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汀阳:城邦、民众和广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78 次 更新时间:2021-02-20 11:5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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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汀阳 (进入专栏)  
那么语言的力量就不会那么大了。但实际上人们不能记住过去、不能知道现在、不能预见未来,所以虚构就容易了。”他还说:语言的能力足以支配灵魂,例如法庭辩论,“借助言辞的技巧,一席话就可以说服一大群人,而不管所说的是否真实”24。显然,许多希腊人已经意识到,既然任何一个观念都是主观意见,那么就不可能证明哪个观念是超越了意见的真理,于是,某个观念的胜出只能依靠意见的表达水平,也就是靠语言决胜。这似乎说明了政治无真理。就像菲德罗说的:“修辞家无须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正义,而只知道民众认为什么是正义的就行;无须知道真正的美和善,只知道民众觉得什么是美和善就行。有效的说服在于民众意见而不在真理。”25

   从苏格拉底、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却怀抱更高理想,他们承认语言的力量,但决心从语言中发现正确的力量(这就是从logos发展出logic的理由26),以便把语言引向真理。真理被认为是判断什么是正义的和不义的可靠依据,而正义又是城邦(国家)的最高目的和合法性依据。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推崇辩证法(dialektikos)。辩证法和修辞术是亲缘性的论辩技术,都是关于如何说话的技术,但有三个根本区别:(1)修辞术是叙述式的滔滔之词,而辩证法是问答式的论证与反驳。这一似乎有些表面化的区别其实有着深刻意义。连续的叙述意味着灌输,是单方面编织一套宏论,而问答则承认他人心灵的自主性,是平等的对话者,问答显然符合对抗赛的传统高贵精神,对话不以愚弄或者欺骗对方为目的,任何人的话语都必须接受对方的审查,每个人的话语都必须经过他人的批判而认定为正确的才是正确的。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辩证法是一种反驳的技术而不像修辞术是推销的技术;(2)言论的互相反驳意味着言论必须能够经受言论的考验,为了能够反驳任何表达错误,或者为了找到不可能被驳倒的正确表达,语言就必须约束自身,辩证法就从logos(言论)中发现了logic(逻辑)。逻辑的本质就是语言对自身的应用情况的约束和限制,就是语言对自身合法性的检查。尽管不能说诡辩和修辞术对逻辑没有贡献,但逻辑的主要规律确实是在辩证的道路上发现的;(3)既然辩证法以真理为目的,它就等于试图把语言的政治活动化归为知识活动,或者说,试图让合法的知识成为合法的政治论辩的依据。这样的话,政治就不得不超越意见而去寻求真理。

   不过,在社会和政治方面寻求真理,虽然没有理由否定这种可能性,但肯定非常困难。苏格拉底自己使用辩证法讨论了大量问题,尽管他成功地反驳了许多谬误,却几乎没有获得任何一个正面的结论,无非是达到了“自知无知”这样一个“智力茫然”的结果(aporia)。如果正确的思维方式并不能保证人们找到真理,这不仅导致知识论的困难,而且可能导致政治混乱。这个知识论困难典型地表现为“美诺悖论”。美诺这样诘问苏格拉底:“苏格拉底呀,你怎么能够研究你一无所知的东西呢?你连它是什么都不知道,又怎么知道如何寻找它?就算碰巧遇到了它,你又怎么知道那就是你不知道而却在寻找的那个东西呢?”27这个悖论的严重性在于,假如不得不承认正确的思维方式在寻求真理上终究帮不上什么忙,那么,是否存在着真理就对政治生活没有意义。既然任何规章制度(nomos)都没有真理依据,那么“无知”就等于承认无标准,进一步就可以合法地蕴含行为上的“无赖”。阿里斯多芬在《云》中编造故事讥讽苏格拉底:有个无赖青年从苏格拉底那里学到了辩证法并且知道人人都“无知”,于是提出这样的论证:既然法律并非真理而是由人制定的,那我凭什么不能制定一个新法律,使“殴父”成为合法的28?可见,如果逻辑与知识只不过有助于排除错误,却不足以形成正确的观念,那么仍然等于没有标准。知识的这个局限性是意味深长的,它已经开始挑明了知识与价值是不可贯通的两个领域——而苏格拉底试图打通这两个问题,从而消除人们在价值上的混乱而阻止社会堕落。虽然至今也没有充分理由证明苏格拉底的伟大事业完全是徒劳,但至少有理由说,知识确实无法推出价值,知识也不能用来否定价值。

