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培磊:中国古代史学“国可灭,史不可灭”理念探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6 次 更新时间:2021-02-13 01: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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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培磊  
命魏征以作《隋书》。盖历数归真主之朝,而简编载前代之事,国可灭史不可灭,善吾师恶亦吾师。矧夫典故之源流,章程之沿革,不披往牒,曷蓄前闻。”(20)这说明在当时的上层权贵以及史官们看来,纂修胜国之史不管是经验借鉴还是教训警诫,都是必须完成的任务,“国可灭,史不可灭”已经成为一种共识。

   元朝灭亡后,不管是曾经仕元的臣民还是明初的统治者,都进一步发展了“国可灭,史不可灭”的理念。如曾经参与辽、金、宋三史纂修并官至元朝参知政事的危素,在明军攻进元大都之后,认为:“国家遇我至矣,国亡,吾敢不死!”(21)立刻纵身跃入报恩寺的井中欲以身殉元,即将溺死之际被寺僧大梓与番阳徐彦礼合力救起,并被告知曰:“公毋死,公不禄食四年矣,非居任者比。且国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国之史也。”(22)是保持气节以身殉国,还是隐忍苟活为国存史?经过权衡,危素最终放弃了前者。并且当士兵危及元朝史库时,他赶紧找到镇抚吴勉解围,得以完整保存了元朝的历朝实录。可以看出,当时“国可灭,史不可灭”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得到了广泛认同。

   明初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纂修完成《元史》,虽然因草草撰就而被后世诟病颇多,但其中也蕴含着“国可灭,史不可灭”理念的积极实践,即元朝虽亡但其史不应消亡。明初纂修《元史》共分两次完成,第一次主要是根据元代历朝实录而纂修完成顺帝之前的历史,第二次主要是补足顺帝朝的历史,为此朱元璋曾命史臣赴北京搜求资料。宋濂在所作《送吕仲善使北平采史序》中云:“传有之:国可灭,史不可灭。然既亡其国矣,而独谓史为不可废者,其故何哉?盖前王治忽之征、兴衰之由、得失之效,皆可为后王之法戒,史其可灭乎!”(23)后来在宋濂为李善长代撰的《进元史表》中也曾这样写道:“钦惟皇帝陛下奉天承运,济世安民。建万世之丕图,绍百王之正统。……载念盛衰之故,乃推忠厚之仁。佥言实既亡而名亦随亡,独谓国可灭而史不当灭。特诏遗逸之士,欲求论议之公。”(24)明朝纂修《元史》虽然含有一定的政治因素,但是从元朝时就已经牢固树立的“国可灭,史不可灭”的理念还是占据了主导地位。

   明代,“国可灭,史不可灭”理念有了进一步的继承和发扬。明朝著名史臣杨守陈认为:“古人谓国可灭,史不可灭,我太祖定天下,即命儒臣撰《元史》。太宗靖内难,其后史臣不记建文君事,遂使建文数年朝廷政事及当时忠于所事者,皆湮没不传。”(25)这里从对保存元朝历史的“史不可灭”理念扩展至明朝当代史不可灭的认识,实际上是对史家撰史应该如实记录的一种强调。明朝中后期的著名学者焦竑更指出:“夫胜国之君,人必为纪,以其临御一时,犹难泯没。所谓‘国可灭,史不可灭’也。况在本朝,乃使之孙蒙祖号,弟袭兄年,名实相违,传信何据?”(26)可见“国可灭,史不可灭”的理念已经得到较大范围的认同,并且进而扩展至对本朝当代史应该据实直书的史学认识。明朝人对当代史一直诟病颇多,特别是因为朱棣“靖难之役”、明英宗与景泰帝的“夺门之变”、明武宗与明世宗的皇权交替等事件的影响,明朝实录的纂修也出现了很多受政治影响而篡改的事例,这些都引起了明代史家的不满,进而出现了私修当代史的高潮,这也不能不说是受到“国可灭,史不可灭”理念扩展的影响。对前代历史犹且做到不能泯灭,当代的真实历史更应该客观如实记载。

