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兵建:论交通肇事罪中的逃逸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74 次 更新时间:2021-02-25 02:0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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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兵建 (进入专栏)  
最符合其利益的选择是不踩刹车并且撞人后逃跑。[28]逃避救助义务说的初衷是促进对被害人的救助,但是在司法实践中适用这个学说,可能会鼓励行为人不踩刹车并且在撞人后逃跑,从而与这个学说的初衷完全相悖。而如果采用逃避法律责任说,则完全可以避免这种道德风险。

   最后,采用逃避法律责任说不会导致罪刑失衡。支持逃避救助义务说的学者通常会对逃避法律责任说提出如下批评:按照逃避法律责任说,肇事后将被害人送到医院再逃跑的行为人构成刑法逃逸,而肇事后留在事故现场眼睁睁看着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行为人却不构成刑法逃逸,显然有违罪刑均衡。[29]本文认为,这一批评看似有道理,实则站不住脚。一方面,将行为人履行了救助义务但是逃避了法律责任的情形认定构成刑法逃逸,并不意味着要将其与没有履行救助义务的刑法逃逸一视同仁。根据行为人是否履行了救助义务的不同,可以将刑法逃逸分为履行了救助义务的刑法逃逸和未履行救助义务的刑法逃逸。显然,前者的不法程度低于后者,法院在量刑时应当要考虑这一点。[30]另一方面,发生交通事故后,被害人的伤亡结果与行为人刑事责任的有无及大小密切相关。在行为人没有逃避法律责任的场合,从理性的立场出发,行为人一般都会对被害人实施救助。所以,行为人留在事故现场眼睁睁看着被害人因得不到及时救助而死亡的案件,尽管不能说没有,但毕竟数量很少。[31]另外,不将这种情形评价为刑法逃逸,行为人仍然会因为自己没有积极救助被害人而受到更重的刑事处罚。

   基于以上四点理由,本文在刑法逃逸的本质问题上采用逃避法律责任说,并且在理解刑法逃逸的客观要件和主观要件时按照逃避法律责任说加以展开。

  

   四、刑法逃逸的客观要件

  

   根据逃避法律责任说,刑法逃逸的客观要件是发生重大交通事故后逃跑。关于何谓重大交通事故,《交通肇事解释》第2条做了详细的规定,无需赘述。关键的问题在于,如何理解这里的逃跑?另外,刑法逃逸能否成立未遂和中止,也是值得讨论的一个问题。下面对这两个问题展开分析。

   (一)何谓“逃跑”?

   在通常情况下,逃跑表现为逃离事故现场。不过,严格来说,刑法逃逸中的“逃跑”不是一个事实性的空间概念,而是一个规范性的概念。其本质是逃避法律责任,所以它包括但不限于逃离事故现场的情形。[32]除了逃离事故现场外,刑法逃逸中的“逃跑”还包含下列情形:(1)行为人将被害人送到医院后再从医院逃跑;[33](2)行为人在事故中受伤被送往医院治疗,后擅自离开医院;[34](3)行为人藏匿在事故现场附近;[35](4)行为人在事故现场或医院但隐瞒自己的肇事者身份;[36](5)行为人让他人顶包。[37]行为人只要满足其中一种情形,就构成逃逸中的“逃跑”。如果行为人有其中的两种以上情形,那么以最早出现的情形作为其逃逸开始的时间。

   【案例3:岳某某交通肇事案】2019年5月2日10时许,被告人岳某某驾驶一辆小轿车与贾某某骑行的人力三轮车相撞,致乘坐在三轮车上的王某某当场死亡,贾某某受伤。事故发生后,岳某某找车主刘某顶包,并由刘某拨打电话报警和求助。公诉机关认为,岳某某构成交通肇事后逃逸。法院认为岳某某构成交通肇事罪,但同时又认为,岳某某虽然有逃避法律追究的故意,也实施了指使他人顶替的行为,但在肇事后并未逃离现场,未延误对被害人的抢救治疗,也未影响交警部门对案件责任的认定,因而不构成交通肇事后逃逸。[38]

   在本案中,法院认为刑法逃逸要求逃离事故现场,而岳某某并没有逃离事故现场,所以不构成逃逸。应当说,这种认识是片面的。在肇事者让人顶包的案件中,无论肇事者本人是否离开了事故现场,都构成刑法逃逸。法院否认岳某某构成刑法逃逸的另一个理由是,他没有延误对被害人的抢救。可见,法院在刑法逃逸的本质问题上采用了逃避救助义务说。关于逃避救助义务说可能存在的问题,上文已经做过分析,这里不再赘述。抛开这个学说本身的问题不谈,在司法解释已经明确采用了逃避法律责任说的背景下,司法者擅自采用与司法解释截然不同的观点去审理案件,很容易造成司法实践的混乱,其妥当性存在疑问。

