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祖社:道德共识与人类共同价值建构——后全球化时代人类公共性实践及其集体行动的逻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1 次 更新时间:2021-02-21 23:4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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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祖社  
长期以来,现代社会关于道德共识和人类公共价值问题的思考、言说,不管自觉不自觉、愿意不愿意,其实都是在由启蒙现代性文化所划定的框架下得以展开的。客观地讲,就国际知识界所提出的有关解决道德冲突和价值共识难题的蓝图、方略甚或路线图来看,理论上似乎可以自圆其说,也在一定范围内产生了影响力和社会效力。但是,整个世界的现存逻辑依然故我,国际社会现实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民族、国家之间的交往,以及主流性的日常生活实践,似乎依然遵循着既有的方式,而不太理睬学者们费尽心力论证出来的诸多“智识性方案”,譬如“合作主义”“建构主义”“现实主义”“新社群主义”等。这其中的根由是复杂、多样的。一方面,上述貌似精心设计、构想出来的方案,就表达逻辑而言,基本上是在“既有现实”的内在规制之内,在根本没有越出此一现实的根本性局限的基础上,所做的多少带有“就事论事”式的“改良性话语”。另一方面,最具实质性意义的理由在于,现代社会的生存情境已经发生了许多新质的变化。学者们迄今为止并没有对于正在变化的时代做出与其发展与变革相契合的精准研判和理智认定,仍然没有找到一种全新的足以取代旧有叙事范式的新话语,因此,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虽然异常丰硕,但在“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的意义上,基本上是要么循环、要么止步不前,难以有超越前人的新说。那么,我们这个时代,人类在生存、文化、制度、价值、交往和生活等方面究竟发生了哪些对于思想而言是前所未有的新变化?相较于以往的各个时期,我们这个时代人类的理论和实践难题究竟是什么?

   缺乏道德共识基础上的共同价值,人类就会陷入动物般的生存状态,没有一个共同期望的美好未来。就当前以及今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人类现实的生存情景而言,普遍意义的道德共识的实践,其实意味着以有效的“集体行动”落实和实现人类的共同价值。人类的生存、生活与交往实践需要公认的、可共享的共同遵守的共同价值,而且这种共同价值的存在也是客观的。从人类生存的复杂矛盾和利益冲突来看,仅仅承认这一点还远远不够,寻求一种能够将共同价值落到实处的机制,才是非常紧迫和至关重要的。基于社会生活“合作性进化”的历史表明,人与特定共同体之间,必然存在着天然的互生依赖性关系。利益相同的个体一旦进入某种共同体,成为其中一员,一定会认同此种共同体的利益要求,并愿意将自我利益的实现与此种共同体利益的不断扩大保持一致。

   现代文明所面对的是一个日益分化的民族国家利益本位依然不平等的世界。这个世界有无法撼动、改变的自以为是的弱肉强食的生存逻辑,有对于基本的共同价值自以为正当的自主性确立和诠释方式。超越道德共识的现代性逻辑,意味着现代社会必须对使得共识成为可能的复杂背景有一个相对清晰的辨认和判断。一个显见的事实是,当今世界,各个不同的民族国家,同样有着基于历史文化传统、制度和意识形态之差异等所形成和规定的属于自己的独特价值思维智慧和价值实践方式。道德共识基础上人类价值思考的前提,首先是认定一些构成人类的生存、发展和未来命运的共同根基性信念。在这个问题上,国际社会目前代表性的主张,实际上也是性质不同的国家的制度实践,可以概括为这几个方面:其一,基于自由主义信念的道德共识和人类共同价值主张;其二,基于共和主义信念的范式;其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范式。显然,上述不同主张之间并非毫不相关,而是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存在着较大的“交集”,从而为沟通和采取集体行动奠定了基础。同时,还必须面对以下两个方面问题。其一,我们时代的伦理生活所推崇的基本普遍道德观念究竟是什么?可以肯定地说,在这个问题上,国际社会难于达成基本的一致,因为即使是同一个道德观念,不同民族的理解也是完全不一致的。其二,求取道德共识基础上人类之共同价值信念的动机究竟是什么?在这个问题上,通常的回答是:获得一个相对和平的国际秩序,确保各个民族国家的基本利益不受到经常性的威胁;以全球公民社会共同体的名义,秉持公共理性,在全人类共同的生存困境问题上采取一致的行动;为着一个和谐、美丽的新世界,以全球正义的名义,促成并努力实现人类公共性生存及其利益最大化。