   明末清初,私修明朝历史的风气更加盛行。作为明朝的遗民来说,他们对于故国的不舍和对武力征服的反抗,自然萌生复国的思想。而当复国无望,梦想破灭的时候,重振或者起码保存住故国的历史文化也就成了唯一的精神寄托。如黄宗羲曾提到谈迁作《国榷》的情况时说:“国灭而史亦随灭,普天心痛。”(27)就是针对明灭之后国史不作的情况而发表的感慨。后来派其学生万斯同以布衣身份参与清朝官修《明史》的活动,也是希望国灭而史不应灭。作为清朝的统治者来说,他们以少数民族身份入主中原,面对明朝遗民的顽强反抗,自然要选择一种合适的方式来实现政权的“软着陆”,而文化手段无疑是最好的抓手。于是,清朝统治者一方面宣传明朝亡于农民起义和群雄之乱来转移斗争矛头,另一方面又通过保护明朝皇帝陵墓和纂修《明史》来营造舆论支持的氛围,逐步来化解明遗民的反抗情绪。清朝统治者纂修《明史》,也是对“国可灭,史不可灭”理念的一种继承,虽然清朝纂修过程历时近百年,但却很好地发挥了笼络汉族知识分子的目的。作为以明朝遗民自居的万斯同等人,通过各种方式也参与到了清朝官修《明史》的活动中,既是对故国历史的保存,也是史学理念和个人理想的一种实现方式。

   可以说,“国可灭,史不可灭”的理念产生于少数民族政权兴亡动荡与观念汉化的进程之中,由于其本身往往难以获得“正统”名位,在史学上较为容易冲破正统论束缚,而同时又承续了记史、修史的中华传统文化。这种理念使得新政权既要保存灭亡之国的历史,又要完成好本国历史的修纂,以为将来借鉴。从形成到发展,“国可灭,史不可灭”的理念成为古代官方和私家史学的共识,并对传统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三、“国可灭,史不可灭”理念的思想实质与文化意义

   “国可灭,史不可灭”的理念影响了中国古代中后期史学的发展,在催生系列官修前朝史的同时,也引发全面考述以往各种政权历史的趋向,对于本朝官方纂修国史也有启发意义,在中国史学史和文化史上都有重要价值。在探讨其文化意义之前,有必要先厘清该理念的思想实质。

   首先,依托于传统史学深厚的底蕴,“国可灭,史不可灭”树立了无条件存史的信念。该理念以格言形式表述,显示出一种不容置疑的姿态。这种理念首先由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上层士人提出,逐步被统治者接受,并扩展为全社会的共识。“史不可灭”在探讨是否求真、是否致用之前就予以确定,可以堵住以失实、无用、敌方对我攻击等等借口毁灭史籍的企图。

   其次,“国可灭,史不可灭”强调无论什么样的“国”,其史籍、史事也不可灭,这大为超越以往那种补足正统之史的理念,在史学意识上是个飞跃。在宋与金对峙政权中,谁是正统?蒙古人是意见分歧或模糊的,所以先绝对地强调“史不可灭”非常必要。

   “国可灭,史不可灭”理念确立之后,对于推动中国史学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特别是对于求真与致用的矛盾冲突,在正史纂修与正统论的调适等方面都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和解决路径。而这种史学理念成为社会的普遍共识以后,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和民族认同的加强都有积极意义。对该理念的史学史和文化史意义试作归纳和总结如下。

   第一,该理念使得史学地位提高,独立性加强,根基更为牢固。中国史学产生以后长期沦为政治的附庸地位,在图书分类上属于经学门类之下,直到魏晋南北朝史学大发展以后,史学才独立出来。“国可灭,史不可灭”理念使得社会普遍认识到史学的重要性,国家灭亡之后伴随着政权而生的诸多附属品都随之消亡,而坚持历史记载不可灭,正说明史学的地位之重要。经此理念的推广,中国传统史学的独立性进一步加强,史学的地位和重要性也得到了普遍的认可。

   第二,这个理念可以涵括求真、求是及经世致用的宗旨,但史不可灭的信念却不受求真、求是和致用的制约,这样给多途径史学探索开拓了空间,有利于构建坚定的历史文化存续体系。中国古代史学从先秦时期就出现了记史求真的理念,但由于附庸于政治的地位又带有浓厚的经世致用理念和政治利益诉求,二者之间存在着对立统一的矛盾。这对矛盾又在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的互动、互补也互相排抑的运行机制中不断发展,成为古代史学发展的动力。但是“国可灭,史不可灭”却与求真务实和经世致用这对矛盾关系不大,不管所亡之国的国家性质,不管其建立民族为何,不管其文化发展程度如何,只要是曾经建立政权的国家,其历史都应予以记载和纂修。而求真、致用,都是在历史绝对加以保存的前提下施行,这无疑又极大地拓宽了一种新的史学发展路径,对于以传统史学为根基来构建的中国历史文化存续系统大有裨益。

