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剑涛:社会变迁与美国保守主义的困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11 次 更新时间:2021-02-19 11:5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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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剑涛 (进入专栏)  
而宪法背后一定要有个自然法的道德规则,甚至神法认同。当然,这个神法在来源上应该是基督教的;但我自己慎重地保留意见——是不是唯一地归于基督教?这点上,我跟有些信基督教的朋友看法可能有所不同。另外,就是在社会文化上的多元传统不能够侵害在宪法及其高位法上的趋同性认知。这对保守主义来说,捍卫起来也非常困难。原因在哪里呢?美国左翼提倡多元文化主义已经数十年。这一次声援特朗普而导致了冲击国会的悲剧,但是更大的社会悲剧是什么呢?美国居然兴起了告状文化——新生一辈的在多元文化主义的引导下,居然告状,说自己的父母前往国会支持特朗普,以至于导致自己父母丧失工作;这是在美国以往比较少出现的社会现象。

   第三,社会文化的保守主义认为,社会的基本规则令人眼花缭乱的变化,以至于我们丧失了对“什么是社会”的常识性认识。原来我们一般认为,社会是建立在比较清晰的历史文化传统基础上的、比较清晰的道义基础上的,也是在比较清晰的性别认知基础上的。社会变迁发出了社会挑战。比如,我们现在对性别的认知遭遇挑战。前面提到的LGBTQ,已经让我们对性别无法有一个确定的立场。美国左翼政治人物以尊重多元信仰的理由,连祷告上帝的祷告语都改了。设立厕所上,LGBTQ那就有不同的厕所。婚姻上,那也更为混乱。而更重要的是,这些人进入主流文化之后,担任国家领导职务;我们从法权上当然尊重他们的权利,但是从社会文化的视角上讲,确实有点超出我们的接受度,变化太快——引用一个前十来年流行的说法:“不是我不明白,而是这世界变化快”。保守主义相应地就要诉求一个对这种社会运动的阻遏,让其放慢脚步;不过,保守主义特别强调它是不反对变化的,而反对的是太过迅速的变化。

   (三)美国保守主义面对的难题

   保守主义曾面对美国社会变化的几大阶段。我们说,在美国建国前的原初社会阶段,无所谓现代意识形态。在美国建国之初,可以说建国意识形态是非常清晰明白,以至于人们很容易捍卫这种意识形态的原旨主义立场及其宗教背景。美国社会第三、四次的结构性变化,让保守主义陷入了愈来愈艰难的意识形态的“诸神之争”——“诸神之争”是马克斯·韦伯形容的现代意识形态的一个基本状况。这让一般的凡夫俗子不知所措——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神仙打架,凡人遭殃”。凡人觉得不知所措,那就随意选择,或者依据自己偏好选择,因而意识形态竞争越剧烈,社会的撕裂也就越深刻。有人讲,民主党上台,拜登当了总统,是不是可以弥合美国社会?前天在深圳卫视做美国选举节目的时候,我说:非常困难,因为新选出的众议院已开会,通过了一个议案,就是关于性别认知的问题,对父母等人的性别称呼都要重新审视。以后我们没有办法用性别定位了,人们是不是变得有点彷徨失措呢?其实是有点彷徨失措。

   这个时候,可以说,保守主义要面对三大难题。

   第一,我们保守主义究竟保守什么?保守主义内部其实也是莫衷一是的。有的人说是保守基督教信仰。基督教也有旧教、新教的信仰之分;而新教的流派更为众多,旧教内部的主张也不一样;建制化的旧教传统和非建制化的旧教信徒之间,他们的主张也不一样。因此,保守主义能不能相对一致地就保守什么,在宗教背景上达成共识,而真正能够出现保守主义运动必须要解决的凸显于社会主流这样一个目的,看来征程漫漫。

   第二,保守主义保守什么这个问题,也包括保守美国这个国家的什么内容。美国毕竟是一个世俗国家,政、教在建制上分离,但是这不等于宗教在不介入政治生活的时候也不影响社会生活;因而,怎么样在宗教与社会权利影响政治生活的情况下,来重新拟定政教关系,不要让世俗国家滥俗,这是保守主义需要作为的。我们的世俗走到了我们只能在世俗的角度上来辨认各种世俗生活的取向的正当性,而不承认国家还对世俗生活有权力整合,以及权力整合背后还有更高位的自然法和神法的支持。

