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兵建:论交通肇事罪中的逃逸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83 次 更新时间:2021-02-25 02:0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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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兵建 (进入专栏)  
即酒后驾车的行为人为了躲避酒精检测而离开事故现场。[64]那么,其中哪些理由可以成为行为人离开事故现场的正当理由呢?

   本文认为,离开事故现场的正当理由需要满足以下条件。第一,真实性。例如,所谓贸然停车容易引发新事故的理由,显然不符合生活经验,不具有真实性。第二,合法性。例如,行为人在发生重大交通事故后,为了继续追杀仇人而开车离开事故现场。表面上看,行为人离开事故现场的目的是为了追杀仇人而不是逃避法律责任,但是由于追杀仇人并不是一个合法的理由,所以其离开事故现场不具有正当性。又如,酒后驾车的行为人为了躲避酒精检测而离开事故现场,不具有合法性。第三,重大性,即行为人的理由所涉及的法益具有重大性。例如,为了将车上的人先送回家、为了赶着送货、为了找人替班、心里害怕等理由,并不涉及重大法益,所以它们无法构成离开事故现场的正当理由。第四,必要性,即为了保护相关法益,行为人必须离开事故现场。例如,在通常情况下,行为人可以通过叫救护车或者直接开车送被害人去医院的方式救助被害人。此时,为找人帮忙而离开事故现场不具有必要性。但是,如果事故发生在偏僻的地方,而被害人被轧在车底,为了救被害人,需要推翻汽车。此时,行为人为了找人帮忙而离开事故现场,便具有正当性。第五,紧迫性,即如果行为人留在事故现场,相关法益将面临着紧迫的危险。例如,如果被害人亲友即将赶到事故现场,行为人为了躲避殴打而离开事故现场,具有紧迫性。但是,如果被害人的亲友不太可能在短时间内出现,也就是说,行为人并没有面临被殴打的现实危险,在这种情况下,行为人为了避免被殴打而离开事故现场,不具有紧迫性。同理,如果行为人或车上人员受伤较为严重,需要及时救治,那么其离开事故现场便有紧迫性。但是,如果行为人或车上人员受伤非常轻微(例如某个手指骨折),治疗的需求并不那么迫切,那么其离开事故现场便没有紧迫性。经过上述五个条件的检验,在上文所列举的诸多理由中,只有前两个理由——害怕被打、自己受伤或车上有人受伤需要及时救治——能够成为行为人在肇事后离开事故现场的常见的正当理由。[65]

   需注意的是,行为人即便有离开事故现场的正当理由,也应当以其他方式表明自己并不逃避法律责任,否则仍然无法排除其逃逸故意。例如,行为人造成重大交通事故,被害人当场死亡,行为人自己也受了重伤。为了去医院救治,行为人开车离开了事故现场。但是在去医院的途中,拒绝接交警的电话,或者虽然接了交警的电话,但是拒绝告知自己将去哪所医院,住院几天后自行离开。虽然行为人有正当理由离开事故现场,但其举止足以表明其有逃避法律责任的目的,因而仍然会构成逃逸。

   【案例8:鲁某某交通肇事案】2018年8月11日21时,被告人鲁某某无证驾驶一辆二轮摩托车,与在人行横道上横过道路的被害人李某某发生碰撞,造成李某某受重伤(二级),鲁某某亦受伤。经认定,鲁某某承担此事故的全部责任。事故发生后,鲁某某弃车逃离现场,前往一家医院进行治疗。公诉机关认为,鲁某某构成交通肇事后逃逸。辩护人认为,鲁某某离开事故现场是为了去医院治疗,不构成逃逸。法院认为,鲁某某在医院处理伤口后离开医院,没有及时到案,直到第二天才主动投案,说明其有逃避法律追究的目的,因而构成交通肇事后逃逸。[66]

   在本案中,行为人在事故中受了伤,为了去医院治疗而离开事故现场,具有离开事故现场的正当理由。但是,行为人在治疗结束后,没有第一时间主动投案,表明其仍然有逃避法律责任的目的,亦即有逃逸的故意,因而构成刑法逃逸。

  

   [1] 参见《中国统计年鉴》2015年—2019年数据,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最后访问日期:2020年6月14日。

   [2] 在中国裁判文书网(http://wenshu.court.gov.cn)上,交通肇事罪一审刑事判决书的数量为344357份,其中,出现了逃逸一词的判决书的数量为154977份,后者占据前者的45%,检索日期:2020年6月14日。

   [3] 严格来说,将交通肇事逃逸分为刑法逃逸和行政法逃逸,是按照它们的成立条件来划分的,而不是按照它们被哪个部门法规定来划分的。实际上,交通肇事逃逸不仅会出现在刑法和行政法之中,也会出现在民法之中。例如,我国《民法典》第1216条规定:“机动车驾驶人发生交通事故后逃逸,该机动车参加强制保险的,由保险人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机动车不明、该机动车未参加强制保险或者抢救费用超过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需要支付被侵权人人身伤亡的抢救、丧葬等费用的,由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垫付。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垫付后,其管理机构有权向交通事故责任人追偿。”表面上看,这个条文所涉及的交通肇事逃逸似乎是有别于刑法逃逸和行政法逃逸的第三种逃逸,但实际上,从成立条件来看,它仍然属于行政法逃逸。因此,笔者认为,将交通肇事逃逸分为刑法逃逸和行政法逃逸,这个分类应该是周延的。

   [4] 这里所说的“刑法逃逸以行为人的行为成立交通肇事罪为前提”,既包括不考虑行为人的逃逸情节就足以肯定行为人构成交通肇事罪的情形,也包括只有在考虑行为人的逃逸情节之后才能肯定行为人构成交通肇事罪的情形。不难发现,前一种情形中的逃逸即是本文所说的“加重逃逸”,而后一种情形中的逃逸即是本文所说的“入罪逃逸”。