   道德共识与人类共同价值之所以成为一个难题,在于公共性诠释视角的缺失。而此一带有前瞻性的视角之核心要义,可归结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人类生存与发展本位的公共利益至上性。道德共识旨在寻求并从根本上逐渐提升人类相互关切意义上德性品质的养成,这一因素已经被证明是人类的进化和发展必不可少的内生性要素。显然,特定的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如果缺失、缺少必要且恰当的道德因素,社会经济发展理念、方式及其结果等就势必失去了正当性支撑。另一方面,着眼于文明伦理提升意义上相互承认与共同进步的一致性。道德共识作为人类共同价值的基点,其努力的结果,关涉人类文明的水准。道德共识基础上人类共同价值的形成,遵循“类本位”意义的公共性实践的逻辑,贵在以合作理性、优良制度为保障,求取并推进公共利益最大化。但现实的问题是,谁来充当这样的主体?谁有资格提出、规定这样的道德共识和人类共同价值?对于变革因多元文化与价值观差异所导致的冲突与不平等的世界,国际社会并没有放弃通过协商、沟通的方式达成共识的努力。在这一过程中,基于道德共识的努力所取得的成果是有效的,人类也正是以此为基础,以共同价值的名义,以民间社会组织化的方式,在全球范围内为改变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和文化秩序等,采取了一系列共同行动。可悲的是,其作用、影响和效果均非常有限。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优良制度实践与中国政府的智识性贡献

   共识是人类生存的难题。在共识的达成与共同价值的确立问题上,寻求使得共识成为可能的前提、理念固然重要,但关键的当是建立制度化基础上真实的共同的集体行动的逻辑体系。道德共识作为人类共同价值的灵魂,追求伦理化生存的利益最大化。其基本的原则是平等的原则、相互尊重基础上的承认原则、宽容与爱的原则,反对文化与价值观念意义上的道德优越主义。身处后全球化时代,先发现代化国家所确立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伦理文化与共同价值观念,以及其所主张和固守的“普遍性”意义上的西方中心主义、西方文明优越性观念,因崇奉排斥性的民族国家利益至上的行径,根本无法、无力破解人类思想文化与精神生活自我革新的深重难题;同时,由于不断遭遇历史文化传统、制度与文化价值形态各异的许多新兴的、正在崛起的后发现代化国家的普遍质疑和抵制,其正陷入穷途末路、意义苍白无力的自我辩护中,愈显与人类新文明趋势背道而驰的狭隘、封闭和保守,愈来愈暴露出自身无法克服的先天短绌和内在性弊端。

   进入人类文明转型新时代,全人类依然面临严峻且不断加剧的生存与生活难题,面临短期内难以化解的全球化时代的多元文化与道德价值观冲突,中国政府、中国社会和中国知识界以“天下”为己任,创造性地提出了许多具有前瞻性、超越性的理论主张和价值识见,逐步得到了国际社会的理解、尊重和支持,有效地遏制了愈演愈烈的“反全球化”趋势。这其中,中国政府有关新全球化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导和推进,以及有关“人类共同价值”的系统性设计和理念规制,堪称人类文明转型时期以人类优存为本位的新的伦理文化设计。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当今时代人类新的伦理文化观念的最为先进的形态,其所包孕和承诺的道德规范,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道德共识的基础。而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旨趣完全一致和内在相通的“人类共同价值”的理念,就是后全球化时代国际社会所需要的新的公共价值规制和共同价值共识,二者均具有极强的现实性、针对性和前瞻性。

