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信仰与组织——大革命和“一二·九”两代革命知识分子研究(1925—1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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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纪霖 (进入专栏)  
黄敬是北大的,周小舟是北师大的。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教会学校的师生,在反帝的浪潮中,比一般学校的反而走在更前列。在五卅运动当中,上海圣约翰大学的师生,因为校方不同意降旗为“五卅”死难者默哀,集体离开圣约翰大学,另外创建光华大学——这所大学正是华东师范大学的前身之一。

   王元化晚年在回忆自己参加“民先”,走上革命道路过程中,提到曾经深受父亲的影响。他的家庭是一个浓郁的基督教家庭,外祖父是湖北沙市圣公会第一任华人会长,父亲是传教士出身,后到国外留学,回国后担任清华大学英文系教授。但正是这样一位深受基督教文化熏陶的清华教授,有比常人更强烈的爱国情怀。五卅惨案发生以后,父亲愤怒地表示:“英帝国主义欺负我们,我的孩子怎么还能受他们的教育?”他拉了一头毛驴,冒着大雨将在香山的教会学校读书的女儿接回家,走了整整一天。九一八事变以后,全家绝对不用日货。王元化后来说:“我为什么会有反帝国主义的意识?这是受我父亲的影响。他们这一代的知识分子是非常正义的,虽然他们并没有参加革命,参加任何左派组织,但他们都是用自己的良心和独立思考来判断事物的”。在中学读书的王元化在北平城里目睹过日本军队的耀武扬威,他说:“我从小对日本人充满了深刻的仇恨。这也不是什么共产党给我们的宣传,是我自己的童年,我自己看见和经历的”。

   在“一二·九”运动当中,美式学校清华大学和教会学校燕京大学的学生,要比北大和北师大活跃得多,而燕京大学的学生,几乎扮演了核心角色,“‘一二·九’运动很大程度上是由燕大学生组织领导的”。个中原因究竟何在?有一个因素值得重视:基督教徒与革命者在精神气质方面具有某种同构性。在第一代创党知识分子当中,最具有宗教气质的是总书记陈独秀。因为在大街上撒传单,陈独秀被囚禁在北京看守所,他无书可读,手边只有一本圣经,胡适说:“他本是一位很富于感情的人,这回读了基督教的圣经,很受感动”,“使他感到一种宗教的需要。……抱着这种新宗教热忱的陈独秀,后来逐渐的走进那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新宗教”。陈独秀在《新青年》杂志公开回应给张申府的信中说:“不但革命事业非以生命来换不可,在这种邪恶的社会里,要想处处事事拿出良心来说实话办实事,也都非有以生命来换的精神不可。吴稚晖先生也说过,罗素谓此时俄人列宁等行事有些宗教性,此话诚然不差;但无论什么事若不带点宗教性,恐怕都不能成功”。在俄国平民和无产阶级两代革命者当中,很多都是僧侣的后代,或者是教会学校毕业,比如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托洛茨基、斯大林等。他们激烈地反基督教,但反对的方式依然是基督教式的,在后来的革命旅程当中,以一种世俗化的宗教精神从事人类解放事业。

   回到20世纪30年代的燕京大学。燕京大学向学生传授的是基督教的平等观念、对穷人的同情与怜悯,作为基督徒,负有拯救人类的神圣使命。燕京大学教授吴雷川是一个激进的基督教神学家,他相信基督教信仰可以与革命互相共存,耶稣就是一个革命者,为的是建立一个消除了所有社会不公正的人间天国。他认为,“国民革命需要基督教精神”,但如果“基督教不带有革命的特点,它将无法在革命时代存在下去”。吴雷川的激进观念未必在燕京大学是主流的,但燕京大学所灌输的同情穷人、服务社会的基督教平等精神,的确成为许多学生后来走向革命的思想启蒙。在北平几所精英大学当中,燕京大学最提倡走向社会、服务乡村,许多师生结合自己的学术研究,到偏远乡村去做社会调查,并从事乡村重建的社会服务工作。有意思的是,校长司徒雷登对学生的反日爱国热情予以肯定,赞扬学生们“展现了崇高的理想主义和对祖国的忠诚和热爱,这是当代历史上最令人感到希望的事情”。当他从美国回到中国,听到燕京学生也参加了南下抗日请愿活动时,感到很欣慰,说:“如果燕京学生没有来请愿,那说明我办教育几十年完全失败了”。在“一二·九”运动当中,燕京的学生走在运动的最前列,并非偶然。

