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代谢增长论——市场份额竞争、 学习不确定性和技术小波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34 次 更新时间:2021-02-23 00:5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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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 (进入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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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 n 是新技术使用者的数量。

  

   我们可以把退出率常数 r 用来衡量采用新技术时的学习难度, 它意味着学起来越难, 退出的越快。我们将行为变量作为退出率的要素是为了简化数学描写, 因为原始的退出率是线性的, 修改后的退出率写为二次项形式, 目的在于保持我们的非线性动态模型依然有解析解。如果数学模型太复杂, 我们就只能做数字模拟, 难以给出简单清晰的场景。

  

   因子 α 是风险偏好的度量。α > 0 时, 表示风险规避或集体主义的行为; α < 0 时, 表示风险追求或个人主义的行为。在开辟新市场或新技术的初始阶段, 很少有人敢于尝试新的市场, 这时所有人的退出率相同。然而, 当越来越多的人接受新技术时, 经营策略变得越来越多样化。风险规避投资者的退出率下降, 因为他们感到人多势重、不确定性的风险在减少。但风险追求型企业家在人多时更可能退出, 因为他们觉得人越多机会则越少。如果我们把风险因子 α 的值从 - 1 变到 1,  我们就能够描写不同的行为: 包括从极端风险规避的保守主义到极端风险追求的冒险主义。

  

   我们要说明的是, 保守主义在东西方的含义不同。为了避免误解文化的概念, 我们研究学习策略时, 将风险规避行为定义为集体主义文化, 而将风险追求行为定义为个人主义文化。我们的这个灵感源于人类学的视角。许多观察家把美国富于创新的现象归功于美国的个人主义文化, 而把日本快速的技术复制能力归结于它的集体主义文化 ( Kikuchi,  1981)。

  

   (二) 节约资源和消耗资源的文化

  

   资源利用率的均衡解是:

  

  

   公式 (7b)  显示,  集体主义族群的资源利用率 ( n∗α > 0 )  高于个人主义族群的资源利用率 ( n∗α < 0 )。换言之,  个人主义族群比集体主义族群需要更大的生存空间,  才能维持一个相同的均衡人口规模 n∗ 。可以说: 个人主义是资源消耗型文化, 而集体主义则是资源节约型文化 ( Chen,  1990)。这种文化差异在西方个人主义与东方集体主义之间的对比非常明显。文化差异来源于经济结构与生态约束的差异。资源扩张是理解资本主义起源和工业革命源头的关键 ( Pomeranz,  2000)。

  

   社会学家沃勒斯坦曾观察到一个历史谜团, 似乎历史没有理性 (1974)。中世纪中国的人口接近西欧的两倍, 但中国的耕地面积则较西欧低得多。如果依据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选择理论推测, 中世纪的中国应该在空间规模上对外扩张, 而欧洲则应当增加人口。但我们观察到的历史和理性选择理论的预测相反。沃勒斯坦用迷惑的口气说:

  

   欧洲人在浪费空间。即使是在 15 世纪初人口数量如此低的水平上, 欧洲人似乎还觉得他们的空间不够大……但是如果说欧洲感到的是空间不够大, 那么, 中国人感到的就是他们的人口不够多。

  

   我们发现文化战略与农业结构之间的联系, 可以解开沃勒斯坦的历史之谜。中国的主食是稻米等谷物, 粮食生产是资源节约但是劳力密集型的技术。肉奶食品在欧洲文化中占重要地位, 而生产肉、 乳的牧农业则是土地密集但是劳力节约型的技术。为应对不断增加的人口压力, 中国通过增加劳动投入来增加粮食产量, 而欧洲人则通过寻找新的土地来提高其生活水平。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哲学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 而西方哲学却惯于征服自然。这是我们对李约瑟问题给出的文化解释。出于同样的原因, 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亚洲国家的储蓄率远高于西方。防患于未然而不是追求当下享受的观念, 深植于中国的文化与历史之中。

  

   在这方面, 苏联的文化接近西方个人主义, 因为它具有强烈的扩张主义动机。

  

   研究文明史时我们会发现, 农民比游牧民和水手更具集体主义特征。日本文化是高度的集体主义, 甚至其城市居民也是如此。然而, 日本的外交政策则更接近大英帝国, 原因在于它是一个具有海事传统的岛国。造船和航海新技术能于现有耕地之外, 开辟外贸和殖民主义的新资源。所以, 日本的民众文化有鲜明的集体主义色彩, 但是日本的国家行为极具冒险主义的特征, 这是日本的环境和历史造就的特点。

  

   (三) 市场规模、 资源多样性, 以及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

  

