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剑涛:社会变迁与美国保守主义的困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11 次 更新时间:2021-02-19 11:5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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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剑涛 (进入专栏)  

   第一,在北美殖民者建立自己国家的时候,实际上是与土著处于敌对地位,也与自己的宗主国处于敌对地位。这是一个重要参照系。

   第二,美国在建立国家的时候,这个联邦带有邦联性质;换言之,我们当下面对美国是否可能分裂而进行的思考里的原初历史因素,也就是邦联可能肢解的这样的因素,是我们要考虑的第二个大的背景。

   但是,美利坚合众国在刚刚建国之初,无论这两个问题有多么重大的挑战性,一时半会儿在社会结构上来讲,美国所呈现出来的基本上是,不同于政治上的重大挑战,它是一个比较高度同质化的社会。高度同质化的社会指的是什么呢?社会成员基本上是欧洲移民,社会是高度同质化的白人社会。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说,有色人种根本就没有挑战美国主流社会的任何契机,也没有这样的政治机缘,甚至也看不出有这样的历史机遇。因此,一直到南北战争以前,可以说美国社会都没有遭遇太重大的政治社会挑战。美国就是一个以欧洲文化尤其欧洲移民文化,来复制欧洲尤其是复制英国模式的新兴国家;有人也把它称为第一个现代国家,因为:在某种意义上,英国虽然是第一个现代国家,但是它是以不成文宪法、建立在惯例基础上的立宪而逐渐生成的国家;这之后,真正以制定一部宪法来建立一个现代国家,以宪法忠诚来保障国家统一的国家,就是美国。

   (三)第三次变迁

   这样的美国社会在19世纪中后期尤其是20世纪整个世纪,遭遇到可以说是结构性的两次大变化。这就让原初的美国,也就是殖民者建立的美利坚合众国,出现了美利坚原初的结构越来越难以消解的根本性挑战问题;这样一个根本性的挑战问题出现在南北战争时期。南北战争时期,可以说是美国第一次遭遇到联邦裂变为邦联,再裂变为两个甚至可能多个国家的历史课题。

   美国南北两部分,北边是进步主义的重要区域,南边一直是保守主义的重要区域。北边一直是政治中心,南边有政治飞地的感觉;其实南边的重要政治参与和掌握联邦权力也不弱,但是相对说来,地域上划分,政治中心是在北方。而北方同时也是美国工业的策源地,尤其是在1860年代,尽管经历南北战争,但美国同时在谋划能给美国工业革命带来巨大动力的东西大干线——铁路大干线。南边捍卫美国作为农业国时代形成的基本精神,抗拒工业化带来的城市化,抗拒进步主义,抗拒废奴主义;南北之间发生了巨大分裂,最后不得不由林肯诉诸战争。

   一方面,南北战争对美国是一个根本性的伤害:当时美国人口不多,南北双方在战场上直接牺牲的人口达到65万——南方人口更少,但也牺牲了30万;北方人口相对较多,牺牲了35万。另一方面,由此以后,南北战争成为美国人面临危机时候重拾国家团结的一个重要的历史因素——那就是因为教训非常惨痛。

   南边的大种植庄园主当然不愿意废除奴隶的,因为种植园上的主要劳动力是奴隶,种植园上的主要经济支撑是他们社会结构上能够得以维持的重要支柱。哪怕是早期比较开明的学者,像做过副总统的政治哲学家卡尔霍恩,他也演变为整个农业主义者,演变为州权主义者,演变为反废奴的重要政治领袖。南北战争使得美国真正需要面对的问题是什么呢?那就是美利坚合众国1787年在费城制定宪法——127天的艰难讨论而建立了宪法——原初概念非常清晰,内涵非常明确,社会集群指向非常清晰的“We the People”(“我们人民”);“我们人民”为了建立一个什么什么,“我们成立美利坚合众国,制定美国宪法”——美国宪法的序言是非常短的。“我们人民”的概念在南北战争时期就开始出现了重要的宪政危机——“我们人民”究竟指的是谁?原来是很清楚的,就是反抗英王和英殖民当局的;南北战争时期就不清楚了。

