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兵建:论刑法归因与归责关系的嬗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0 次 更新时间:2021-02-25 01:5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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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兵建 (进入专栏)  
刑法理论一般认为,刑法具有法益保护和自由保障两大机能。[126]追求二者的统一当然是理想的境界,但由于这两大机能之间存在某种程度的紧张关系[127],在某种特定的情境下对某一机能的偏重便在所难免。自康德提出人只能是目的而不能成为工具以来,在自由保障机能的限度内实施法益保护便具有难以撼动的正当性。“先归因后归责”的归因归责关系,将责任限制于自然意义上的因果关系之内,而没有因果关系或者因果关系存有疑问时,都拒绝归责,体现的正是对刑法的自由保障机能的优先考虑,这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合理的。但是,在公害案件中,在行为已经符合疫学上的因果关系的情况下,以自由保障机能之名一味否定责任的存在,就无法对侵害法益的行为进行归责,难以实现对法益的保护,也会破坏社会公众对刑法规范效力的信赖[128],从而在根本上违背刑法的规范目的。

   为了保护社会而放弃对自由的保障,是人类在愚昧时期通行的做法,它会使得人类成为工具而丧失尊严,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不可取的;但是,在极为特殊的情况下,在因果关系存有疑问时,为了更好地保护社会,人类又不得不作出艰难的选择,以牺牲一定的自由为代价而实施刑法的惩罚,从而更好地保护法益。从这个意义上说,“先归因后归责”应是刑法归因归责关系的常态,而肯定论所体现的“归责突破归因”只是刑法归因归责关系的例外。

  

   六、结语

  

   大体上看,刑法的归因归责关系存在“有归责无归因”、“有归因无归责”、“先归因后归责”以及“归责突破归因”四种类型;其中,后三种类型存在着时间上的承继性,而“有归责无归因”的关系类型主要出现在自然科技水平相对落后的时期,并与“归责突破归因”的关系类型遥相呼应。

   刑法归因归责关系的嬗变,深受自然科技水平的高低、刑法与科学的关系以及刑法的基本理念等因素的影响。“有归因无归责”的关系类型,是自然科学主义极为盛行时的产物,体现了刑法对科学的依附性,由于刑法与科学在方法论上有着不可调和的冲突,这种以自然科学上的归因直接代替刑法归责的做法,必然会遭遇失败。“有归责无归因”、“先归因后归责”以及“归责突破归因”三种关系类型都体现了刑法有别于自然科学的自主品格。一般情况下,刑法保护法益应以不侵犯公民自由为限,因此,坚持“先归因后归责”,以归因限制归责,在不能归因时直接放弃归责,是刑法自由保障机能的应有之义。但是,在一定条件下,对不能明确归因的行为进行归责,又是刑法为实现其法益保护机能而作出的无奈之举,“有归责无归因”与“归责突破归因”正是这种无奈之举的体现。细微但又很重要的区别是,以保辜制度与一年零一天规则为代表的“有归责无归因”完全放弃了对归因的考虑,这种归因归责关系虽然在自然科技水平与刑事立法技术都非常落后的古代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在现代会因严重侵犯公民的自由而丧失其价值;以疫学因果关系的肯定论为代表的“归责突破归因”虽然同样未能明确归因,但毕竟对归因提出了一定程度的要求,并且将其适用范围限制在公害犯罪中,从而在实现法益保护这一刑法目的的同时,尽可能地减少了对公民自由的干涉。从发展趋势上看,“有归责无归因”的关系类型已随着自然科技水平和刑事立法技术的提高而消失;“有归因无归责”的关系类型也因放弃了刑法的独立品格而遭摒弃;“先归因后归责”的关系类型应是刑法归因归责关系的常态与典型;而在特定情况下,选择“归责突破归因”,也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

   以刑法的归因归责关系为背景,可以清晰地把握条件说、相当说、客观归责理论以及合法则的条件说的优劣得失。条件说判断的是具体的因果关系,该说在“有归因无归责”时期会扩大刑事责任的范围,但在“先归因后归责”时期能够有效地避免这一点,并且在假定的因果关系、择一的因果关系中依然能够得出正确的结论,因而其在归因阶段的通说地位应得到维持。相当说判断的是一般的因果关系,随着其评价性的相当标准的最终确立,相当说明确了其归责理论的地位;但是,作为归责理论,相当说还不够充分与彻底,不能够全面完成归责的任务。客观归责理论旨在对事实的因果联系进行评价,它在相当说的基础上,体系性地加入了规范性的判断,使得归责判断更加具体明确,是当下最具竞争力的归责理论。合法则的条件说建立在对条件说不当批评的基础上,缺乏正当性,并且容易造成理论的混乱,不值得提倡。我国传统刑法理论中的必然因果关系说与偶然因果关系说都未能区分归因与归责,因而也无法为归因归责问题的解决提供任何帮助,应该被果断地放弃;在此基础上,借鉴德日刑法理论,以条件说指导归因,以客观归责理论指导归责,坚持“先归因后归责”,对于我国刑法理论来说,应是最合理的选择。

  

  

   [①] 参见[德]约翰内斯·韦塞尔斯:《德国刑法总论》,李昌珂译,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93页;[日]西田典之:《日本刑法总论》,刘明祥、王昭武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8页。

