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信仰与组织——大革命和“一二·九”两代革命知识分子研究(1925—1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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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纪霖 (进入专栏)  

   早期的延安与整风运动以后的延安不同,在延河两岸,弥漫着一派自由、平等的宽松气氛,颇符合浪漫青年知识分子梦寐以求的乌托邦境地。刚刚从黑暗的沦陷区和混乱的国统区跋山涉水来到延安的年轻人,第一次听到“同志”的称呼,感觉异常地亲切温暖,“听到人家喊自己同志,觉得浑身的血管都冒出热气来了,觉得真是亲得不得了。唉,为了这一声同志,也不知道牺牲了多少人哟”。韦君宜回忆说,到了延安的青年,最喜欢唱一首苏联的歌:“人们骄傲地称呼是同志,它比一切尊称都光荣。有这称呼各处都是家庭,无分人种黑白棕黄红”,她说“这是我们心里的歌”。

   小小的延安城,在抗战爆发之后,一下子聚集了大批从全国各地涌来的年轻人。他们在延河边上唱歌跳舞,在宝塔山下朗诵诗歌,到处燃烧着青春的气息。无论是过去的富家子弟,还是以往卖稿为生的,如今到了延安,都成为“公家人”,穿着统一的灰布制服,吃的是小米大锅饭,每个月还有零花钱,一时确实让青年们感觉来到了一个自由、平等、大同的天堂。从法国回来的文学博士陈学昭以夸张的语言,写下了自己的感受:“我们像逃犯一样的/奔向自由的土地/呼唤着自由的空气/我们像暗夜迷途的小孩/找寻慈母的保护与扶持/投入了边区的胸怀!”

   在革命青年的意象之中,延安就是一个能够保护自己、给自己温暖的“家”。韦君宜刚到延安的感觉是:自己“甩脱了家庭学校”,“咱们一起回家啦!”即使在后来的抢救运动当中受到了惊吓,她依然将组织视为自己的“家”:“家呀(让我再呼唤这一声)/我们对得住你/你愧对了我们”。与韦君宜一起奔赴延安的她的丈夫杨述到了“文革”的时候说得更坦诚:“不管家里把我们当作外人/我们也是家里的人/就是死了也愿意”,“因为我们只有一个家/唯一的家/无论遭到怎样的摧残/怎样的迫害/不论被践踏得有如粪土/有如草芥/我还依恋着家/尽管被当作狗似的乱棍打出/我还是要进家门来/因为打不掉也抹煞不了的/一颗共产主义的心”。

   革命青年对组织充满了各种浪漫的幻想,但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按照列宁主义原则建立起来的布尔什维克政党,有统一的革命信仰和严密的组织纪律,这就与那些依然具有散漫习气和自由思想的文人革命者发生了错位。大致而言,在国民大革命前后,年轻的中共还具有学生般的青春与活泼,组织性和纪律性尚不完整严密,到了大革命失败之后,由于白色恐怖严重,转入了地下工作,开始有了缜密的组织纪律,这对许多革命知识分子来说就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在中共的外围组织左联内部,有两种不同的革命作家,一种是职业革命者,还有一种是业余革命者。职业革命者如周扬、冯雪峰、夏衍、徐懋庸等,其写作、翻译是副业,并不以此为生,而党的秘密工作是其主业,领取党组织的生活津贴,无条件地执行上级党组织的指示。他们可以说是“组织人”,虽然在文学与革命之间有冲突,但身心已经全部交给了党。而更多的左翼作家们就不一样了,虽然其中一些人已经是中共秘密党员,但依然是业余革命者。他们以爬格子写作为生,依然保持着文人的各种习性,不是以对组织的忠诚,而是以文学上的成就来证明自己。胡风就提到过作品主义和作家主义在左联作家中很流行:“许多盟员热心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这是一种作品主义;热心想做作家,这只能是作家主义”。端木蕻良1933年参加左联,那个时候他对政治很有兴趣,“很贱视文学,觉得太没有用处,太兜圈子,对社会起不了决定作用”。后来他的左联同志们在一次聚会中因为叛徒出卖而被捕,他恰好没有去而躲过一劫,从此对政治活动冷淡,一心写作长篇小说。虽然他依然态度左倾,但被许多同志认为气质完全与革命者对不上,丁玲就说,“端木蕻良和我们是说不到一起的,我们没有共同语言。我们那儿的政治气氛是浓厚的,而端木蕻良一个人孤僻,冷漠,特别是对政治冷冰冰的”。

