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兵建:危害食品安全犯罪之罪名体系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9 次 更新时间:2021-02-25 01:3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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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兵建 (进入专栏)  
因而假冒注册商标的行为与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的行为之间存在手段和目的的关系。因此,应当认为行为人在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的同时假冒注册商标的,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与假冒注册商标罪的牵连犯,择一重罪论处。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在行为人销售的既是伪劣产品又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的场合,行为人实际上只实施了一个销售行为,而该行为同时构成销售伪劣产品罪和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属于想象竞合犯,择一重罪论处。[107]

  

  

   余论:风险社会语境下的危害食品安全犯罪

  

  

   近年来,随着食品安全事故的频发,很多学者对我国有关食品安全犯罪的刑事立法提出了批评意见和立法建议。其中,有些意见和建议切中肯綮、有理有据,直接推动了我国《食品安全法》的出台以及《刑法修正案(八)》对有关食品安全罪名的修正,从而使得有关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刑事法网更加严密,刑事制裁也更加严厉。早在上世纪末,我国学者储槐植先生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我国刑法罪名存在“厉而不严”的问题,而科学合理的刑事立法应当是“严而不厉”的。[108]按照这一标准,应当说,经过近年来刑法的修正和相关司法解释的出台,我国有关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罪名体系呈现出“既严又厉”的面貌。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实践中,食品安全事故的形势并未因刑事立法而得以明显的改善。对此,若将原因归结于现有的刑事立法仍不够完善,显然不具有说服力的。这倒不是说,现有的刑事立法体系已经尽善尽美了——由于人类理性的有限性,这一完美主义的立法状态是根本无法实现的——而是说,即便刑事立法趋于完美,食品安全事故多发的问题可能仍然得不到解决。事实上,与新闻舆论对食品安全事故作广泛报道形成鲜明反差的是,真正进入司法程序的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案件数量极为有限,这直接制约了通过刑罚打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行为的效力。因此,对于我国危害食品安全犯罪之罪名体系而言,最大的问题不在于其内容上的不完善,而在于其难以被全面地贯彻与实践,亦即,危害食品安全的犯罪行为难以被追究。原因何在?

   很多学者将矛头指向相关的行政监管部门,认为监管部门的行政不作为纵容了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发生。这种批评当然是有道理的。事实上,正是在这种指责的推动下,《刑法修正案(八)》新设了食品监管渎职罪。但在本文看来,监管部门的行政不作为并不是导致危害食品安全犯罪难以被追究的根本原因。危害食品安全的犯罪行为之所以难以被追究,归根结底,是因为这些行为有着异于传统犯罪行为的特点。本文认为,与传统的犯罪行为相比,危害食品安全犯罪行为最大的特征就在于它的隐秘性。一方面,就行为实施过程来看,行为人可以自由选择实施危害食品安全行为的时空条件,从而可以避免犯罪行为被发现;另一方面,从结果来看,行为人实施危害食品安全的行为未必会直接引发实害结果,即便是已经引发了实害结果,该结果与其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也难以被查证。犯罪行为具有隐秘性,加之犯罪行为能够带来丰厚的非法所得,在这种情况下,危害食品安全犯罪行为的常见多发就不难理解了。为此,立法者将相应的罪名设置为行为犯或具体危险犯。而在判断行为犯或具体危险犯是否成立的过程中,食品安全的相关标准就成了重要的判断基准。因此,相关标准的确立与维护就显得格外重要。一个科学合理的标准在被严格执行的情况下能够充分保障食品的安全;相反,一个不合理的标准可能会引发负面的结果。[109]因此,确立一个科学、合理而又清晰明确的食品安全标准,是危害食品安全的犯罪行为被顺利追究的重要前提。

   人类自诞生以来就离不开食品,但直至晚近以来,人类才开始面临食品安全问题的考验。尽管生产、销售问题食品的行为既可以表现为生产、销售的食品由于变质、受污染等原因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也可以表现为在食品中掺入非食品原料,但近年来被集中曝光的、引起社会公众恐慌的危害食品安全的行为,不是前者而是后者。这些被不法生产者、销售者掺入食品中的非食品原料,原本是科技发展的产物,最后却沦为危害食品安全的帮凶。就此而言,当下的食品安全问题主要是由科技发展所带来的。在这个意义上,当下的食品安全问题是风险社会背景下诸多社会问题中的一个。[110]尽管刑法可以对风险社会作出一定的回应,[111]但是,单独依靠刑法乃至单独依靠法律,显然不足以解决所有的问题。既然以非食品原料为代表的科技在危害食品安全的犯罪中扮演了一个负面的角色,那么相关部门也应当积极利用先进的科技成果,确立科学合理的食品安全标准,并找到便捷有效地检测食品安全的方法,从而使危害食品安全的行为无处遁形。也只有在这个前提下,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罪名体系才能最大程度地发挥其作用。

