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月峰:错位的“战场”:孙中山与胡适的“新文化运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40 次 更新时间:2021-02-14 23:3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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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月峰  
“全权整理会务,并发展组织,以期能够名符其实成为全国的总工会”。盖在整个五四新文化运动之中,民众运动及与之相关的组织工作才是孙中山最感兴趣的部分,是“孙先生很注重的一件工作”。在许德珩印象中,当时孙中山“提出要给学生五百支枪,绝不是偶然的”,因他注重的仍是“政治宣传”、“组织起来”,核心则是“革命武装力量”。受五四影响后,孙中山其实已有不小转变,按照早期共产党人的总结,他在此之前的“革命方法是运动军队,联合帮会的上层人物搞军事投机活动”,“没有把革命的基础建立在广大的劳动人民尤其是工人和农民的要求上面”。数年后国民党改组时,孙中山更直接提出要“注重宣传的奋斗”,他说:“革命成功极快的方法,宣传要用九成,武力只可用一成。我们国民党这几年用武力的奋斗太多,宣传的奋斗太少。此次改组,注重宣传的奋斗,便是挽救从前的弊端。”故左舜生说孙中山那时“怦然心动”,主要是看中“五四这班活泼跳动的青年”。

   不过,学生之所以乐意与孙中山及革命党亲近,也正因为革命党人更热切地回应学生激进的要求。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张国焘等人在拜访孙中山前后,也曾拜访梁启超,面对梁启超专力于文化工作的提议,学生领袖们虽表面“表示钦佩”,实际却以“无法安心研究学业,不得不从事反日爱国运动”为由委婉表达了不同看法,并认为梁启超一派“现在再回头从事于学术研究,成效也许较大;可是当时正是国事如麻,恐怕有点缓不济急罢!”反而对于不那么瞧得上学生“写文章、开大会、游行请愿、奔走呼号”的孙中山,则“认为这次谈话可能建立今后合作的基础”。盖梁启超与孙中山有显著不同,“特别强调学术研究的重要性,并慨叹他二十余年从事政治运动徒劳无功,表示今后对政治已无兴趣。他提出一个五十年文化的大计划,希望青年学者赞助”。梁启超的文化运动方案里并不是没有政治,而是对学生领袖而言仍不够政治。这一方面说明孙中山的“新文化运动”确实并未那样注重“从事于学术研究”,可以更好地回应“国事如麻”的现状,同时也提示五四学生运动之后学生群体急迫的心态及不断激进的趋势。

   孙中山在1919年前后处于政治上较为隐退的时候,或许正因这层稍远离政局的态度,给了革命党参加新文化浪潮的机会。孙中山视“本党同志,激扬新文化之波浪”为革命工作之一部分,故可以指示部分革命党人专司其事。正如张国焘在回忆中所说,他们与孙中山、胡汉民、汪精卫见得较少,“来往得较为亲密和轻松”的有戴季陶、朱执信、廖仲恺几位,“与我们常聚在一块高谈阔论,主要话题往往是新文化运动”,而“叶楚伧、邵力子代表《民国日报》,出席各种民众团体的会议,无异是国民党的公开代表,与我们好像是在一块共事似的”。可见这些学生领袖们在五四时期较为接近的,既不是专力于文化事业的梁启超一派,也并非太偏重于政治界的领袖,而是那些较多参与新文化运动、影响舆论界的革命党人。并且,这些人物虽有受命加入新文化的意味,但在思想上与孙中山却并非完全相同。例如,俞秀松、施存统离开北京的工读互助团,“本想到漳州去”,“预备到陈竞存那里去当兵,藉以宣传主义”。如果说工读互助团有偏向“学”的一面,仍在主流新文化运动范围内,但到漳州陈炯明处当兵,真如孙中山所希望的“革命精神再提高一步”,“学生们托起枪来”。然而,革命党人沈定一、戴季陶却表示反对,“不以为我们底办法为然”,认为与其“到漳州去,不如在上海去入工厂”,“投身军队不如投身工场要紧”。他们不像孙中山将新文化运动(社会运动)视为政治革命的助力,而更重视社会革命本身的价值。