   首先,面向未来的道德共识与人类共同价值的寻求,必须依托“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创建、实践以及不懈推进。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2011年《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提出,要以“命运共同体”的新视角,寻求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的新内涵。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习近平就任总书记后首次会见外国人士就表示,国际社会日益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面对世界经济的复杂形势和全球性问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2013年3月23日,习近平主席在俄罗斯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首次向世界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大倡议,呼吁国际社会树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意识。2015年9月28日,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大会发表重要讲话中指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11)“迈向命运共同体,必须坚持各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迈向命运共同体,必须坚持合作共赢、共同发展。”“迈向命运共同体,必须坚持实现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迈向命运共同体,必须坚持不同文明兼容并蓄、交流互鉴。”(12)多年来,这一中国方案由倡议上升为共识,由理念转化为行动,在不确定的世界展示了强大的领导力、感召力与影响力。“‘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取人类价值认同的最大公约数,倡导公平合理的新型国际关系。习近平主席提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共同价值观秉持和而不同的价值观,倡导多种文明和谐发展,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基础,是各国人民共有精神家园的最大公约数。”(13)

   21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的持续纵深发展极大地提高了生产资料的世界性配置效率,同时也有力地提高了各国生产的世界化水平,各国在政治文化、科学技术、军事安全等领域展开了多样性的合作交流,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丰硕成果。这些世界性合作成果为寻求人类共同价值提供了有利的实现路径。同时,当前世界人民面临着许多共同考验。例如,气候变化、生态破坏、恐怖主义、贫富分化、世界经济复苏乏力等问题正在向全人类发出严峻挑战。“今天,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量子卫星、人工智能迅猛发展,人类生活的关联前所未有,同时人类面临的全球性问题数量之多、规模之大、程度之深也前所未有。世界各国人民前途命运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14)在此基础上,各国人民逐渐认识到人类命运相互关联、休戚与共,世界发展需要“‘共同性原则’,各文明的人民应寻求和扩大与其他文明共有的价值观、制度和实践”。(15)

其次,共同价值的提出,吸收了在寻求价值共识问题方面,人类理念、智识和策略层面的诸多合理成果。譬如吸收“核心理念纠偏”“基本范式矫正”“坚持底线伦理”“诉诸主体间性”“促成中介转化”以及“尊重和发掘传统”等主张,直面由现代性理念所支配的旧的全球化实践所带来、所造成的基本价值迷失困境,为人类共同价值的寻求确定了基础性、根本性的理念依托。人类共同价值强调以中国传统哲学之“会通性”辩证思维对待和理解人类公共价值的寻求与确立问题。《庄子?天下篇》认为,每逢天下大乱,必有诸说并生,“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周易?系辞上》云:“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主张持不同立场的思想文化观念之间在争鸣、交流的基础上辩证地融会贯通。《周易?系辞下》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诸子百家虽立论和主张各不相同,但是在内在旨趣方面,彼此仍有相通之处。东汉史学家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也持相同观念,认为诸子百家学说“相反而皆相成”。有学者指出,以个人、民族、国家、宗教作为政治单位所定义的政治逻辑,之所以很难发展出普遍共享的世界秩序,也很难解决世界规模的问题,因为这些边界性的概念本来就不是为世界着想,也不是为世界所准备的概念。“在全球化条件下,世界需要一种能够保证利益共享的普遍秩序,否则世界将无法承担后帝国主义时代的失序,当帝国主义秩序减弱到形同虚设,世界将毁于各种难以想象的恐怖行动、宗教运动或非理性冒险。所以,未来的世界非常需要一种新的天下体系,或者说,世界需要变成天下,才有可能保证世界安全。只有以‘天下无外’的逻辑把整个世界变成只有内部性而没有外部性的天下,才有希望建立普遍共享的世界秩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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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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