  

  

   [1] 从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角度对我国食品安全问题的研究,请参见谢敏、于永达:《对中国食品安全问题的分析》,《上海经济研究》2002年第1期;张朝华:《市场失灵、政府失灵下的食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重构》,《甘肃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

   [2] 参见刘仁文:《中国食品安全的刑法规制》,《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2年第4期,页109,110-114。

   [3] 作为一个类罪,“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统指生产、销售问题食品行为及相关行为可能构成的犯罪。尽管“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在表达形式上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相似,但与后二者不同的是,“危害食品安全犯罪”这一表达在刑法条文中并不存在。换言之,刑法并没有将与食品安全相关的罪名统一规定在一个章节之中。近年来,随着食品安全事故的频发和相关部门对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重视,“危害食品安全犯罪”一词频频出现于官方的司法解释及其他规范性文件之中。据笔者考证,最早使用“危害食品安全犯罪”一词的官方文件,应是2010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发布的《关于依法严惩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活动的通知》(参见《最高院、最高检、公安部、司法部发布通知,要求依法严惩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法制日报》2010年9月15日)。尔后,2011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大力度依法严惩危害食品安全及相关职务犯罪的通知》和公布的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典型案例,以及2013年5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都使用了“危害食品安全(犯罪)”这一表述。

   [4] 相关案例请参见“龚某某等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案”((2013)益法刑二终字第23号),北大法律信息网http://vip.chinalawinfo.com/Case/displaycontent.asp?gid=118880159,最后访问日期:2013年11月1日。

   [5] 《刑法修正案(八)》对本罪法条的修正内容体现为:(1)将“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修改为“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2)将“食源性疾患”改为“食源性疾病”;(3)取消单处罚金刑;(4)增加适用较重刑罚的“其他严重情节”;(5)将“并处销售金额50%以上二倍以下罚金”修改为“并处罚金”。

   [6] 参见王作富(主编):《刑法分则实务研究》(上),中国方正出版社2013年4月第5版,页201。

   [7] 关于“食品”含义的详细考察,请参见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11年7月第4版,页652-653。

   [8] 陈兴良:《规范刑法学》(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第2版,页541;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11年7月第4版,页652;黎宏:《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12年4月第1版,页495-496;郎胜(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释义》,法律出版社2011年4月第5版,页188。

   [9] 例如,根据《食品安全法》第20条第2项的规定,食品安全标准的内容应当包括食品添加剂的品种、使用范围、用量等,因此过多使用食品添加剂的食品就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但这一食品并未违反《食品安全法》第28条的规定。

   [10] 2013年5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

   [11] 2001年4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关于办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伪劣商品解释》)第4条。需要说明的是,上述规定虽然是就《刑法修正案(八)》颁布之前的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作出的解释,但从立法原意上进行分析,这一解释同样适用于《刑法修正案(八)》颁布之后的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

   [12] 2013年5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条规定:“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的‘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一)造成轻伤以上伤害的;(二)造成轻度残疾或者中度残疾的;(三)造成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一般功能障碍或者严重功能障碍的;(四)造成十人以上严重食物中毒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的;(五)其他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的情形。”第三条规定:“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的‘其他严重情节’:(一)生产、销售金额二十万元以上的;(二)生产、销售金额十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数量较大或者生产、销售持续时间较长的;(三)生产、销售金额十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属于婴幼儿食品的;(四)生产、销售金额十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一年内曾因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活动受过行政处罚或者刑事处罚的;(五)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13] 2013年5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4条规定:“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的‘后果特别严重’:(一)致人死亡或者重度残疾的;(二)造成三人以上重伤、中度残疾或者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严重功能障碍的;(三)造成十人以上轻伤、五人以上轻度残疾或者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一般功能障碍的;(四)造成三十人以上严重食物中毒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的;(五)其他特别严重的后果。”

   [14] 相关案例参见“林烈群、何华平等销售有害食品案”、“俞亚春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王岳超等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载陈兴良、张军、胡云腾(主编):《人民法院刑事指导案例裁判要旨通纂》(上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第1版,页65—70。

   [15] 《刑法修正案(八)》对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修改主要体现在四处:一、取消了单处罚金刑和拘役刑;二、将第二档处刑情节“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患,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修改为“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或其他严重情节”;三、将第三档处刑情节“致人死亡或者对人体健康造成特别严重危害”修改为“致人死亡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四、将“处销售金额50%以上二倍以下罚金”修改为“处罚金”。

   [16] 参见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8月第5版,页380。

[17] 参见黎宏:《刑法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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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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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科技与法律》201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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