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荣:德性、知识与哲学进路——由《当代美德伦理》引发的若干思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3 次 更新时间:2021-02-21 23:3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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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国荣  
knowing how即涉及规范性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赖尔提出knowing how的认识论意义,首先在于突出了认识中的规范性维度。概言之,在知识的构成中,认知主要解决“是什么”的问题,即knowing that,评价主要是解决“意味着什么”的问题,这一问题区别于knowing that,或可称之为knowing what。“意味着什么”所关注的,主要不是对象或自身的规定,而是对象和相关事物对人具有何种意义。与认知与评价相联系而有所不同的是规范,它所关切的是“是否可以做”或“应该做什么”以及“应该如何做”,即广义上的knowing whether和knowing how。从逻辑上说,首先要知道某一件事情是不是应该去做(即knowing whether),然后再进一步追问,应该如何去做(knowing how),在这一意义上,knowing whether和knowing how都属于认识中的规范性问题。与之相应,广义的认识可以视为认知、评价和规范的统一。

   从以上前提出发,关于知识的划分,在逻辑上有需要考虑的问题。黄勇教授在肯定命题性之知和能力之知分别的同时,又认为存在“动力之知”,由此,知识就被区分为三重形态,即命题性之知(knowing that),能力之知(knowing how)与动力之知(knowing to)。从逻辑上说,以上划分的标准并不完全一致:“能力”与“动力”更多地与知识的现实功能和作用相联系,而“命题”(proposition)则主要与知识的表达形式相涉,在同一个知识系统中,如果以不同的标准对其进行区分,便可能在逻辑上发生是否契合的问题。从其内涵看,以上区分与前面所说的广义认识涉及的具体问题,即“是什么”“意味着什么”“应该做什么”“应该如何做”这种实质分别,也缺乏对应性。就理论的层面而言,需要把知识的内涵和知识的作用区分开来。从其作用来说,知识确实构成了提升相关主体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也可以成为推动行动的一个条件或有助于促使行动的发生。但是,在提升主体的某种能力、推动行动或促使行动的发生与知识本身的内涵之间,仍需要作一区分。

   从哲学史看,康德已区分人心的三重机能(faculty),即知识机能(faculty of knowledge)、愉快或不愉快的机能(faculty of pleasure and pain)、欲求机能(faculty of desire)。这里不涉及知识的区分,而主要关注于人心的机能(faculty of mind),也就是说,他在这里所讲的,不是知识形态的区分问题。从人心机能(faculty of mind)的角度看,可以说,欲求这一机能更多地与行动的发生相联系。事实上,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便涉及所谓欲求的机能问题,而实践理性主要是讨论行为(道德行为)的发生。在康德看来,道德实践主要是基于实践理性的自我立法,并由此以自律的形式引发相关的行为,这与《纯粹理性批判》所讨论的普遍必然之知及其形成条件,显然有所不同。从这里,也可以对行动的推动与知识形态之间的区分,有一个更为具体的理解。

   黄勇教授对“动力之知”的讨论,乃是围绕王阳明哲学中的良知而展开。就良知而言,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个角度加以理解。从狭义上说,王阳明在很多地方提到,良知就是知善知恶之知。从广义上说,其良知则表现为一种综合性的主体意识。具体来说,良知既包括前面提到的知善知恶之知,也内含为善去恶的意向以及好善恶恶的情感认同,这三个方面都是良知的题中应有之义。知善知恶涉及理性的明觉:知道什么是恶,什么是善,其中体现了理性层面的分辨。为善去恶主要是一种向善的意向或定势(disposition),其特点在于始终趋向于善,以此为人的定向;不管何时何地,总是择善而行。情感的认同涉及好善恶恶,它使接受善、拒绝恶成为一种自然而然的情感取向。这种具有综合性的广义道德意识,可以看作是伦理层面的一种精神或观念,它与认识论意义上的知识,需要作必要的区分。从宽泛意义上说,单纯的理性明觉、知善知恶,主要属于广义上对“是什么”的把握:知道什么是善,并对善恶作出区分。向善的定向则近于康德所说的欲求,具有动力因的特点,以理性明觉的形式呈现出来的知识,唯有与这种向善的意向相互结合,才能够化为具体的道德行为。情感的认同则进一步使行为走向不思而中、不勉而为,自然中道的过程。