   文人知识分子的浪漫主义气质,让他们接近革命,向往革命,但又受不了革命组织的纪律约束;他们向往过团契般的温暖生活,但又想保持自己的身心自由,于是二者之间便产生了不可调和的冲突。蒋光慈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左联当中,他是资格最老的中共党员,在创办左联,考虑由谁作为左翼文学旗手的时候,除了鲁迅,他也是曾经被考虑过的人选。蒋光慈热爱写作,认为自己最好的战场是在文学上,然而李立三领导的“左”倾党组织经常命令他参加各种飞行集会,到大马路上去撒传单,搞得他筋疲力尽。组织还通知他,要征用他的家,作为秘密会议的据点,他非常为难,拒绝说:“一个房子,本来可以写作的,往往因为开会,一开就倒了”。他酷爱写作,热情革命,但那是一种文人的浪漫主义的文学革命。他受不了集体行动的紧箍咒,在百般无奈之中,递交了退党申请书,希望自己像茅盾、郭沫若那样成为一个党外的布尔什维克,用笔而非用腿继续为革命工作。没有想到,最后竟然被李立三“左”倾路线主持的党组织开除,他还被扣上一顶“没落的小资产阶级”的帽子,“显然已流入反革命的道路”。

   作为一个布尔什维克的政党,要求所有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放弃“小我”、融入“大我”,将原先一个个自由散漫的“我”改造为有着统一思想、统一意志和统一行动的“我们”。然而,不少倾向革命的知识分子,思想深处依然印刻着“五四”时期的无政府主义传统,反感一切权威,向往绝对的个人自由。一些在社会底层游荡过的革命者,还有流浪汉的散漫习气,好吵架,动辄打架。早年当过学徒的左联作家楼适夷与冯雪峰当年是同吃同住的朋友,他们都是流浪汉,身上有流浪汉的坏脾气,爱吵嘴,爱发牢骚,得罪的人不少。革命胜利之后,冯雪峰的儿子填入党申请书,在家庭出身一栏,冯雪峰要儿子不要填“革命干部”,而是填“职员”。他说,自己尽管参加过长征,做过多年地下工作,但作为知识分子作家,其特性是自由职业者的范围;自己的暴躁、偏激、骄傲,以及自由主义的习性和作风,正是早年在近于流浪者的窘迫生活环境里形成的。萧军少年的时候经常幻想自己能够成为一个土匪:“当胡子,我认为是好汉干的。他们用自己的脑袋做本钱,所谓两手换的买卖,堂堂正正地去抢夺,大大方方来吃喝,痛痛快快打死自己所不喜欢的人,这是多么豪侠的生活啊!”鲁迅逝世之后,萧军到鲁迅墓前,将三本左翼的杂志作为祭品焚化了,结果受到同为左翼阵营的马吉蜂、张春桥等人的嘲笑,萧军大怒,找上门去,约定时间与他们“比武”,还找了萧红、聂绀弩作为见证人。萧军三拳两脚就将马吉蜂打倒在地,他哈哈大笑:“你们有小报可以天天写文章骂我,我没有别的,只有用拳头揍你们!”

   这些流落到社会底层的读书人,不是一般的流民无产者,而是有身份而落魄的游士。杜亚泉曾经分析过这些游士的复杂性格,他称之为“过剩的知识阶级”,身上兼有贵族与游民的双重性:“达则与贵族为伍,穷则与游民为伍”,带有游民的色彩:“尚游侠、喜豪放、不受拘束、不治生计、嫉恶官吏、仇视富豪,为其特征”。这些游民的气质让这些知识分子倾向革命,但一旦加入组织,又与布尔什维克政党的要求格格不入,于是,原先让他们倾向革命的几大气质,从追求自由的个人英雄主义到革命加恋爱的浪漫主义,通通成为“小我”融入“大我”,化“我”为“我们”的精神阻力。

   在延安的早期,“小我”与“大我”的冲突尚不突出,随着1941年整风运动的展开,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便提上议程。1942年延安《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的《反对自由主义》,列举了11种自由主义的现象,指出:“革命的集体组织中的自由主义是十分有害的。它是一种腐蚀剂,使团结涣散,关系松懈,工作消极,意见分歧。它使革命队伍失掉严密的组织和纪律,政策不能贯彻到底,党的组织和党所领导的群众发生隔离”。显然,毛泽东这里说的自由主义,不是政治意义上的西方自由主义,主要是左翼知识分子当中普遍弥漫的自由散漫、崇尚个性的无政府主义与老庄哲学。

   革命是一座改造知识分子的大熔炉,也是精神磨难的大炼狱。它要求每一个加入了组织的自由文人从传统的知识分子蜕变为有机的知识分子,也就是服从于人民大众的整体利益,与革命事业有机结合的一分子。这是众多向往革命的知识分子始料不及的。他们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如何接受思想改造,那是另一段心路历程,已经超出本文的主题。无论如何,大革命与“一二·九”两代知识分子走向革命的历程,充满了浪漫的幻想,也经历了精神的苦难,这是他们青春期的选择,即使到了晚年,依然历经九死而未悔,个中的缘由可能为后来几代人所不可理解,但这毕竟是真实的历史,一部真实的革命知识分子精神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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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2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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