   (二)刑法逃逸的“未遂”与“中止”

   在有些交通肇事案件中,行为人逃跑未得逞,[39]或者行为人逃跑一段后很快又主动放弃逃跑,[40]对于这类案件如何处理?表面上看,它们很像是刑法逃逸的未遂和中止。不过,刑法逃逸能否成立未遂和中止,本身就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这个问题涉及到未遂和中止的成立范围问题。犯罪未遂和犯罪中止都属于刑罚扩张事由。在犯罪既遂的标准保持不变的前提下,将犯罪未得逞或主动放弃犯罪的情形认定为犯罪未遂或犯罪中止,与不将其认定为犯罪未遂或犯罪中止相比,要么会扩大刑罚处罚的范围,要么会增加刑罚处罚的力度。[41]讨论某个要素或某种犯罪形态有无成立未遂和中止的可能性,需要从事实和规范两个层面加以展开。在事实层面,需要考察行为人在着手实施相应行为后,有没有可能出现未得逞或主动放弃的可能性。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则需要进入规范层面,判断有无必要将行为人未得逞或主动放弃的情形认定为犯罪未遂或犯罪中止。有学者认为,刑法逃逸属于行为犯,因而不存在所谓未遂的情况。[42]这种观点试图从事实层面否认刑法逃逸成立未遂的可能性。但是这种观点难以成立。因为,即便是行为犯,也完全存在行为人已经着手实行行为但尚未达到刑法所要求的程度因而构成犯罪未遂的可能性。[43]在司法实践中,行为人完全有可能出现逃跑未得逞或主动放弃逃跑的情形。所以,刑法逃逸能否成立未遂和中止,关键取决于在规范层面上有无必要将逃跑未得逞或主动放弃逃跑的情形认定为刑法逃逸的未遂或中止。本文认为,答案是否定的。

   首先,将逃跑未得逞的情形认定为逃逸未遂,可能会违反未遂犯的基本原理。众所周知,与既遂犯相比,未遂犯会在量刑上受到优待。其背后的道理是,未遂犯的不法程度要比既遂犯的不法程度轻。[44]然而,逃跑未得逞的不法程度却未必会比逃跑得逞的不法程度轻。刑法逃逸之所以能够成为交通肇事罪的加重处罚情节,是因为它通常能够提升行为人的主观不法和客观不法。前者主要体现为,在刑法逃逸的场合,行为人具有逃避法律责任的主观故意;后者主要体现为,行为人的逃逸可能会减少被害人得到救助的机会,并且增加司法者追究行为人法律责任的难度。在这个背景下,比较逃跑未得逞和逃跑得逞在不法程度上的差异,可以从主观不法和客观不法两个角度展开分析。在主观不法的程度上,逃跑未得逞的情形和逃跑得逞的情形没有任何区别,二者都有逃避法律责任的主观故意。在客观不法程度上,逃跑得逞的情形通常会比逃跑未得逞的情形高一些,但这并不是绝对的。在司法实践中,完全有可能出现这样一种情形——行为人逃跑得逞,但是其逃跑行为既没有减少被害人得到救助的机会,也没有实质性地增加司法者追究行为人法律责任的难度。[45]由此可见,逃跑得逞(刑法逃逸的既遂)的不法程度未必会比逃跑未得逞的不法程度高。换言之,逃跑未得逞的不法程度未必会比逃跑得逞(刑法逃逸的既遂)的不法程度低。因此,逃跑未得逞的情形不符合未遂犯的成立条件。将其认定为逃逸未遂,不符合未遂犯的基本原理。

   其次,对刑法逃逸适用未遂和中止,会造成不同种类的刑法逃逸之间关系的混乱。上文已述,刑法逃逸可以分为入罪逃逸和加重逃逸,而加重逃逸又可以进一步分为普通加重逃逸和因逃逸致人死亡。如果认为刑法逃逸可以成立未遂和中止,那么就应当认为上述三种刑法逃逸都可以成立未遂和中止。其中,因逃逸致人死亡的未遂就是指逃逸者对被害人的死亡结果怀有故意但是被害人却没有死亡的情形。例如,行为人甲将被害人乙撞成重伤,甲虽然明知乙若得不到及时救治必死无疑,但仍然逃逸了,幸好路过的丙发现了乙,并及时将乙送到医院抢救,使乙得以生还。如果认为因逃逸致人死亡可以成立未遂的话,那么本案中的甲显然构成因逃逸致人死亡的未遂。可是,如此一来,普通加重逃逸便会被完全架空而几乎没有任何适用的余地。