   第三,就是如何重新校订因身份政治而带来的社会的巨大裂变。马克·里拉(Mark Lilla)也好,弗朗西斯·福山也好,他们的意识形态偏好是略有差异的,但是都主张应当重建公民的宪法政治,应当重建citizenship(公民身份),来解决身份政治对公民撕裂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但是,做到这些谈何容易?!原因在哪里?美国这个国家究竟是谁的?今天美国政治学界的争论,非常非常重。罗伯特·达尔也好,亨廷顿也好,既谈到了美国城市社会的内部冲突,谈到了谁统治的问题,也谈到了美国宪法本身的缺陷;达尔特别力求要有更民主的宪法。而各位朋友知道,对于最民主的宪法,我们可能以它的确定性设计出来,而更民主的宪法是设计不出来的,因为更民主的宪法意味着,对任意一个甚至可能诉诸于个人的亚文化的代表者——这是极端推论,不是事实上——都得去满足,而在这一点上,保守主义是不可能同意这样的满足的。

   在文化上来说,各个族群既然有自己的背景文化,在多元文化主义的情况下,各个族群就捍卫自己的文化传统,而不愿意融入主流文化;那么,多元文化主义给身份政治带来挑战,怎么可能重回国家认知而带来社会文化的趋同或者认同呢?所以,我们可以说,美国的保守主义今天已经很难有一个清晰明白的主流定位,而与此同时,美国意识形态遇到的挑战、社会运动已经渗透到了政治变迁过程当中。

   怎么渗透到政治变迁过程当中呢?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美国以前是没有社会主义,而现在伯尼·桑德斯作为两届强有力的美国民主党党内的总统初选候选人,是明确主张社会主义——这在美国历史上是没有的,所以美国人定位伯尼·桑德斯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进入政治高位的社会主义参议员;他做过众议员,后来也当选参议员。而进入建制派的伯尼·桑德斯公开声称,反对大资本,而应该着重于分配平等的社会主义。伯尼·桑德斯自己公开主张他信仰社会主义。同时,曾是2008年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的萨拉·路易丝·希思·佩林,在竞选失败以后,组织了“茶党”,开展了建制化的保守主义运动。

   可以说,社会运动已经在政治变局和权力竞争的场域中有了直接的反映。在这个背景情况下,保守主义又不是一个整全或者整合了的意识形态,而它同时要去应对一个比较建制化的美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和建制化的保守主义运动;以挑战建制化保守主义而如火如荼兴起的非建制化的保守主义运动如何去应对建制化的运动?从现在开始,起码四年之内,或者至少两年之内——因为参议院、众议院2022年还有中期选举——保守主义要面对民主党全面执政的一个结果。

   相对来说,美国已经有这样一个定位,那么保守主义怎么面对这些意识形态的流派?怎么面对主流的民主党的进步主义?这种进步主义是西奥多·罗斯福担任总统以来在美国发展持续,历史正义最强,理论上最蔚为大观,以社会开明而赢得美国新老居民甚至非法进入美国的难民他们共同欢迎的东西。在某种意义上,进步主义之所以受到欢迎,就在于它满足了大家分享一个领袖国家发展成就的愿望。一个国家欠发达,全世界可能会帮助它,但肯定不会喜欢它,更不想到它那里去生活。但一个国家成为世界领袖国家,就避免不了全世界来分享它的成果——尤其美国这样地域广袤、人口相对短缺的国家,如果经济发展、劳动力缺口更大,那就激发世界不同的政体背景、历史背景、权利背景、国家背景、社会背景、阶层背景和个人背景的人来进入美国。

   那么,美国历来很自豪的大熔炉政策,能不能继续发挥熔炉的作用?这变成一个极具挑战性的现实问题。我们说美国面对一个转折的时候,美国不仅内外部的实际社会政治问题、文化挑战很多,而且意识形态发展和意识形态对垒的新生因素也很多。保守主义要衡定自己的意识形态坐标,谈何容易?!因而,对秉持保守主义立场的美国朋友们,或者是亲和美国的朋友,我愿意提出一个问题来讨论,那就是:你的保守主义愈趋近于保守主义的原旨主义乃至于原教旨主义,你要想想,你对美国社会变迁而必有的包容性要求有什么考量?如果没有考量,那么你只不过让保守主义成了撕裂美国社会的又一支力量而已。