   就道德角度而言,王阳明与各家之间的论辩,包括他与朱熹的分歧,在很多方面涉及前面提到的良知内涵。从比较狭义上的区分看,朱熹由格物穷理走向道德行为的主张,更多地体现了知识的进路:由格物穷理,进而知善知恶,由此引出为善去恶的具体道德行为。对王阳明来说,对知善知恶与为善去恶的以上理解,可能过于乐观了。在王阳明看来,单纯的知善知恶,难以引向为善去恶;知善知恶与为善去恶之间,还需要有择善拒恶这样一种内在定势,后者属广义上的欲求意向。只有当知善知恶之知与择善拒恶的内在定势相互融合,才能引发为善去恶的具体行为。知善知恶之知与择善拒恶的内在定势在某种意义上体现了康德视域中认知机能与欲求机能的统一,二者的关系不同于知识意义上的分与合。进而言之,与良知内含好善恶恶的情感相应,按王阳明的理解,要使道德行为成为自然而然的过程,需要同时基于好善恶恶的情感。

   这里同时涉及道德行为的推动力问题。道德行为的动力如果仅仅从知识的层面去理解,可能不足以反映其特点。结合王阳明的相关考察以及以上分疏,可以注意到,道德行为的内在动力源于道德行为主体具有综合意义的伦理意识,这种意识似乎不能简单地归为某种知识形态。事实上,良知所具有综合性,更多地体现了伦理意识的多重内涵,这些内涵的不同规定,无法等同于知识的不同分类。

   与表现为伦理意识的良知不同,作为知识形态的“知道如何”(knowing how),至少包括两个方面,即命题性知识和非命题知识。以最简单的骑车、游泳而言,骑车需要知道相关要点,如两眼前视,手握车把,保持身体的平衡,等等。如果对一个从未骑过车的人讲如何骑车,以上要领就可以用命题性的知识形式来表达。同样,游泳也涉及双手怎么摆动、呼吸如何调节、双腿怎样用力,等等,这些行动的要领在以语言的形式传授时,也涉及命题性知识的方面。当然,在行动的过程中,以上命题性的知识需要化为行动者的具体能力,或者说,化为王阳明所谓的身心之知,才能由命题性知识层面的知道如何做,达到实际地知道如何做。按照赖尔的表述,实际的知道如何做意味着“知道如何”已经成为人的第二天性。但即使在此种情况下,“知道如何”(knowing how)也既表现为实际的能力,也包含可以用命题性知识概括的方面。换言之,以能力形式存在的实际“知道如何”,已隐含某种已被沉淀的命题性知识;化“知道如何”为人的第二天性,同时意味着命题性知识的内化。现在人们谈“知道如何”,往往侧重于将其与命题知识完全分离开,这似乎不足以完全把握“知道如何”的全部内容。“知道如何”确实不限于命题性知识,但又并不是完全排斥命题性知识。

   “知道如何”(knowing how)总是指向实际之行,就知和行的关系而言,如何理解知行合一,相应地构成了无法回避的问题。事实上,黄勇教授在其著作中也一再提及知行合一的问题。从理论上看,对知行关系的理解,既应当关注其相互统一的一面,也需要避免走向知与行的彼此消解。稍加考察即不难发现,在王阳明那里,确实包含着后来王夫之所批评的销行入知这一趋向,他所说的“一念发动处就是行”,无疑隐含以知消解行的内蕴。另一方面,在当代的实用主义哲学中,又可以看到另一面,即销知入行,实用主义注重特定情景,关切如何解决在不同情景中面临的具体问题,对认识论意义上的认知过程,则缺乏必要的关注。实用主义往往趋向于以“行”界定“知”。在谈到“知”的本来意义时,杜威便认为:“知(knowing)就其本义而言也就是做(doing)”③。这里固然肯定了知与行的相关性,但其前提则是将“知”融入于“行”。在理解知和行关系时,既需警惕销行入知,也要防止以上这一类销知入行。然而,在解释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时,黄勇教授似乎更多地趋向于“同情的理解”,对王阳明哲学中包含的销知入行取向,则未能作必要的关注。综上观之,如何更为适当的理解王阳明的知行关系说,仍是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这里既涉及王阳明哲学的阐释,也关乎一般意义上对知识和行动关系的理解。

   注释:

   ①黄勇:《当代美德伦理——古代儒家的贡献》,东方出版中心2019年版。

   ②Edmund L.Gettier,"Is Justified True Belief Knowledge?" Analysis,1963(6).

   ③J.Dewey,Essays in Experimental Logic,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16,p.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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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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