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萌:村冈典嗣的日本思想史学理论方法与历史认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8 次 更新时间:2021-02-13 01:0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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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萌  
其思想史也从个别研究逐渐拓展为思想通史。

   (二)时代精神、国民性与“国家的性格”

   “时代精神”是伴随着德国浪漫主义的兴起而流行的概念,认为正如每个人一样,各个时代也都有其独特的个性与精神内涵,进而每个民族也是如此。正如其先驱赫尔德(J.G.Herder 1744-1803)曾指出的,“每一有机体都有其自身的中心,就个人而言,就是其个性和精神,就民族而言就是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正是这一‘中心’规定了其独特的价值和意义,历史性理解的核心也就是理解这一‘中心”’。村冈深受该思潮影响,他以“时代精神”为线索,在近代日本首次对日本思想史进行了详细的分期,进而试图以此探寻日本的国民性。

   按照时代精神的变化,村冈提出了自然的朴素主义的太古、文化的朴素主义的上古、感伤的主情主义的中古、实行的主意主义的中世、反省的主智主义的近世的日本思想史分期方式。作为其背后一贯线索的,是向着最终理想不断发展成熟的日本国民性。村冈少时在其亲戚、国文学者佐佐木信纲之家,受到以《万叶集》为中心的日本古典熏陶,后进入早稻田大学西洋哲学专业,对古希腊哲学尤为推崇。在村冈看来《万叶集》体现出的日本古来国民思想是一种立足现实、朴素、乐天的人类精神,这正与其理想中的古希腊精神相通。这一认识贯穿村冈学术始终“万叶精神”也成为了村冈心目中日本国民应有的本性和日本思想史发展的线索。村冈表示,这种人类精神,作为“健全的人性,即是上代文化的原动力。”它在中世发展为以“正直”为宗旨的武家实践道德,在近世则体现为去伪求真的实证主义学风,即村冈不断强调的“爱智慧”的“哲学精神”,推动了日本思想的近代化。村冈的这一思路贯彻了前述西南学派“选择”与“发展”的理念,无疑是理想化和哲学式的。对以古希腊为代表的西方文明的崇尚也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这种本质论、性格论中所内含的对于本民族特殊性、优越性的提倡。

   接着,村冈还要为日本国家寻找一个自古以来便存在的基本性格。他认为,这是一种“尚未受到什么外来文化影响的、自然朴素的国民精神幼年时期的性格。也就是所谓三岁看老的幼年性格。”一方面,村冈承认日本文化的输入性,但又认为,日本之所以“摄取外国文化而不为之所压倒……其最大理由不得不认为是有着国体俨然的存在。”对村冈来说“国体”一词与其说是政治或法律上的,不如说是伦理的或哲学的。他进一步表示“我国的国体,即国家的性格,正是以天皇为中心的血族国家。”起初,村冈站在远离政治的立场,并未谈论过国家、天皇等问题。但对于事物固有本质个性的追求,使村冈将“国民精神”、“国体”等视为必然存在的自明之物,与战时意识形态的树立者殊途同归。而村冈史学的这一走向,其根抵是他对待历史的乐观态度。

   (三)对待历史的乐观态度

   在村冈的思维方式中,存在着一种对历史的乐观的“信其有”的态度。这一特点在同倾向于怀疑与批判的津田史学进行对照时尤为明显。作为同时代人,津田与村冈同样以西方近代为参照,着眼于多元的世界文化,试图以实证的方法对思想史进行追根究底的探讨。如前所述,村冈认为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应当是事物本身如何即Sein,而非道义上应当如何即Sollen。津田也论述过Sein与Sollen的问题,而综合来看,他所关心的又在这二者之上,即审视事物“为何如此”。对此沟口雄三曾指出,津田的方法论可以被称为是一种“原理主义”。在此基础上,津田史学体现出大胆的疑古意识,其记纪批判也引发了被右翼分子起诉的“津田事件”,被指为“大逆”与“虚无主义”。与之相对,致力于研究Sein的村冈相信必然存在着个人、民族以及国家的本质性格作为历史发展的中心与原动力。他也相信通过建立科学、实证的思想史学能够证明这一点。