   因此,保守主义在某种意义上要保守原旨主义,如果只是赞赏原旨主义,而不是解决美国问题的一个出路的话,那么保守主义本身对社会变迁的因应性、时效性和包容性也变成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于是,我们讲到第三个大问题,结论性地来分析一下。

   未来美国社会的可能前景和保守主义的抉择

   一个社会,美国这样的社会,它是可以随便塑造的吗?我们就设定这样一个问题,简单回答一下——对这个问题,等会儿各位朋友也可以一起来分析。

   我们首先想,如此庞大的一个美国社会,937万平方公里,全世界各个族群进入其中,达到3.32亿人口。而且由于长期实行进步主义的这样一个包容政策、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社会公众尤其新生代——90后、00后——都深深受进步主义尤其是极端进步主义立场的影响,人们想随着这种愿望来塑造美国社会,那么,我们可以大胆地推测,它的结果可能有两个,或者结局可能有两种。

   一种结局,就是今日欧洲。我最近为一本从欧元危机来讨论欧洲危机的书——马上要出版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写了一篇导读。一方面,欧洲危机是它的发展危机,发展危机也是它的政府管制危机;但另一方面,欧洲危机也是它的移民危机,甚至难民危机。欧洲,尤其西欧,是世界第一个完成现代化的区域,北美是第二个区域,东亚和南美曾经被认为是最有希望的第三个区域。所以,实际上长时期里,起码在“二战”以前,甚至“一战”以前,欧洲是世界的主导;整个19世纪被称为“自由主义世纪”的时候,实际上也可以被称为“欧洲世纪”。但是,欧洲为什么越来越衰落呢?一方面是欧洲社会、欧洲国家内部整合成了问题,因而后来想以欧洲联盟来解决这个问题,既杜绝世界大战,也为欧洲的整合性发展提供契机。但目前看来,欧盟的发展至少是进入一个低潮。另一方面,因为欧洲的发展,与欧洲毗邻的中东甚至非洲,就近分享欧洲的发展成就,乃是欧洲近期社会危机最重要的导因。如果一个发达国家、一个发达地区不能很好衡定自己的国家政策,不能捍卫自己国家的基本原则和政策选项,让外部世界只想来分享好处——也就是美国保守主义所区分出的“移民们”分享好处——而让“定居者”付出代价的话,那么,“定居者”和“移民”没有能够相对地在宪政平台上得到共同安慰,这样就可能陷入发展的颓败之像。

   第二种结局,是我们说的“美国是当今的罗马帝国”。罗马的衰朽有两个最重要的原因,它们在今天美国正在出现。所以,这是保守主义最具有号召力的地方。第一,随着美国社会的多元化,政府为了讨好自己的民众,而不断地出台民众喜好的政策,以至于让国家发展的动力机制完全涣散开来。在晚期罗马,按吉本的说法,罗马帝国为了能够讨好帝国的公民们,斗兽场等各种穷奢极欲、极尽奢华的享受纷纷出台。这是不是有点接近今天民主党的政策?总是哄选民们高兴,所以得到的选票很多。第二,当然就是随着罗马帝国式的这样一种社会和政治的涣散,美国不可避免地走向衰退,因为它政治的回应力已经没有了。当然,对美国来说,这是更悲壮的命运了。

   我们如果从历史哲学的角度来看,要进一步总结,就是任何国家似乎都避免不了衰落——它有兴盛就有衰退和灭亡。只不过,很多人觉得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到今代还在发挥灯塔作用,千万不要现在就衰退,千万不要首先重蹈欧洲覆辙、然后重蹈古罗马的覆辙——这是人们强烈的愿望。在美国和美国之外,无论是“拜粉”还是“川粉”——我愿意从善良的角度去评估他们的想法——我相信他们的善良愿望在这一点上是共同的。

但是,对国际社会来说,这种愿望是能够影响美国的吗?很难。那么,对美国社会来说,这种愿望是不是就能够如意呢?尤其是美国保守主义的社会运动是不是就能够得到迅速的呼应,而让美国社会重回一个宪法原旨主义的发展道路,而让保守主义的社会政治目标都能够得到兑现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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