   在认为孙中山将思想(新文化运动)当作政治的工具甚至武器这一点上,胡适有一以贯之的认识。他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就曾指出:“孙先生看出五四运动中的学生,因教育的影响,激于义愤,可以不顾一切而为国家牺牲;深信思想革命,在一切革命中,最关紧急;故拟创办一个最大的与最新式的印刷机关,尽量作思想上的宣传工夫。”这也体现在孙中山自身工作的转变上,在1919年以前,“孙先生奔走各处,专心政治运动,对于著作上的工作,尚付阙如”;到1919年以后,“他的革命方向,大大转变了,集中心力,专事著作,他的伟大著作,皆于此时告成”。之所以如此,“就因为他认定思想革命的势力,高过一切,革命如欲成功,非先从思想方面入手不可,此种倾向,亦就因为受着五四运动的影响的结果”。次年,胡适更直截了当地指出孙中山是“把新文化运动看作政治革命的一种有力的工具”。胡适晚年仍认为,五四运动使当时政党“颇受启发”,“觉察到观念可以变成武器,学生群众可以形成一种政治力量”。他所举的例子便是孙中山。孙中山在1920年写信向海外华侨募捐来创办报刊时,“便强调对青年们宣传的重要”,新文化运动“竟能化新观念为力量,便赤手空拳的使反动的北京政府对他们让步”。其结果是各政党“都认识到吸收青年学生为新政治力量的可能性而寄以希望”。并且,孙中山之所以以这样的眼光看待新文化运动,与“中山先生是个革命领袖”是分不开的,“所以他最能了解这个‘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在革命事业上的重要性”。

   可以看到,就解决时局的路径而言,孙中山与一般意义上新文化运动的主流本就不同。张东荪曾将解决中国问题的路径分成两种:前者“主张以政治力建设一个新国家”,后者“鼓吹以文化力创造一个新民族”。新文化运动的主流倾向于后者,但在孙中山的设想中,改变旧心理并非是第一位的,他是要以武力取得政权,然后以政治力建设国家,即“仍主张先解决政治问题”。

   王汎森曾指出,像五四新文化运动这样“具有宏大意义的历史事件”,往往是“‘真信者’与‘半信者’合奏而成的乐章”,在某种意义上,孙中山正是新文化运动的“半信者”,他未必真正相信新文化运动,但他在一个新的时代潮流中“作各种调整”、“透过点滴的安排做复杂的适应”,以自己的方式将部分新文化运动的内容与形式纳入其革命方略中。

  

   二、孙中山与胡适“新文化运动”的错位值得注意的是,在我们习惯的认知中,新文化运动的内容无疑包含着白话文、西化、反传统等因素,而正如上文所述,在这几方面,孙中山均持反对意见或有所保留,那他为何仍要在1920年时称“此种新文化运动,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此种新文化运动,实为最有价值之事”?问题的核心恰恰是:什么是“此种新文化运动”,与“此种”相对的,有无“彼种新文化运动”?我们要了解孙中山所用“新文化运动”的准确含义,需要回到时人在当时的时代氛围中,探知他们如何理解这一词汇。

   早期“新文化运动”的含义,其实既包括“新文化”,也包括“社会运动”。五四学生运动之后的半年中,“新文化运动”一词逐渐流行,然时人对该词的理解非常复杂多歧且前后变动,并非像后来一般认知的那样侧重反传统或白话文,反而更多指向“唤醒国民,改良社会”。例如,在1919年11月,江苏省教育会曾对“新文化运动”一词有过解释,最能说明当时该词的一般意思。该解释列举六条内容,无一提到反传统,同时,白话文也与注音字母一样仅是文化普及的手段,不同于胡适倡导的白话文学。后来夏康农观察到,关于五四运动的中心性质——“究竟是‘社会运动’,还是‘新文化运动’”这个题目,“自从有了五四以来不断地发生争论”,而他认为“五四运动并不是单纯的‘社会运动’,也不是单纯的‘新文化运动’;它既是‘社会运动’,也是‘新文化运动’”。这里的“五四运动”其实更接近于较原生态的“新文化运动”一词,可以包含“社会运动”,语义窄化之后,才变成与“社会运动”并列的“新文化运动”。

   如果从这个意义上去理解孙中山在1920年时所使用的“此种新文化运动”的涵义,或许更能贴近本意,它本身便含有普及、宣传、动员的方式。换言之,他当时支持的尚是那个词义混沌偏向社会改造的“新文化运动”,这也常是不少革命党人的倾向。