   [②] 在刑法上,归责有主观归责与客观归责之分,本文在与“归因”相对的意义上使用“归责”,如无特别说明,仅指客观上的归责。在表达归因与归责这一对范畴时,理论上使用的概念纷繁复杂。陈兴良先生在其著作中先后使用的概念代表了国内学者在这一问题上的前沿性思考,如,“作为事实的因果关系”与“刑法的因果关系”(陈兴良:《刑法哲学(上)》,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13页),“事实上的因果关系”与“法律上的因果关系”(陈兴良:《本体刑法学》,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283-294页),“归因”与“归责”(陈兴良:《教义刑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67-278页)。马克昌先生则将二者概括为“论理的因果关系”与“刑法的因果关系”(马克昌:《比较刑法原理——外国刑法学总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85-207页)。国外学者在这一点上也各执其说、多有分歧,如,“因果关系”与“客观归责”([德]汉斯·海恩里希·耶赛克、托马斯·魏根特:《德国刑法教科书》,徐久生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336-352页),“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联”与“行为结果的客观归责”([德]约翰内斯·韦塞尔斯:《德国刑法总论》,李昌珂译,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93-118页),“因果关系”与“进一步归责”([德]克劳斯·罗克辛:《德国刑法总论(第1卷)》,王世洲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231-281页),“条件关系”与“相当因果关系”(参见[日]西田典之:《日本刑法总论》,刘明祥、王昭武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8-85页),“作为事实关系的因果关系”与“作为危险之现实化的因果关系”([日]山口厚:《刑法总论》,付立庆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0-66页)。此外,还有学者否认归因与归责的对应关系,认为因果关系是客观归责的下位概念(黄荣坚:《刑法问题与利益思考》,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87页),或者相反,认为客观归责是因果关系的下位概念([日]大塚仁:《刑法概说(总论)》,冯军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81-203页)。基于用语简明与顺畅的考虑,本文沿用陈兴良先生所使用的“归因”与“归责”的表达方式。

   [③] 理想类型是韦伯关于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著作中最引人关注的命题,其主要任务是假设地把具体的、混沌多样的个别现象归并为一种“理念的”、亦即一种观念化的事件过程。韦伯指出,“尽管我们绝不认为把丰富的历史生活压为抽象形式的概念是合适的,我们还是倾心于确信只有清楚的、明晰的概念才能为任何希望发现社会和文化现象特殊重要意义的研究铺平道路”。关于理想类型,详见[德]迪尔克·克斯勒:《马克斯·韦伯的生平、著述及影响》,郭锋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16-222页。

   [④] 参见[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52页以下。

   [⑤] 张智辉:《刑事责任通论》,警官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7页。

   [⑥] 蔡枢衡:《中国刑法史》,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第173页。

   [⑦] 蔡枢衡:《中国刑法史》,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第173页。

   [⑧] 时间间隔这一标准的客观性与明确性无需多言,但其与因果关系之间的相关性还需要解释一下。从生活经验上看,之所以会出现无法判断因果关系是否存在的情形,往往是因为行为与结果之间存在一段时间间隔;相反,如果行为实施后结果立刻发生,因果关系的认定就比较容易。一般而言,行为与结果之间的时间间隔越短,二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可能性就越大;反之,时间间隔越长,存在因果关系的可能性就越小。基于此,将时间间隔作为归责判断的标准,在一定程度上尊重了因果关系判断的逻辑,也符合社会大众在归责问题上的朴素的正义观。

   [⑨] [清]祝庆祺等编:《刑案汇览三编(二)》,北京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359页。

   [⑩] 高绍先:《中国刑法史精要》,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226页。

   [11] 蔡枢衡:《中国刑法史》,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第196页。

   [12] 《唐律·斗讼》。

   [13] [英]鲁珀特·克罗斯、菲利普·A·琼斯:《英国刑法导论》,赵秉志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37页。除了我国的保辜制度与英美普通法的一年零一天规则外,法国刑法典中也有类似的规定,请见1810年《法国刑法典》第309条,1975年《法国刑法典》第316条以及1994年《法国刑法典》第222-11条。

   [14] 陈兴良:《从归因到归责:客观归责理论研究》,载《法学研究》2006年第2期,第72页。但考虑到保辜制度根据不同的犯罪方法确定不同的保辜期限,而一年零一天规则却只有一个期限,就科学性与合理性而言,前者应更胜后者一筹。

   [15] 蔡枢衡:《中国刑法史》,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第195页。

   [16] 参见陈兴良:《从归因到归责:客观归责理论研究》,载《法学研究》2006年第2期,第72页。

   [17] [英]鲁珀特·克罗斯、菲利普·A·琼斯:《英国刑法导论》,赵秉志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37页。

   [18] [韩]韩相敦:《传统社会杀伤罪研究》,辽宁民族出版社1996年版,第100页,转引自陈兴良:《从归因到归责:客观归责理论研究》,载《法学研究》2006年第2期,第71页。

   [19] [清]祝庆祺等编:《刑案汇览三编(二)》,北京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359页。

   [20] 被美国著名汉学家布迪、莫里斯称为“所有中文案例汇编中篇幅最大、内容也最为精良”的作品的《刑案汇览》一书专设“保辜期限”一节,项下列有三十个案例,足见保辜制度的重要性。参见[清]祝庆祺等编:《刑案汇览三编(二)》,北京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358-1376页。

   [21] 参见苏俊雄:《从刑法因果关系学说到新客观归责理论之巡历》,载《法学家》,1997年第3期,第68页。

   [22] 黄荣坚:《刑法问题与利益思考》,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81页。

[23] [德]约翰内斯·韦塞尔斯:《德国刑法总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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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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