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汀阳:城邦、民众和广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75 次 更新时间:2021-02-20 11:5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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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汀阳 (进入专栏)  
即使是抽签和选举的混合制度也仍然不足以充分保证民主。抽签的随机性终究有些危险,似乎有些不负责任。在一篇不知作者的称作Dissoi Logoi的希腊残篇里就讥讽了抽签制度的荒唐:“人们可以问:为什么你自己不用抽签给你的奴隶分配任务,让驾车的去做饭,让做饭的去驾车?为什么不用抽签让铁匠、皮匠、木匠去做生意?让吹笛的去奏琴……”13。看来人们还是认为官员也应该专业对口。不过选举可能更糟,它容易营私舞弊,变成派系斗争。由此我们就更应该重视希腊民主制度的另一个设置,即公民大会,这是希腊政治的最大成就。希腊民主制的最后保证落实在公民大会上。公民大会首先是标准的直接民主。由于没有中间环节,直接民主能够相对有效地排除阴谋、背叛和营私舞弊之类的弊病。但是,如果仅仅是直接民主,那么公民大会就仍然说不上是伟大成就。即使是直接民主,也还是没有触及理想民主的根本问题。直接民主所表达的是在某个时间t的公共选择,可是在t时刻人们的偏好有可能基于错误的知识,从而错把对自己不利的事情看成是有利的;知识的局限还很可能使人们不知道什么真正是好的或坏的,不知好歹就会形成危险的选择;而且,公众聚集很容易形成非理性的激动情绪和盲目斗气,非常容易被别有用心的人所蛊惑误导,t时刻人们的偏好加总非常可能是暂时性的现象,而并非稳定选择,诸如此类的不确定性因素会导致所谓的公共选择变成人民自己损害自己的选择。可见,直接民主仍然只是表现了民主的形式,而没有表达民主的根本目的和最好可能性。民主的目的并不在于“人民来选择”(这只是表面形式),而在于“人民能够选择对人民最有利的事情”,这才是民主所要达到的目的。现代民主往往强调民主的表面形式,这是民主的退化。虽然希腊人对民主并没有理论认识,但从希腊人发明了公共领域来看,他们对民主的本质已经有了深刻的敏感。

  

   三、有广场就有地方说话

   公民大会是公共领域的典型形式,除此之外,希腊人在广场的其它争论也同样显示了公共领域的存在。公民大会是在广场(agora)进行的。公民大会的前身,希腊部族里的人民大会就叫做agora。广场作为一个专门的公共空间的出现,对于确立政治公共领域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有形的物理空间对无形的精神活动有着强烈的心理暗示和诱导能力,这一点不应该被忽视。以雅典为例,在城邦建立过程中,人们扩建在高地的卫城,把原来的防卫工事扩大为宏伟的核心城堡,其中有首领们的住所,有许多公共神庙以及相关设施。在卫城邻近地区又建了巨大广场和政府机构,于是城邦拥有了完整的宗教中心和政治中心。神庙和广场足够聚众,而且严肃神圣,是城邦的象征。当人们在广场聚集,所有的事情就公开化而成为共同问题,必要的信息在此公开而被分享,话语获得同时性的传播和反馈,不同意见可以在一起比较和讨论,正是神庙和广场在客观条件上使公众集体活动成为可能,而且赋予严肃的、分享的、共命运的气氛,它在城邦的政治化过程中具有特殊意义。韦尔南说:“城市一旦以公众集会广场为中心,它就成为严格意义上的城邦。”14

   广场和神庙只是公共空间,它是政治公共领域的物质条件,政治公共领域的成立还需要精神条件。城邦的公共空间把希腊推入一个“意见的世界”。人们的各种主观意见(doxa)都有了发言权,人人的意见好像都有道理(logos),意见之争就成为城邦的一种基本生活。道理太多,就不得不去寻找“真正的logos”,否则混乱的意见将导致混乱的生活。当时赫拉克利特就抱怨人人都自以为有了logos,而更糟的是,蠢人无论听到什么logos都激动不已。可以看出,精神世界同样存在着一个从“无序混乱”(chaos)到“有序世界”(kosmos)的问题。这就是精神世界的政治问题。意见世界必定是个政治世界,而且是政治世界的根本所在。什么样的观念成为主导比什么人成为领导更重要,因为观念是行为、生活和制度的最终支配者。当城邦在意见世界里形成开放的政治,城邦事务和公益就成为人们共同关心和争论的对象,正如伯利克里所说的:“在我们这里,每一个人所关心的不仅是他自己的事务,而且也关心国家事务……一个不关心政治的人,我们不说他是个注意自己事务的人,而说他根本没有事务。我们雅典人自己决定我们的政策,把决议提交来进行适当的讨论……最坏的是,没有适当讨论其后果就冒失开始行动。这一点是我们和其他人民不同的地方”15。至于人们的讨论是否确实是“适当的讨论”,作为政治家的伯利克里当然是毫不犹豫地自我表扬,而许多哲学家就不以为然了。