   不仅如此,村冈还相信这些不同的性格本质都有其合理性。家永三郎认为村冈与津田分别代表了日本思想史研究中“同情”与“批判”两种截然相对的思路。他表示,村冈“比起揭露研究对象的缺点,不如说是将重点放在对其特色的发现上。这是事实。在这一点上,他与将重点放在指摘研究对象的局限性上,急于进行无宽恕的批判的津田博士有所不同。”的确,研究者可以从村冈的论著中,看到其对不同立场的研究对象的褒扬和认同,进而对村冈史学产生矛盾的评价。村冈一贯反对道学说教,试图通过实证破除对事物的神秘化,揭示历史的真相。而对于所揭示出的事实中的失败、倒退与谎言,他不仅仅是同情,更着眼于其精神上的“敬虔”与纯粹性,对这种非理性进行浪漫化。村冈对于国学家平田笃胤的研究尤为典型地体现出这一特点,这也为战时意识形态的论客提供了美化历史的材料。

   从村冈所继承的近代德国学风中,我们可以找到这种认识方式的渊源。作为对启蒙主义的反动,近代德国浪漫主义与历史主义思潮在认识方式上不以理性为基础,并且体现出价值上的相对主义。无论是进步还是真理都不再是绝对的,这也使当时德国的主流历史观比相信进步观念的历史乐观主义者更加乐观。无论是浪漫主义者还是以兰克为代表的历史学派都相信,在其自身历史中自然地发展起来的东西即是好的。这一思路在早期有着明显的世界主义与人道意识,认可文化的多元性。然而随着国家实力的增强,这样的观念带来的是自身民族感情的急剧升温。对于这一学风的过于倚重使村冈史学也不可避免地继承了上述思维方式的危险后果。

   结 语

   村冈毕生致力于为新生的日本思想史学科构建近代的体系与方法,留下了诸多开创性的成果,他作为学界先驱的业绩和地位是公认的。研究者一般认为,从主观立场和客观成果来看,村冈应当被视为一个严谨、实证的学者。其师友、弟子等自不必言,丸山、家永等也持这一观点。即使是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严厉批判者子安宣邦,在为《岩波哲学·思想事典》撰写的词条“村冈典嗣”中也表示,“村冈的著作中所贯穿的这种向着学术的禁欲,正是他的日本思想史相关著作至今仍然没有失去价值的理由。”

   村冈既重视学术的近代性、科学性,又深受近代德国人文学风,尤其是浪漫主义、历史主义思潮影响。其思想史研究注重客观实证,但史观却是唯心的,将“精神”视为历史发展的线索与动力。他以移情的方式,试图对所谓人类精神的产物进行“再认识”,迫近了研究对象的心路历程,克服了对于人与思想的物化,在思想史、尤其是思想家研究方面取得了许多突破。但同时,由于缺乏对社会经济等物质因素的考察,村冈的思想史难以完整反映历史发展的实态。其思想史主要是由天才思想家串联而成的。其所构想的通史也是以所谓理想的人类精神为中心,选择而成的理念的历史。在战争时代,村冈站在史学的立场,强调“天皇”“日本精神”“大和魂”等概念的历史性、原意的朴素性,反对战时体制下以宣传为目的将其神秘化。但在实践中,他未能将疑古意识贯彻到底,而是试图运用思想史研究,探寻日本民族与国家固有的性格,在对于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助长上也难辞其咎。

   在对宣长国学、伯克文献学、西南学派哲学的继承与扬弃中,在抽象理论与具体研究之间,村冈形成了自身的治史路径和历史认识方式。综观其思想史学论著,除本质主义的性格论外,还可看到其思维风格中明显的乐观与无批判性、价值观上的理想主义,以及强烈的宗教情操。这些特色系出同源、相互关联,既是德国学风影响的结果,是村冈人生经历与个性的体现,也是其所身处的时代的产物。其理论方法与内在思路较为典型地体现出从明治向大正过渡时期知识人的思想特征,也为新生的日本思想史学科奠定了基调,在村冈研究不断升温的今日,有待于不同领域的研究者共同揭示与进一步考察。

   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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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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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史研究》202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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