、方法“为本”、“为体”,而以其他学科的知识、方法“为末”、“为用”。

  

   四、现状有不足但未来可期

   一种理论研究范式是否科学合理,关键在于它能否实现被预设的功能。因此,法教义学的是非之争,最后必然会落脚于它的功能之争。法教义学的功能包括实践功能和理论功能。法教义学是实践理性的产物,因而实践功能始终是法教义学的首要功能。法教义学的实践功能具体包括减负功能和稳定功能。教义学的减负功能是指,法教义学的知识体系为特定法律问题的解决提供了经得起反复检验的答案和解决模式,使司法者在审理案件时不必从头开始论证,从而减轻了他们实践工作的负担。[49]法教义学的稳定功能是指,法教义学的知识体系是稳定的,而这个稳定的知识体系为特定的裁判问题提供了普遍的适用模式,从而能够有效地制约司法者的恣意,保障法院判决结论的可预测性,维护法秩序的安定性。[50]

   法教义学的理论功能具体包括传承功能、发展功能以及学术化功能。法教义学的传承功能是指,法教义学通过运用体系性思考的方法构建出一个知识体系,从而为法学知识的传承提供极大的便利。法教义学的发展功能是指,法教义学的研究方法有利于法学理论和法律规范的发展。在当前中国的学术语境下,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法教义学的学术化功能,它是指,法教义学的研究方法有助于驱除法学研究中的泛政治化、泛道德化的成分,从而使之走向学术化、规范化。学术与政治是两个不同的范畴,二者遵循不同的规则。因此,应当将学术与政治保持一定的区隔,从而使得学术与政治各得其所。[51]然而,毋庸讳言,我国法学研究一直存在泛政治化的弊病。改革开放之初,我国法学研究普遍存在“政治口授,法学执笔”的现象,法学研究未被视为具有独立品格的学术活动,而是沦为政治的附庸。[52]近些年来,这种情况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扭转。泛政治化、泛道德化的后果是,法律存在极大的含混性,法律适用的结果非常容易被政治和民意所绑架,不利于维护法律的安定性。正是在这样的现实语境下,法教义学能够发挥其学术化功能。法教义学有自己的立场和方法,严格遵循形式逻辑,高度推崇概念体系思维,对法学研究中泛政治化、泛道德化的成分具有天然的排斥作用。因此,践行法教义学的研究方式,有助于使法学从政治、民意的裹挟中解脱出来,从而坚持法学自身的逻辑和独立的学术品格。也唯有如此,法学才能摆脱幼稚之名,走向学术繁荣。

   应当说,中国法教义学在近十年的发展已较为充分地展示了其理论功能,但它的实践功能却饱受法教义学反对者的批评。例如,苏力教授认为,法教义学只能解决常规案件,而无力解决难办案件。[53]齐文远教授则将法教义学和实践主义是视为两个相反的方向,并由此提出“中国刑法学该转向教义主义还是实践主义”的质问。[54]在本文看来,这些批评意见是不能成立的。对于常规案件而言,司法者只要遵循法条的字面意思即可得出一个大体上正确的结论,因而法教义学发挥作用的余地并不大。相反,正是在所谓的难办案件中,仅依据法条的字面很难得出一个妥当的结论,因而法教义学需要在此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事实上,也只有在研究难办案件的过程中,法教义学才能找到新的理论增长点,从而促进自身知识体系的发展和完善。因此,尽管常规案件和难办案件都属于法教义学需要关注的对象,但法教义学者往往更加偏好于对难办案件的研究。[55]

   当然,以上说的是法教义学解决难办案件的“主观意愿”,而苏力教授质疑的其实是法教义学解决难办案件的“客观能力”。在当下中国的语境下,这种质疑似乎很有道理。但站在比较法的角度看,这种质疑就完全站不住脚。在德国,无论是常规案件,还是所谓的难办案件,都是用法教义学的方法来解决的,而没有基于所谓的难办案件而求助于社会科学的方法。[56]至于齐文远教授的批评,则完全误解了法教义学。上文一再表明,法教义学是实践理性的产物,其在根本上服务于司法实践,所以,“该转向教义主义还是实践主义”的质问,其实是一个伪命题。

   不过也要看到,上述批评至少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目前中国法教义学的实践功能并不理想,至少没有达到“有目共睹”、“不容否认”的程度。事实上,我国司法实践对一些难办案件的处理结果的确不尽如人意。这是否用经验事实证明了,法教义学的实践功能不够理想呢?答案是否定的。本文认为,当前中国法教义学的实践功能不理想,不是因为法教义学本身欠缺实践功能,而是因为,受制于各方面的因素,中国法教义学目前还难以在司法实践中充分发挥出法教义学原本应有的实践功能。

   一方面,法教义学发挥其实践功能的前提条件,是存在一个由司法者和法律学者组成的、分享同一个话语体系的法律人共同体,而我国目前显然不具备这个条件。长期以来,我国法学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关系基本上处于“互不干涉内政”、“花开两朵、各表一支”的尴尬状态。这就使得,司法者在实际审理案件的过程中很少参考引用法教义学的理论研究成果,因而即便法教义学为某个难办案件的处理提供了妥当的方案,该方案也很难被及时贯彻到司法实践中。另一方面,一种研究方法只有在它的成熟期才能完全凸显其功能和优势。而任何一种研究方法从创立到成熟,都需要一个长时间的积淀过程。尽管法教义学本身已经比较成熟,但它在中国的兴起至今未逾十年。从时间维度来看,中国法教义学还是一个新事物,还处于不成熟的阶段。这也意味着,当下中国的法教义学必然会由于其不成熟的一面而无法完全展现法教义学原本应有的功能。以刑法教义学为例,当前中国刑法教义学的发展,主要依赖于对德日刑法学知识的借鉴,而在此过程中,学者们忙于对德日刑法学知识的吸收消化,整体上还没有达到对刑法教义学知识融会贯通乃至灵活运用的阶段。这也意味着,当前中国的刑法教义学实际上是德日刑法教义学的中国化,其对中国本土的法律规定以及司法实践中的问题缺乏足够的关注,从而制约了其对中国法律规范的解释能力和对司法实践问题的解决能力。[57]

不难预见,在这里,法教义学可能会遭到如下批评:虽然法教义学有多种功能,但对于当下中国而言,这些功能只不过是“看上去很美”而实际上很难完全发挥出来。既然如此,以法教义学的功能为由倡导法教义学的研究范式,不过是一场“画饼充饥”的游戏,其正当性值得怀疑。应当说,这个批评虽然并非毫无道理,但目光过于短浅了。我们不仅要看到,当下中国法教义学的功能受到了一些现实因素的制约,而且还要看到,制约我国法教义学发挥其功能的现实因素毕竟是暂时的。一方面,尽管我国法学理论界和实务界存在隔阂,但随着司法专业化水平的提高和法学研究问题意识的加强,二者的关系正在逐渐改善。假以时日,二者定能形成一个分享同一话语体系的法律人共同体。另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推进,在我国法教义学者的共同努力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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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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