  

   四、信仰与组织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各种时尚的“主义”眼花缭乱,各种以革命自称的政党也在争夺青年,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能够脱颖而出,获得了激进青年的人心?简单地说,乃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是20世纪列宁式的布尔什维克政党,其具有19世纪议会式政党所不具有的两个优势,一是信仰力,二是组织力。正是这两种力,让共产党在青年知识分子的争夺战中,拥有了无可比拟的优势。

   先分析信仰力。在“五四”后期,无政府主义、三民主义、社会主义、国家主义等争相争夺激进青年。但到了20世纪30年代,马克思主义脱颖而出,独占鳌头,虽然是禁书,但依然在革命青年当中悄悄流传,传播最广。为何如此呢?不妨将马克思主义与当时影响最大,同样具有革命性和激进性的无政府主义、三民主义比较一下。无政府主义是清末民初和“五四”前期思想界的第一大思潮,它所追求的无政府、无压迫、无暴力的自由平等新世界具有完美的乌托邦魅力,吸引了众多知识分子成为其信徒。但在黑暗的现实世界和美丽的乌托邦世界之间,无政府主义缺乏完整的行动指南和现实策略,从此岸世界跨越到彼岸世界,只是凭借小组织的新生活实验,或者冒险的个人暗杀壮举。而三民主义则相反,孙中山在晚清设计了一整套革命的方略,从同盟会口号和革命程序论,后来不断完善,到20世纪20年代让三民主义具有了通俗的理论基础,并制定了联俄、容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三民主义固然有一套政治理论,行动力很强,但缺乏一个超越的乌托邦世界以及整全性的宇宙观、人生观,故依然无法满足有理论兴趣和心灵饥渴的知识分子。唯独马克思主义,有黑格尔哲学和各种社会主义思潮作为其哲学和政治基础,从1848年《共产党宣言》的提出,经过几代理论家的发展,到“五四”后期传播到中国的时候,已经是一套整全性的意识形态,不仅有可与无政府主义媲美的美丽新世界——共产主义,而且有比三民主义更具现实性和战斗力的政治纲领。更重要的是,在科学和信仰的双重形态之下,其以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为中心,形成了完整的宇宙观、社会观和人生观,可以满足知性型知识分子认知世界的方法论需求。另一方面,其共产主义的超越理想和简明易懂的教义信条,又能迅速成为情感型知识分子的心灵信仰。

   事实上,中国知识分子的通向马克思主义之路,有方法论和情感型两条路径。儒家文化以及作为其互补结构的道家和佛教,为传统中国士大夫提供了一个完整而有效的理解宇宙、认识社会和人生价值的认知地图,到了五四运动,这张传统的认知地图失效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破坏有余,建设不足,新理论和新信仰没有及时填补因为儒家文化的退场而留下的空白,众多年青知识分子陷入了世界观与人生观的迷茫之中,于是从日本和俄国传来的马克思主义迅速填补了这一空白。

   前述上海大学教员中,李达、陈望道、李汉俊、施存统等留学日本,瞿秋白、蔡和森、张太雷等有在苏俄的经历,他们向学生们传授的正是一张全新的马克思主义认知地图,只是留学日本的偏重考茨基的理论,而俄国回来的更多列宁主义的色彩。瞿秋白先是担任学务长,后任社会学系主任,对整个学校,特别是社会学系的课程有精心的规划。他计划在社会学系开设社会学、社会进化论、社会问题、社会运动史、社会思想史、经济学原理、政治学大纲、法学通论、历史哲学、生物哲学等课程,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整全性理论,为学生提供一张完整的认知地图。然而,上海大学的创办,已经接近“五四”时期的尾声、国民大革命的前夜,“青年学生参与行动的冲动,代替了对塑造未来社会的冷静、深沉的反省”。瞿秋白为中共打造一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的理想,并未在国民大革命之前实现,一直要到大革命落潮之后,严酷的白色恐怖让许多革命青年不得已回到书斋、退而结网,这才进入了重新打造马克思主义认知地图的适当时间和空间。