   最后,对刑法逃逸适用未遂和中止,会造成交通肇事罪成立范围的膨胀。根据《交通肇事解释》第2条的规定可知,交通肇事罪的成立条件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死亡1人或者重伤3人以上(结果不法),行为人负事故全部或主要责任(行为不法)。第二种类型是死亡3人以上(结果不法),行为人负事故同等责任(行为不法)。第三种类型是重伤1人以上(结果不法),行为人负事故全部或主要责任并且有严重违章的情形(行为不法)。如果说第一种类型是交通肇事罪成立条件的基本类型,那么第二种类型则是用结果不法去补足行为不法,而第三种类型则是用行为不法去补足结果不法。关于这种行为不法和结果不法相互补足的立法模式是否具有正当性,理论上还存在一定的争议。[46]立足于二元的行为无价值论立场,本文认为,如果行为人仅有行为不法或仅有结果不法,不能适用采用这种相互补足的立法模式。但是,在行为人同时有行为不法和结果不法,只不过二者有强弱之分的情况下,在规定犯罪成立条件时,用强的那一部分去补足弱的那个部分,从而使犯罪成立所要求的总体不法维持在一个相应的程度上,具有一定的正当性。不过,这种补足模式的正当性建立在补足的部分和被补足的部分在不法程度上大致相当、具有等值性的基础上。入罪逃逸是第三种类型中被用来补足结果不法的一种严重违章情形。换言之,行为人的逃逸情节可以在结果要素上弥补1人重伤与1人死亡(或3人以上重伤)之间的差距。应当说,这种转换符合等值性的要求。但是,如果认为入罪逃逸可以适用未遂或中止的规定,那么就意味着,逃逸的未遂或中止也可以在结果要素上弥补1人重伤与1人死亡(或3人以上重伤)之间的差距。本文认为,这种转换难以符合等值性的要求,从而会降低交通肇事罪的成立门槛,造成交通肇事罪的成立范围的膨胀。

   综上所析,本文认为,刑法逃逸只有成立与否的问题,而没有未遂或中止的问题。那么,行为人逃跑未得逞或主动放弃逃跑,是否成立刑法逃逸呢?上文已述,刑法逃逸之所以能够成为交通肇事罪的加重处罚情节,是因为它通常能够提升行为人的主观不法和客观不法。这反过来意味着,只有当行为人的逃跑行为既没有提升客观不法,也没有提升主观不法,才能认为该逃跑行为不构成刑法逃逸。在行为人逃跑未得逞的情形中,行为人的逃跑行为所提升的客观不法比较有限,但是它提升的主观不法仍然很明显。所以,应当将该逃跑行为认定为刑法逃逸。[47]而行为人逃跑一段后很快又主动放弃逃跑的,逃跑行为所提升的主观不法被主动放弃的行为抵消。关键的问题在于,行为人的逃跑行为是否增加了客观不法?如果该逃跑行为既没有耽误对被害人的救助,也没有影响交警对事故责任的认定,那么不应将其认定为刑法逃逸;如果不符合上述条件,就应当将其认定为刑法逃逸。

   【案例4:连某某交通肇事案】2018年8月1日21时许,被告人连某某驾驶货车在路上行驶,与被害人傅某某所骑的自行车发生碰撞,造成傅某某当场死亡。事故发生后,连某某驾车驶离现场一段距离后又返回现场等候交警。法院认为,被告人连某某构成交通肇事罪,但是其在事故发生后驾车短暂离开现场一段距离又及时返回现场等候交警的行为不构成交通肇事后逃逸。[48]

本案属于主动放弃逃跑的情形。这种情形是否构成逃逸,要看行为人的逃跑行为是否增加了客观不法。一方面,连某某逃离事故现场960米便停车报警,原地等待交警,没有影响交警对事故责任的认定。另一方面,本案有两个被害人,一个当场死亡,救不了,另一个人只是受轻伤,不需要急救,所以,连某某没有耽误对被害人的救助。由此可见,连某某的逃跑行为没有增加客观不法。因此,没有必要将连某某逃跑一段后主动放弃逃跑的行为认定为刑法逃逸。法院认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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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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