   [5] 参见河北省玉田县人民法院一审刑事判决书(2019)冀0229刑初61号。

   [6] 参见辽宁省铁岭市银州区人民法院一审刑事判决书(2019)辽1202刑初147号

   [7] 参见云南省南华县人民法院一审刑事判决书(2019)云2324刑初129号。

   [8] 参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奇台县人民法院一审刑事判决书(2019)新2325刑初257号。

   [9] 参见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一审刑事判决书(2019)京0112刑初1212号。

   [10] 参见云南省墨江哈尼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一审刑事判决书(2019)云0822刑初42号。

   [11] 参见四川省威远县人民法院一审刑事判决书(2019)川1024刑初230号。

   [12] 参见山东省德州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一审刑事判决书(2019)鲁1491刑初204号。

   [13] 对这一主题的讨论请参见周光权:《结果假定发生与过失犯——履行注意义务损害仍可能发生时的归责》,载《法学研究》2005年第2期;车浩:《假定因果关系、结果避免可能性与客观归责》,载《法学研究》2009年第5期;陈璇:《论过失犯的注意义务违反与结果之间的规范关联》,载《中外法学》2012年第4期;孙运梁:《过失犯的客观归责:以结果回避可能性为中心》,载《比较法研究》2017年第5期。

   [14] 参见陈全安交通肇事案,载陈兴良、张军、胡云腾主编:《人民法院刑事指导案例裁判要旨通纂(上卷)》(第2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70—71页。

   [15] 参见海南省东方市人民法院一审刑事判决书(2019)琼9007刑初200号。

   [16] 参见黎宏:《论交通肇事罪的若干问题——以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司法解释为中心》,载《法律科学》2003年第4期。

   [17] 参见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第8版),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第358页;王作富主编:《刑法分则实务(上)》(第5版),中国方正出版社2013年版,第141页;陈兴良:《规范刑法学(上册)》(第3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14页。

   [18] 参见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722页;劳东燕:《交通肇事逃逸的相关问题研究》,载《法学》2013年第6期。

   [19] 参见林维:《交通肇事逃逸行为研究》,载陈兴良主编:《刑事法判解》(第1卷),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251、254页。

   [20] 参见林亚刚:《论“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和“因逃逸致人死亡”——兼评<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若干规定》,载《法学家》2001年第3期。

   [21] 在由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和北京大学刑事法治研究中心组织编写的《人民法院刑事指导案例裁判要旨通纂》所刊载的相关案例中,有些案例的裁判要旨采用了逃避法律责任说(例如李金宝交通肇事案、李心德交通肇事案、冯广山交通肇事案、刘本露交通肇事案、黄文鑫交通肇事案),有些案例的裁判要旨采用了逃避救助义务说(例如陶明华交通肇事案、张宪国交通肇事案、龚某交通肇事案),有些案例的采用要旨采用了逃避法律责任或救助义务说(例如钱竹平交通肇事案)。参见陈兴良、张军、胡云腾主编:《人民法院刑事指导案例裁判要旨通纂(上卷)》(第2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70—104页。

   [22] 参见侯国云:《交通肇事罪司法解释缺陷分析》,载《法学》2002年第7期;姚诗:《交通肇事“逃逸”的规范目的与内涵》,载《中国法学》2010年第3期;劳东燕:《交通肇事逃逸的相关问题研究》,载《法学》2013年第6期。

   [23] 参见李波:《过失犯中的规范保护目的理论研究》,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第82—91页。

   [24] 例如,故意杀人罪旨在保护生命法益,但不能由此认为,保护生命法益是故意杀人罪的规范保护目的。否则,行为人以任何方式损害他人的生命法益,都会违反故意杀人罪的规范保护目的,因而都会构成故意杀人罪。如此一来,故意杀人罪构成要件的定型性便完全丧失,故意杀人罪由此沦为故意致人死亡罪。

   [25] 参见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722页。

   [26] 参见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722页。

   [27] 不难料想,在我国实施“天网工程”后,交通肇事逃逸案件的侦破率会得到显著地提升。但是需要看到,“天网工程”不仅会提高交通肇事逃逸案件的侦破率,而且也会提高其他刑事案件的侦破率。因此,“天网工程”的实施,并不能从根本上推翻“与其他犯罪相比,行为人在交通肇事后成功逃跑的概率更高”这一论断。

   [28] 或许有学者会认为,在行为人有机会踩刹车而故意不踩刹车从而导致被害人被撞死的场合,行为人构成故意杀人罪而非交通肇事罪,因而对于行为人而言,最符合其利益的选择应当是踩刹车而不是不踩刹车。从纯粹学理的角度看,这一反驳当然有一定的道理。但问题是,在司法实践中,行为人在有机会踩刹车而故意不踩刹车的一刹那的主观心理状态很难被查明,因而这类案件很难被认定为故意杀人罪,而往往只能被认定为交通肇事罪。就此而言,本文所说的逃避救助义务说在司法实践中容易诱发道德风险这一论断依然能够成立。法律学者不能在真空中做理论研究,而必须充分考虑不同理论学说在司法实践中可能呈现的实际效果。为了一味追求理论的逻辑自洽而丝毫不考虑其在司法实践中的实际效果,不仅是片面的,而且也是不负责任的。

   [29] 参见侯国云:《交通肇事罪司法解释缺陷分析》,载《法学》2002年第7期。

[30] 参见李心德交通肇事案,载陈兴良、张军、胡云腾主编:《人民法院刑事指导案例裁判要旨通纂(上卷)》(第2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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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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