   例如戴季陶在1919年时便自问自答:“新文化运动是甚么?就是以科学的发达为基础的‘世界的国家及社会的改造运动’。非有大破坏,不能有大建设”。在他看来,新文化运动本身便是国家及社会的改造运动,其目的是造成一种革命。他说:“社会的文化运动是促进社会的革命,社会的革命运动又是实现社会的文化。”国共合作以后,有倾向革命者说得更为清楚:“我们现在要把文化运动的旗子从新举起来,一定要认清楚文化运动底灵魂,是革命的精神,不是浅薄的甚么文艺或复古运动。”显然在这位作者看来,如果新文化运动是“浅薄的甚么文艺或复古运动”,他们即使不反对,大概也不屑一顾,因为他们选择从事一个更重要的革命的新文化运动。

   孙中山从宣传、动员的层面看重新文化运动,但却并不赞赏胡适及《新青年》同人倡导的白话文与反传统。不过其他革命党党人对白话文、反传统的态度也并不一致。例如,柳亚子、陈去病、黄节、叶楚伧等本是南社中人,在清末就发起保存国粹运动,到五四时期,仍“含有保存国粹国光的成分”。又如,后来成为国民党领袖的蒋介石一度虽对新文化抱有好奇,并持续追踪,但在1919年8月新文化运动最盛之时,曾自拟儿童应读之书,“曰尔雅,曰诗经,曰易经,曰左传,曰孟子,曰庄子,曰离骚,曰三才略,曰读方舆纪要序,曰九通序十种。其余如史记菁华、经史百家简编,亦宜熟读也”。这样的儿童书单,在《新青年》同人眼中,估计仍算“反动”。不过,因为孙中山及国民党人的“新文化运动”方案有自己的侧重,相对于革命而言,他们对偏文化层面的反传统、白话文并不真重视,故即使不同意,也未见大张旗鼓反对。这也是为什么文化观念非常不同的叶楚伧、邵力子、戴季陶可以在《民国日报》和平共事。正如陶希圣所说:“总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革命却敞开大门,汲引所有的思想流派。因为那都是革命力量。”

   新文化运动中,那“所有的思想流派”很多时候相互之间是充满矛盾的,孙中山之所以能“敞开大门”,是因为在他的“新文化运动”方案中,重视的是“革命力量”,以革命与否为主要判断标准迎拒种种思想,而他自身是否真赞同这些思想流派的具体主张,反而是次要的,可以不那么在意。因此,他即使不赞成白话文,对于以白话报宣传主义却也认为“此事甚好”。这其实是延续了革命党人在清末的做法,那时他们就办白话报,以白话宣传主义,但主要是为了面对底层民众,并非肯定白话的文学价值。就此而言,“文学革命的效果”,仅仅是“给予了国民党人一种改良的宣传工具”。

   有意思的是,在1920年前后,胡适尚明确拒绝承认自己所从事的是“新文化运动”,认为当时“所谓新文化运动”说得痛快一点,就是“新名词运动”,“拿着几个半生不熟的名词,什么解放、改造、牺牲、奋斗、自由恋爱、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你递给我,我递给你”,是做“普及”,“连文化都没有,更何从言新”。他自己“赌咒不干”。胡适所描绘的“你递给我,我递给你”的普及,确实跟宣传、运动群众的做法十分吻合,偏于“新文化运动”的“运动”一面,而胡适自己则注重“新文化”内容一面。同样面对五四运动中学生群体“写文章、开大会、游行请愿、奔走呼号”的现象,胡适的批评尚在文化运动之内,在意的是新文化运动没有“文化”;而孙中山注意的却是“集合几万人示威游行”不如“五百个真不怕死的学生托将起来,去打北京的那些败类”,嫌新文化运动还在文化和社会的领域徘徊,不够支援政治革命。

所以,就“新文化运动”更原生态的词义层面而言,说孙中山赞成、倡导“新文化运动”亦无不可,不过需加区分的是,孙中山赞成的“新文化运动”和胡适主张的以及我们所熟知的“新文化运动”,虽有关联,但更有区别,相互之间不无紧张。后来胡适虽也接受了“新文化运动”这一名词,但词义已有所转移,将“新文化运动的根本意义”定位为“承认中国旧文化不适宜于现代的环境,而提倡充分接受世界的新文明”,“新文化运动的大贡献在于指出欧洲的新文明不但是物质文明比我们中国高明,连思想学术、文学美术、风俗道德都比我们高明的多”。所侧重的主要在三个方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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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广东社会科学》202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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