   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将模型从两种技术 ( 物种) 推广到多种技术 ( 物种)。在一个生态系统中,  我们有 L 种技术 ( 物种),  其资源限制 ( 承载能力)  分别是 N1 ,  N2 ,  …,NL 。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可以集成为相互耦合竞争的逻辑斯蒂方程, 成为一个非线性的复杂系统。规模经济 ( 市场范围或资源限制) 同 Ni 相关, 而范围经济可用技术 ( 物种) 的数量 L 来描述。分工程度可用物种多样性描写, 也就是竞争性技术的共存度。

  

   让我们从只有两种物种的最简单情况开始, 用方程 (8) 分析两种技术和文化的竞争 ( Chen,  1987)。

  

  

  

   这里, n1 和 n2 分别是技术 ( 物种) 1 和 2 使用者的数量。为简单起见, 我们只讨论完全竞争下 β = 1 的最简单情况。

  

   我们可以用类似解方程 (2) 的方法, 来解方程 (8)。其技术 1 完全替代技术 2 的条件由式子 (9a) 给出, 而两种技术共存的条件如 (9b) 式所示。

  

  

   (四) 环境涨落的影响

  

   接下来的任务是研究环境涨落对系统稳定性的影响。研究随机扰动下非线性动态系统的稳定性问题, 可以解郎之万 (Langevin) 方程与福克 - 普朗克 (Fokker - Planck)方程 (May, 1974; Chen, 1987、 2010)。在这里我们只考虑一个简单的例子, 即随机扰动只加于某技术 N 的资源约束。实现的均衡规模 Xm 随着环境涨落的幅度变化, 我们用方差 (σ2) 的大小来刻画环境涨落的幅度。

  

  

   由公式 (10a) 可以看出, 假如存在人口规模生存的临界值, 则集体主义在外部冲击下的生存机会更好, 因为它比个人主义的人口规模更大。

  

   公式 (10a) 还告诉我们, 环境涨落会降低平衡态的资源限制。公式 (10b) 显示的是: 当波动幅度超过临界值时, 该技术 ( 物种) 将会灭亡。这就是为什么历史上的古老文明会因自然灾害或战争而消失。经济发展需要社会稳定。

  

   如果考虑许多技术 ( 物种) 都面临环境涨落时, 我们会意识到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区域专业化生产等价于提高风险的集中度。农业的规模生产加剧了化肥和农药的应用。换言之, 发展范围经济才有助于维护生物的多样性。这是我们的物种竞争理论与新古典经济学的优化理论的重大差别。新古典经济学片面强调规模经济的经济效益, 演化经济学强调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之间的辩证关系。因为短期的经济效益不等于生物多样性的生态可持续性, 片面追求货币财富会最终毁灭地球的生态财富。

  

   ( 五) 稳定性与多样性之间的消长 ( Trade - off) 关系和一般斯密定理

  

   考虑多种技术共存时更一般的情况, 增加技术的种类数会降低系统的稳定性( May,  1974)。在多样性和稳定性之间存在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消长 ( Trade - off)  关系。斯密没有意识到科学和技术的重要性在于引入新的资源和新的市场, 因为他所处的时代工业革命才刚起步。我们把原来的斯密定理从分工受市场规模的限制, 推广到更普遍的一般斯密定理 ( Chen,  2005、  2010),  表述为:

  

   “ 分工受市场范围 ( 资源约束)、 生物多样性 ( 资源种类数目) 和环境涨落 ( 社会稳定性) 的三重限制。”

  

   我们可以比较新古典经济学与演化经济学的不同演化观。新古典增长模型用线性随机动态学方法建模, 得到的是单向演化: 要么收敛 ( 如外生增长论的模型), 要么发散 ( 如内生增长论的模型)。我们非线性演化动态学的分工模型展示的是双向演化 ( 或叫共生演化) 过程, 如环境涨落小, 技术创新发现的新资源不断增加时, 分工系统会从简单向复杂演化, 这是从过去工业化革命三百年间观察到的发展趋势; 假如环境涨落大, 战争与灾害频繁, 技术进步停滞, 则分工的趋势会从复杂变为简单, 中世纪罗马帝国瓦解后的欧洲就是如此。即使在当今时代, 工业社会、 传统社会与原始部落依然可能并存, 原因是人口、 环境和技术之间的相互作用。换言之, 新古典经济学描写的是封闭优化过程中的单向演化, 才会对现代化有 “ 普世价值” 的信仰。演化经济学观察到的是开放竞争下系统多样演化的过程,  社会的经济发展不能超越生态环境的约束。这是当代资本主义危机最严重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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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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