   当城邦事务可以公开争论,意见之间就形成一种“比赛”。比赛是希腊的一个基本精神,它恰好融合了希腊人最喜欢的两种关系:争斗和友爱。只有比赛才能够融合这样两种互相矛盾的事情。韦尔南指出,竞技比赛是源于军事贵族的一种高贵的精神,人们普遍喜爱其中的对抗赛精神(agon),因为它表现了平等关系:“任何竞争都意味着关系平等,竞争永远只能在同类人之间进行”16。与值得尊重的对手较量是一件荣耀的事情,而这种竞争又是在城邦的“自己人”之间进行的,它就又能够表现朋友们之间的友爱。这个比赛传统在军事技术竞技之外的两个典型表现就是奥林匹亚运动会和广场的话语争论。话语比赛的赛场就是广场,这是意见相左的人们在口才、论据、推论和分析方面的智力比赛,其背后实为政治比赛。意见世界本身就暗含政治性,意见一旦进入比赛,其政治性就充分显示出来而从根本上区别于其它比赛(比如奥林匹亚运动会)。至少在价值观问题上,意见的对抗往往是不可和解的,因为缺乏可共度的标准。不可和解就奠定了政治的敌对性质——柏拉图多少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可以看作是后来施密特的敌友理论的最早基础)。柏拉图在描述苏格拉底与欧绪富罗的讨论时说:“仇恨与愤怒,我的朋友,什么分歧才能产生仇恨与愤怒?”显然,如果在数目上有分歧就可以通过计算解决,在尺寸长短上有分歧可以用尺子解决,如此等等,“那么什么事情的分歧会使我们无法解决而互相仇恨成为敌人?……对与错,高尚与卑鄙,善与恶,这些事情使我们由分歧而敌对”17。可见,意见的比赛明显地削弱了比赛的友爱性质而突出了争斗性质,甚至可以发展到只有敌对性质。

   在这个背景下,希腊人发展了修辞术(rhetorike),其实就是雄辩术或者花言巧语技术,它对于意见之争的重要性类似于格斗技术在军事对抗中的重要性。修辞术在智者派哲学家那里被发挥到出神入化的地步,往往变成诡辩绝技。高尔吉亚就相信修辞术是一项伟大的技艺,是使用logos的技艺,它能够通过说服人而支配人,比如说,“用话语去说服法庭上的法官、议会的议员、公民大会上的民众”,甚至神奇到“使教练变成你的奴隶,使商人不为自己赚钱而为他人去赚钱”18。苏格拉底对修辞术甚是厌恶,认为它是对logos的坏的使用,是对人们的思想误导,于是他努力发展据说是源于芝诺的辩证法,苏格拉底相信这才是使用logos的正确方式。希腊时代的辩证法19主要是一种反驳技术,首先是芝诺的“归于不可能论证”(reductioad impossibile),然后又发展为“归谬法”(reductioad absurdum)20,这些逻辑技术虽然并不复杂,但足以揭露各种话语的自相矛盾。

   对logos的使用构成了希腊政治公共领域最重要的精神条件,它使得在信息公开、意见公开和论辩公开的情况下人们愿意并且能够使用理性,而且还以理性作为成功论证的标准,因此形成了理性化的公共领域,即一个以理服人的公共领域。理性与公共性的结合造就了公共领域的基本模式,至今仍然是最伟大的政治创造之一,而且成为欧洲最重要的政治传统。这个公共领域模式至少具有这样三个原则:(1)平等的语言关系,或者说,平等的意见关系。在意见之争中,成功话语决定权力,说服力决定成功话语,而理性道理决定说服力;(2)对称的信息关系。表现为各种问题、标准、程序和知识的公开;(3)可逆的人际关系。每个人的社会地位虽然不同,但政治权利相等,因此没有人必须屈从别人的意见,而仅仅需要根据道理去承认或拒绝别人的意见。这三者保证了“公民”这个概念,并且规定了正确的民主概念——民主的要害不在于投票,而在于公民具有参政的平等权利。可以看出,缺乏公共领域的民主其实是伪民主。因此说,公民和公共领域才是希腊真正伟大的政治遗产,而民主选举制度则不是。