   第三,该理念突破正统论等思想限制,成为史学发展与扩大修史范围的推动力。元朝纂修辽、金、宋三史的成功正是解决了正统论纠葛的问题,这与“国可灭,史不可灭”的理念推动大有关系。明代大量私修本朝史的出现,也与这种理念的影响有关,如前引杨守陈、焦竑等人对隐讳建文朝史事的不满,也是由此理念推导而出。明初官方纂修《元史》承袭了元末的这一理念,但是中期以后受“南倭北虏”影响而观念发生变化,出现了柯维骐《宋史新编》等不承认辽、金与宋为并列政权的一些史书,反而遭到了史家的激烈批评。如于慎行就论曰:“元人修三史,各为一书,是也。……近世文雅之士,有为《宋史新编》者,尊宋为正统,而以辽、金为列国,则名实不相中矣。彼南、北二《史》,互相诋诃,南以北为索虏,北以南为岛夷,此列国相胜之风,有识者视之,已以为非体矣。乃今从百世之后,记前代之实,而犹以迂阔之见,妄加摈斥,此老生之陋识也。辽、金绳以夷狄僭号,未克混一,而中国土宇,为其所有,亦安得不以分行之体归之?而欲夷为列国,附于《宋史》之后,则不情也。”(28)清代也出现了一批不拘泥于传统正统论的史著。如吴任臣《十国春秋》记载五代时期的十国历史,采取分国记事的体例,十国各以纪传体的体裁成书,书中不持正统论观点,也无华夷之辨观念。再如厉鹗《辽史拾遗》,乃是针对明朝王圻《续文献通考》等书中对辽朝掌故的遗漏而作,该书有注有补,广搜《辽史》之遗,以图补足辽国二百余年的完整史事。清代有秦恩复、王昙、周春都撰有纪传体《西夏书》,唯乾隆年间学者周春《西夏书》尚有不完全存本。该书虽然没有给西夏君主立为本纪,但名之为“世记”,实质无大区别,乃作为独立政权看待。没有“国可灭,史不可灭”意识的长期影响,就不会出现若干这样的史籍。

   第四,该理念促进中华历史文化脉络的全面承袭,冲淡史学发展中非学术因素的负面影响,加强了整个中华民族文化认同与融合。“国可灭,史不可灭”理念中的“国”并非专指汉族王朝,而是指在中华大地上曾经建立过政权的国家,不管其为何种民族。所以像辽、金、元等由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在其国亡之后,也都纷纷有对应史籍的编纂,国虽亡,而史不亡。各个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也都属于中国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对于华夷之辨的认识也有了新的发展。元朝在蒙古统治下,一些汉人突破夷夏之防思想而纷纷仕蒙,郝经就认为只要能用士,能行中国之道,就是中国之主,很好地解决了华夷之辨的问题。从这种理念出发,各个少数民族由于史学而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化认同上的共识,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也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甚至到了20世纪30年代,陈寅恪在《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一文中曾感叹:“东洲邻国以三十年来学术锐进之故,其关于吾国历史之著作,非复国人所能追步。昔元裕之、危太朴、钱受之、万季野诸人,其品格之隆汗,学术之歧异,不可以一概论;然其心意中有一共同观念,即国可亡,而史不可灭。今日国虽幸存,而国史已失其正统,若起先民于地下,其感慨如何?”(29)说明“国可灭,史不可灭”的理念在支撑中华民族文化的存续和近代民族国家意识的形成方面,仍有余绪留存在深受传统史学文化熏陶的知识分子脑中。

   总之,“国可灭,史不可灭”的理念从产生到广泛传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该理念将国家存亡与历史记载联系到一起,是对历史记载功用的一种高度评价。该理念强调保存历史的客观必要性,使得中国古代史家更增强了一种纂修历史的神圣责任感。该理念对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民族融合和文化认同都具有重要的作用,理应得到重视和加以深入研究。

  

   注释:

①如雷家骥结合正史纂修的问题探讨了“国可亡而史不可亡”,并认为这是中国传统史家的共识(雷家骥:《中古史学观念史》第九章第一节《史不可亡意识与完美主义的史学意识》,台北:学生书局,1979年);孔祥成认为“国亡史成”作为一种正史修撰制度正式确立于唐宋之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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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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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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