   于是在1927年到1937年期间,在左翼知识界出现了一股瞿秋白所期盼的“社会科学热”。德里克指出:当时许多左翼知识分子很难区分“社会学”“社会科学”“社会主义”“唯物史观”这些理论的区别,“如果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在中国知识分子中的传播促成了社会问题和社会变革重要性的意识的深化,现在社会学则提供了使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力量可以引起广大群众关注的媒介”。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各种异常畅销的社会科学读物的掩护下,慢慢渗透激进知识分子的大脑,让他们获得了一把了解世界、社会和人生的方法论钥匙。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兴趣的,不仅是接近共产党的激进青年,包括斯大林派、托洛茨基派,也有国民党内部的左派知识分子,包括汪精卫派、陈铭枢派。后者虽然不赞成阶级斗争学说,但非常认同唯物史观,因此出版马克思主义书籍最多的,在“五四”后期是孙中山办的民智书局,在北伐之后,是有国民党背景的新生命书局。舒芜晚年回忆说:“我一接触马克思主义,首先觉得它最能说明抗日救亡的种种现实迫切问题;其次觉得它比三民主义、比孔孟的治国平天下,更能科学地说明救国救民平治天下之道;其三,觉得它与民主、科学、自由、个性解放等等完全相合,而且是最彻底的科学、民主、自由、个性解放。于是我一下子就相信了它”。整全性的马克思主义,其清晰的认识世界方法、美丽的乌托邦理想和简明的救世方案,让含混不清的变得单纯,令人费解的变得容易,让许多左翼青年有一种茅塞顿开的愉悦感。

   如果说对理论有兴趣的激进知识分子多是从寻找“认知地图”方法论途径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话,那么许多左翼的作家们则多是从情感型的途径靠拢中共、走向延安。前述的左翼青年的四大精神气质,背后都有一个对自由、平等、独立的乌托邦追求,具有浪漫主义气质的作家们,未必对方法论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有多大热情,他们的想法是感性的,总是有一个美丽的想象,希望从肮脏的人间寻找到一个寄托乌托邦梦想的纯洁伊甸园。抗战爆发以后,这就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延安。许多“一二·九”知识分子在晚年回忆里面,都谈到当年他们内心有一个延安梦。司马璐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延安梦’,这个梦有点像著名的童话故事《爱丽丝梦游记》。我有一个延安梦,这时又真的身在延安,也就自然入梦。人在梦中不觉是梦。……我们把自己的苦行视为革命者应有的情操,因为我们身在梦中”。何其芳在去延安之前,就是一个经常沉浸在虚幻的白日梦世界的诗人,《画梦录》就是白日梦的结晶。然而,现实世界的残酷,又让他内心不安。他说:“在我参加革命以前,我的生活里存在着两个世界。一个是出现在文学书籍里和我的幻想里的世界。那个世界是闪耀着光亮的,是充满着纯真的欢乐、高尚的行为和善良可爱的心灵的。另外一个是环绕在我周围的现实的世界。这个世界是灰色的,却是缺乏同情、理想、而且到处伸张着堕落的道路的。我总是依恋和留恋于前一个世界而忽视和逃避后一个世界”。然而,逃避只是短暂的,他总是要将这两个破裂的世界弥合起来,因此睁大眼睛在人间寻找梦想中的乌托邦。延安,似乎满足了他想象中的精神渴求。到了心目中的圣地不到三个月,他就写了热情洋溢的《我歌唱延安》,以其唯美主义的诗人气质大声歌颂:延安的空气是“自由的空气。宽大的空气。快活的空气。……呼吸着这里的空气我只感到快活。仿佛我曾经常常想象着一个好的社会,好的地方,而现在我就像生活在我的那种想象里了”。诗人何其芳的白日梦终于落地,从虚无缥缈的文学世界变身为理想中的延安梦。

共产党吸引激进青年的,除了信仰力之外,还有一个组织力。左翼文人本来都是一群流浪的波西米亚人,大都分散在内地的二三线城市,他们迫切要离开家乡,到革命的中心来寻找组织,寻找志同道合的同志。而共产党以及其领导的左联,恰恰可以为这些本来是一盘散沙的青年提供一个有团契生活的“家”,一个得以精神依赖和人生庇护的组织。这样的革命中心,在国民大革命兴起之后,是广州;大革命失败之后,是上海;而抗战爆发以后,则是延安。广州、上海和延安,先后成为各地激进青年和左翼文人的向往之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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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2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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