   南北战争之后,随着废奴主义的逐渐胜利,美国在法权上肯定了奴隶的不合法,必须废奴。当然,黑人他们的社会文化权力,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才开始完全落实,但是这个进程的起点就是美国社会的第三次大的变化——第一次是原初社会变为欧洲殖民者社会,第二次是欧洲殖民者社会变为美国建国的社会,内战的时候是第三次变化。

   一开始,“我们人民”要容纳一个原来由白人组成的政治社会,黑人集群在政治上根本是陌生的——按照今天美国政治正确来说,“黑人”这个表述都不准确了,应该叫“非洲裔美国人”——这些非洲裔美国人在美国原来是被排斥在政治社会也就是国家的政治生活世界之外的。而南北战争以后,他们要进入政治生活,但早期的挑战并不严峻,而“我们人民”的范围这个问题开始摆到了台面。这为差不多一百年后的声势浩大、对美国社会结构发生了广泛冲击的美国黑人民权运动埋下了伏笔。这意味着,美国国父们建立的那个白人为基础、《美利坚合众国宪法》中“我们人民”这个概念内涵原本非常清晰的美国,在其社会变迁上要面对他者进入“我们人民”的范畴。

   不仅南北战争凸显了肤色、种族在美国政治生活中面临的新的问题——因而社会结构将发生天翻地覆且不可预期的变化——而且,与此同时,在美国铁路开展东西大干线修筑的过程中,美国铁路公司发现白人的工作效率并不高,因此,他们无论有没有种族歧视,无论政治立场、社会立场多么不同,都主张引进刻苦耐劳、工资低下、善于互助而且绩效很高的华工。

   第一批引进数十个华工。华工的刻苦耐劳给美国公司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迅速地,美国东西铁路大干线的修筑主体都是华人——华工很快达到一万人,后来高峰期达到五万人。要注意,这五万工人,最初是个体去的,后来家庭随着他们去,变成了美国社会的新兴的集群。他们跟欧洲裔、意大利裔、德国裔、法国裔,或者英国裔这些人去北美移民不一样。欧洲移民们的同质化程度比较高,因此,一般称他们的文化为“欧美文化”;欧洲文化、老欧洲进入新美国,他们是具有文化社会同质化特点的,而黑人不具有这个同质性特点,进一步而来的华人也不具有这样同质化的特点。

   随着南北战争结束,美国的工业化进程迅速推进。1890年代,美国在世界第二波工业化的进程当中开始跻身世界前列,这个历史叙事也是我们都很清楚的,我们不用讲得太多。第一波工业化国家是很少的,主要就是英格兰——还不是英国,不是Britain或者Great Britain(大不列颠),而是England——既不是苏格兰也不是威尔士,也不是北爱尔兰。第二波,欧洲大陆的德国完成了工业化,亚洲的日本完成了工业化,北美的美国完成了工业化。由于当时的GDP统计并不是很精确,所以对美国什么时候因为工业化而竞争为世界GDP第一,统计数据有很大差异。根据我查经济史的材料,有的说美国1873年就跃居为世界GDP第一,有的说1897年跃居为世界GDP第一;不管怎么说,即使按最晚时间的说法,历史迈进20世纪的前夜之时,美国已经成为世界GDP第一。

   但是,在这个时候,在世界历史舞台上发挥重大作用的还不是美国,而是英国。在某种意义上,德国,俄国革命前的俄国,后来的苏联(1917年后的苏俄到苏联),在列强的舞台上发挥的作用一点不弱于美国。直到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威尔逊提出十四点建议,倡导能够阻止世界大战悲剧重演的国际联盟的时候,其实美国都还没有能力主导国际社会,美国也没有机遇去主导国际社会。晚清时,美国要进入中国,提的是门户开放政策,也不是直接的征服性政策。