   不过有个问题必须说明:完全合格的公共领域至今尚未存在,即使合格的公共领域能够存在,也恐怕仍然不一定保证完美的政治或最好可能的政治。这个问题至今没有能够解决。尽管今天的政治问题比希腊政治问题复杂得多,但政治状态的复杂程度并非导致至今难以解决公共领域的困难的真正理由,因为公共领域的基本矛盾即使在希腊那种“比较简单”的政治条件下就已经显露出来了,可见它是一个根源性的困难。这个困难在希腊表现为前面提到的修辞术与辩证法之争,在今天则表现为宣传、炒作、作秀与对话、论证和思想之争。这个问题可以概括为意见与真理之争,它不仅是个根本性的知识论问题,同时是个极其重要的政治问题,因为政治决胜,或者说政治问题的解决,最后终究要落实为心灵的占领与殖民,就是说,在身体管理上的成功只是表面的政治成功(而且这一粗暴的管理模式终究会失败),在心灵治理上的成功才是无懈可击的政治成功。

  

   四、修辞术与辩证法之争

   修辞术可以看作是最早的煽动技术,因此它天生是政治性的。它虽然喜欢使用逻辑,但逻辑往往只是被用来正确地推出错误的结论(当然并非每次都是错误的结论)。按照亚里士多德的分析,修辞术一般用于各种煽动性演说,如政治演说(肯定或者否定某种未来事情),诉讼演说(肯定或者否定某种过去的事情)和典礼演说(肯定或者否定某种现在的事情)21。这些演说的主要问题是价值判断,而且所涉及的也多半是可能而并非必然的事情,因此,修辞术的用力之处当然就在于诱导人们相信某种价值判断,所以在逻辑上经常不太严格也就不足为奇,甚至也许那些逻辑错误是故意的,因为严格的逻辑所能够说明的事情实在是太少了,对于说明各种美丽幻想或者大胆主张显然不够用。亚里士多德对修辞术的定义是:“一种能在任何一个问题上找出可能的说服方式的功能”22。因此修辞术喜欢这样的做法:(1)选择人们所欲的或非常感兴趣的某些事物作为前提。这一步很重要,即使在未加论证的时候,人们就已经盲目地喜欢上那些可疑但是喜人的说法了;(2)往往使用希腊原本意义上的enthymeme式推论(修辞式推论),后来被称为省略三段论(它确实在形式上是三段论或者省略三段论)。23大概模式是这样的:前提p是一个或然事实,然后以可能p蕴含q而推出q。这样的推论并没有必然性,事实上只能推出可能q。在实际论述中,滔滔之词很容易掩盖这个不很显眼的逻辑错误,而且这个推论方式在风格上最为积极肯定,有鼓舞人心的功效。正因为不太正确,所以生产力比较高,而人们确实喜欢并且迫切喜欢看到某种肯定性的结果被成功地“生产”出来;(3)使用一些在情感上打动人或情绪上激动人的比喻、暗喻或者象征等等手法,以及使用一些小机智和小机灵的解释以使人佩服,大概是想“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不过恐怕主要还是前者)。那些暗喻和小机智虽然并非真理和智慧,但只要足以打动人,人们的智力就迅速降低,也就容易把胡说误读为真理和智慧了。奇怪的是,这些以次充好的修辞手段在现代仍然屡屡得手,可见现代人在智力上并无提高。

修辞术与政治互相促进,使希腊涌现无数狂逞口舌之便之徒,同时也使政治辩论空前热闹。智者派自己承认,既然任何问题都可以有相反的论证,这说明本来就没有属于事物本身的真善标准,城邦的人们觉得好的就是好的,这就是真善标准了。后世认为智者否定真理,这多少有些曲解,其实是智者们相信,即使有本来存在的真理,也是实际上不可能知道的,现实能够得到的可接受的东西无非就是人们共同同意的事情。高尔吉亚在《海伦颂》中说:“如果每个人能够记住过去、知道现在、预见未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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