   正如前面所论,拥有公共领域的民主才是真正的民主,因为民主的目的并不在于“人民来选择”,而是在于“人民能够选择对人民最有利的事情”。选择什么,这才是问题所在。如果人民由于信息不充分、知识局限、分析判断能力有限,甚至被蛊惑、宣传和炒作所误导,因此做出了对自己不利的错误选择,显然不能把这样的民主说成是人民想要的民主。因此,投票(选举)并不能表达民主,真正的民主必须建立一个能够保证人民能够做出对人民自己有利决定的制度,这就是公共领域。公共领域就是知识和发言的公开,是一个由“说话”而决定政治选择的空间,人人可以说话意味着每个人的心灵都获得权利和权力,这样才真正形成了人民参政的政治制度。在这个意义上,希腊人的最大政治贡献就是公共领域的发明。可是公共领域又引入了无比复杂的新问题,这就是我们以“修辞术与辩证法之争”所试图说明的政治困难。

   这两条道路所定义的公共领域完全不同,因为它们所产生的知识运动或者信息运动完全不同,所定义的意见的游戏规则也完全不同,因此将产生完全不同的政治。修辞术之路意味着公共领域将被煽动、蛊惑、宣传和炒作所左右,更煽情、更容易博得廉价同情的意见将胜出,将成功地引导并且代表大众。不过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政治煽动家们不仅误导民众,同时也是在迎合民众,他们为了获得民众的支持而夸张地迎合民众的偏好,往往以加倍的愚蠢去误导民众。这种情况在希腊时就已经很严重。如果以修辞术为准,那么,公共领域将变成一个指鹿为马、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合法场所(与指鹿为马相似,苏格拉底的例子是“指驴为马”29),而如果可以合法地混淆是非,大众就非常可能被诱导去选择坏的事情而导致民主制度的失败。无论有什么样的偶然原因,苏格拉底这样的圣贤因为自由言论而死于民主制度,这说明了民主虽然似乎允许各种声音,但却未必容忍反民主的声音,甚至在对待反民主声音上表现得像专制一样残暴30。

   辩证法之路则意味着公共领域必须是一个由理性辩论所规定的语言游戏,只有经得起理性批判的意见才能够胜出,而由理性所选择的意见才能够代表大众的利益。表面上看,辩证法之路当然是正确的,但是事情并没有这样简单,至少存在着三个困难:(1)虽然x是比y更大的利益,但是由于知识水平的限制,大众只能看到y因此只想要y,因此,x实际上是无效的。就是说,人们只会选择他们能够理解的东西,而不会选择更好但不能理解的东西;(2)即使人们经过苏格拉底式的理性对话和分析而知道了x比y对自己更有利,但人们仍然有可能以非理性的依据(信念和价值观)而宁愿选择y。就是说,人们关于x的有效知识仍然不能保证人们必然选择x,因为知识不能说明一切问题,特别是,知识和理性不可能代替或解决价值问题;(3)知识和理性不仅不能说明一切问题,而且知识永远是有限的,因此,即使有知识能够证明x是比y更大的利益,人们仍然有理由怀疑x是否就是最大利益,因为没有办法证明关于x的知识就是最好的知识。由于存在着知识与价值各自的局限性和困难,因此,公共领域问题远远没有得到解决,事实上到今天也没有得到解决,这意味着充分好的民主至今也还没有出现。

  