   然而,随着美国成为世界GDP第一,美国潜蜇在其社会变迁当中的一些可能不为人注意、也没有被人预估到其会带给美国社会什么结构性的、令人瞠目结舌变化的社会要素,会出现在人们的面前,而让人们目瞪口呆。其中一个因素当然就是美国的国际地位的提升,使美国逐渐进入国际社会。要让美国去主导一个新的国际秩序,对这一点,世界没有做好准备,美国也没有做好准备。同样,我们可以说,中国今天是世界GDP第二,就想领导世界,那可以说物质上的准备都不足,还别说心理上的准备。当年美国即使在物质上已经准备好了,但是在心理上、政治手段上、国际政策上、资源配给上、资源部署上、国际关系调节上都没做好准备。晚清时,西方列强国家进入中国,我们会有这个认识:美国是一个跟随者和政策建议者,但并不是欧美国家的主导者。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来,美国并未准备做世界的领导者。而更为关键的是,到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本来成立国际联盟是威尔逊提出来的建议,后来各种因素竟然导致了美国的拒绝加入。欧洲国家实际上已经不足以用其物质财力来支撑国际联盟。国际联盟一成立,随着美国的不加入、英国的主导,它已经是一个跛脚的国际联盟。在欧洲,英法没有能够有效地阻止纳粹德国的崛起。

   但是,这个时候对美国的机缘来说,并不是最好的。“一战”时,虽然美国迟迟介入,但最后成为战争的重要获利方之一。而“一战”之后,随着工业化的进一步扩大,随着欧洲本身的分裂,在20来年之后又发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一战”“二战”中损失最惨重的当然是欧洲大陆,因为主要战场都在欧洲。“二战”时,美国为了抗拒法西斯,结成了反法西斯同盟,这样带来了两个后果。第一,反法西斯同盟取得了对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第二,引入了苏联的社会主义因素,造成战后长达40多年的“冷战”。

   “二战”结束以后,苏联的盟国或者卫星国多是经济欠发达的国家,多是想以社会主义弯道超车而迈过卡夫丁峡谷的一些落后国家。1946年以后,正式开启了“冷战”,但是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在经济社会发展上的实力对比还是不对称的。美国在“二战”以后开始主导新兴的国际秩序。面对一个百废待兴、百业待举的欧洲,“马歇尔计划”的实行可以说不仅更加夯实了美国在“二战”后的战场胜利,也夯实了美国在欧洲重建中的领导地位,直至今天欧洲的防务都还得由美国主导。

   随着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的对垒,一时半会儿并不能区分胜负,到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可以说是个重大的转折。诉诸战争手段的话,估计后果会不堪设想;因而双方开始谈判,开始缓和,开始长期和平竞争,开始了所谓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趋同的这样一个历史进程。而这个过程当中,出现了中国国际战略的调整——毛泽东发现,同时跟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对垒,对中国来说是非常危险的;因而,到1970年代初,开始打开向美国关闭了23年之久的大门。

   这个时候可以说,美国社会迎来了内外部变化的重要历史契机。从外部来讲,虽然中国是跛脚的第三强国,但是由第三强国携手第一强国美国来对付苏联,苏联可以说国力疲弱、笃定败局。从远期来看,内含了一个,或者预示了一个,美国成为世界单极国家、单一霸权的历史前景。而一旦中国终结了癫狂的文化大革命,这样一个十年动乱——官方的正式结论——这样一层内乱终结,终归要寻求发展;寻求发展,如果是在国力疲弱和工业发展又不均衡的苏联的基础上就变得不可能,那么要转向美国。基本上,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也变成了美国社会变迁的一个重大因素。各位朋友要注意,我们这里不是讲美国是对中国的变化的影响因素,而是反过来讲,中国将改革,这对美国来说是重大的社会因素。

   随着1989-1991年苏联东欧集团的垮台,美国可以说在面对“二战”以后最重要的国际变局来作为国内要素。美国取得了全方位的胜利,这是一方面。苏东的变局和中国的变局,推动美国要领导全球,而这是美国国家面临的变化,可能是美国不堪重负的责任;因为如果哪一个国家想扛起全球的责任,这一定会挤压着这个国家变形——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不是从美国带动欧洲、亚洲、中国的发展的视角,而是相反,是从美国自“二战”以后取得领袖地位,自1990年代取得绝对领导地位迄今30余年,美国受到国际压力的挤压这一视角。

大家也知道,特朗普一上任就开始全面收缩。为什么呢?因为外部压力太大,美国用于国内整治的资源就严重不足;国内资源相对短缺的情况下,国内矛盾就会尖锐化。而这恰恰是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国之后面对着的重大挑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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