   五、城邦政治没有理论但留下理论问题

   关于希腊民主政治,陈康先生提出过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尽管雅典民主制度的设计周详,“但是很奇怪,这个政治制度的理论基础几乎寻找不出来”,而且缺乏理论并非因为失传,“否则柏拉图在攻击民主政治时决不能一字不提的”31。这确实有些奇怪。尽管古代理论总会比较简单一些而且往往不完整,但至少会有些核心概念和基本理由,尤其是希腊民主政治设计得如此复杂精致而没有理论,就更加奇怪了。在前面的讨论中所表达的“理论”其实是我们以今天的理论框架替希腊人分析出来的,希腊人自己未必是这样去思考的。希腊人是怎样开始具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isonomia)、“平等的言论自由权利”(isegoria或isologia)以及“政治权力平等”(isocratia)这些意识的,恐怕很难确切知道了。韦尔南有个猜测很是有趣,他认为很可能与公元前7世纪出现的军事战术革新有关。在这之前,战斗英雄是荷马史诗式的个人英雄,他们具有好战的疯狂激情,“来自神的活力使他们变得怒不可遏”,加上万夫不当之勇,因此以个人战绩获得荣誉和地位。当出现了更先进的重装步兵方阵,作战方式不再是单兵独斗,为了保证整体无坚不摧的战斗力,斗士们不得不拒绝“个人战绩的诱惑”而坚守自己的位置,配合其他人步调一致地作战。军人的美德由“热血”变成“节制”。方阵把士兵变成可以互换的个体,“如同城邦把公民变成可以互换的个体一样”。韦尔南相信,这种精神状态的转变对于城邦平等意识的形成很可能是决定性的32。当然,这个解释并没有真正解答陈康疑问,甚至也不是城邦平等意识的充分条件,但它增进了我们的理解。或许还有类似的种种原因。

   最后总结城邦政治留下来的几个重要的理论问题:

   1.没有公共领域的民主是坏民主。平等必须是充分有效的平等,否则就变成一种政治欺骗。如果没有公共领域,就等于拒绝了各种意见平等出场的权利,也就等于拒绝了部分心灵的发言权。民主最典型的欺骗形式就是允许民众对给定的某种意见或几种意见进行表决。很显然,那些给定的意见都有可能是非常错误的,有可能都是对人民不利,或者并非人民想要的。可见,民主的要害不在于表决,而在于能够由民众自由选择对什么东西进行表决,或者说,在表决内容上的自由比表决形式上的自由更重要。真正的民主意味着任何一种意见都有权利参加政治竞争(哪怕是极其邪恶的意见),意味着人民参政的平等权利,而不是人民投票的平等权利。因此,一个不受权力支配的言论自由的公共领域才是民主的核心设置和最终保证。

   2.由修辞术所控制的公共领域是坏的。如果一个公共领域是完全自由的,那么,修辞术所代表的宣传、炒作、煽动、欺骗和引诱等等诈骗手法就都是合法的,这将导致错误的意见更容易胜出,而且是合法地胜出。以合法的方式成功地做错误的事情是尤其危险的,它使人民虽死而无可抱怨。错误意见所以更容易胜出,是因为修辞术在制造说服效果上可以不择手段,还可以利用人性的各种弱点,这等于拥有更多的竞争资源。

   3.以理性标准为准的公共领域是合格的公共领域。理性化的公共领域并不承认完全彻底的自由,它设想的话语广场(agora)是个公正的广场而非自由市场,它给与任何意见自由参赛的政治权利,但限制了竞争手段,它只承认理性的论证是唯一合法的话语竞争方式。但是理性化的公共领域是脆弱的,因为它所追求的真理是稀缺资源,在大多数事情上并没有真理可言,即使有真理却几乎找不到;而如果放弃真理的要求,以高尚的价值标准去否定低俗的价值标准,却又等于取消了以平等为原则的公共领域,而变成某种专制;更难处理的是,即使在某些事情上确有真理,但这个真理可能并非人们愿意接受的选择,因此真理是有可能被拒绝而失效的。比如,“p将会给人们带来伤害x”是一个真理,但是假如人们就喜欢p而不喜欢别的,因此“p给人们带来快乐”也是个真理。这说明了各种真理之间有可能是互相矛盾的。这里我所发现的是一个比苏格拉底找不到真理的“智力迷茫”更严重的“智力迷茫”(aporia):有了真理却无法抉择。

   公共领域所暗含的“对话/协商”困难一直到今天在哈贝马斯雄厚的理论中也无法得到解决,在此暂且不论。

  

   注释:

1、基托在《希腊人》一书中论述了几乎所有希腊“普通人”也都喜欢高水平的戏剧胜过那些庸俗的滑稽剧,并且认为,希腊人自愿选择了高水平的精神生活,而不是没有堕落的机会,因为那些庸俗的东西并非不存在,只不过仅仅作为消遣而已。因此他反对大众必定更愿意选择庸俗的看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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