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萌:村冈典嗣的日本思想史学理论方法与历史认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8 次 更新时间:2021-02-13 01:0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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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萌  
家永三郎在将村冈视为宣长的研究者、批判者的同时又指出:“研究对象的局限性、历史视野的不足等国学的短处,尽管改变了形态,仍然在村冈教授这里残留了下来。”这与村冈史学在历史性与哲学性之间的两难有关,将在后文论述。而这在与伯克文献学进行对比时更显突出。伯克文献学分为偏重理论的“文献学”,和涵盖人类生活各方面的“古代学”。村冈主要借鉴的是前者。学生古田武彦曾质疑村冈并未研究“人类精神的全部产物”。对此村冈表示:“绘画、建筑物、考古遗物,人类认识的东西全部都是这门学问即Philologie的对象。然而我只处理其中的文献。”伯克对雅典国家的经济社会进行了全面研究,村冈则对这一层面几乎全无关心。他的思想史最终也成为了理念发展的历史。

   村冈通过对伯克文献学进行客观化的改造,试图将其限制在一种谨慎朴素的研究法范畴内。随着后现代思潮的兴起,研究者对于这一处理方式的意识形态性有了进一步认识。子安宣邦指出:“近代日本正统的学院主义,试图将国学所具有的谈论自身(日本)的问题性,和促使对自身(日本)进行认识的感情置于近代学术成立的对面加以忘却,将它们作为文献学的剩余残留下来。”在这里他批判的是以村冈为代表的思想史家将宣长学分为文献学即科学的一面,和崇尚古道的意识形态的一面的所谓二分法。对此,烟中健二进一步指出:“这也不是通过将西洋文献学直接适用于国学而进行的,而是通过无视文献学本身的某个侧面进行的。”然而,综观村冈的史学整体可以看到,尽管进行了有意无视,近代德国学风所内含的思维方式已然支配了村冈的学术思路,深刻地影响着其史学的走向。

   二、“史学的阶段”

   在村冈看来,文献学的最终归趋应当是历史学,“特别是对于文化方面历史的研究最终不得不成为Philologie的目的。”为此,村冈引入了新康德主义西南学派文德尔班(W. Windelhand 1848-1915)、李凯尔特(H.J.Rickert 1863-1936)的学说,试图将自身的思想史学理论推进到“史学的阶段”。伯克文献学与西南学派的学说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和学术系谱。前者产生于柏林大学的解释学传统中。它以施莱尔马赫为先驱,经过伯克、德罗伊森(J. G. Droysen 1808-1884),在狄尔泰的学说中得到总结。文德尔班与狄尔泰是同时代九“李凯尔特、文德尔班和韦伯一致认为,一种对于历史和社会的客观而合理的研究方法乃是可能的。”与之相对,狄尔泰则认为“所有的社会科学都需要某种将心理分析和历史分析结合起来的方法。”村冈与狄尔泰有诸多共通之处,但他并未提及狄尔泰。他选择西南学派学说的原因可以举出其师波多野精一的影响、当时日本新康德主义哲学的流行等现实因素。

   (一)作为“历史的文化学”的思想史

   与西南学派同样,村冈是基于反对用自然科学的方法看待人文学科而提倡“历史的文化学”的。他表示,“历史所作的综合统一不是像自然科学那样的普遍法则化,而是基于个性的事实。换言之,是在于特殊的价值。而作为个性的事实的意义存在于不能反复的特殊经验中。历史方法的目的最终就在于发挥这种经验的、特殊的意义。……在方法论上不单单是史实的收集、统计、归纳和抽象,而是以选择、即本质的选择为基础的。诸如上述的观点,是被文德尔班、李凯尔特所提倡的。……我们讨论国学作为历史学的完成、从作为史学的角度对其性质作出要求,大体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在这一阶段,村冈主要论述了历史学的学科属性与本质、研究对象与处理方式等问题。

   基于上述立场,村冈认为只有文化研究能够体现历史学的本质意义。与对于文化现象的研究相对,村冈表示,“思想史是文化史的意识的方面,而又在严密的意义上,是学术史、哲学史的前史。”当然,村冈事实上并未实现自己关于“前史”的主张,其研究仍然更倾向于学术史甚至哲学史。村冈还借用文德尔班关于哲学史的任务的论述,阐述了思想史的研究对象:“第一是从各个哲学者的传记、精神的发展及其学说所给予的资料进行探求。第二是阐明各个哲学者的学说与先驱、与一般时代,以及与他自身的性质和教养等方面的关系,以此作为首要的事实进行系谱的重建。第三,对于已经明了的学说,从哲学史整体来判断其价值。”村冈基本采用了这一观点,并认为“包含第一、二方面的语言——历史科学比起批判——哲学科学更为有力,在这里存在着思想史的中心。”

   更进一步,村冈认为历史研究归根到底是对于具有特殊性的个性本质进行研究,“对于这种经验的特殊性进行发挥,才是历史方法的生命。”在这里,村冈引进了文德尔班一派的“价值”概念,认为文化“不是按照自然的原样,而是理想化、价值化了的东西,这就是历史学的对象。……其价值之所以成为价值的地方,存在于其个性中,个性作为民族、国家以及个人呈现各种形态。”由此,村冈将历史、思想史研究规定为了一种对于个人乃至民族、国家理想化了的个性本质的研究。

   在“文献学的阶段”,村冈论述了思想史的研究法。接着,史家还要对研究结果进行组织,形成历史叙述。在此村冈引入了李凯尔特“选择”与“发展”的概念。“所谓选择,就是从史家的见地,以一个本质的东西为中心对资料进行取舍。……所谓发展,是价值观念的时间性的展开。尽管未必意味着直线的进步,但是是以最终的理想为目标行进的过程。……对于被选择的资料的这种发展进行阐明,此时,向着在此的种种关系中一贯展开的最高价值、即理想归趋的思想过程就被明确出来。在这里,思想史就成立了。”也就是说,历史中一贯存在着某种理想的最高价值,历史的发展正是向着这种理想行进的过程。依照事物的本质对资料进行选择,由此来阐明这一过程,这就形成了思想史的写作。

   通过借鉴西南学派的学说,村冈将历史学视为文化的科学,是研究特殊的个性本质的学问。他的思路中明显有着一种本质主义的倾向。这在《本居宣长》以来的村冈的全部思想史论著中都发挥着作用,使其思想史成为了天才思想家及其个性组成的历史,又使其思想通史成为了某种理念或理想发展的历史。

   (二)村冈思想史学与西南学派的分歧

   正如村冈将伯克强调主观性的“再认识”理解为一种客观性一样,他也试图将西南学派学说塑造为一种客观的、历史性的学问。这未必符合文德尔班等人的本意。

   村冈与西南学派的分歧一方面体现在村冈对于该学派历史任务的认识上。该学派诞生的背景是19世纪中期以来的哲学危机。其主要威胁来自自然科学及其认识方式,其次是哲学自身的相对主义和与之相联系的历史主义。为了从中拯救哲学,该学派提出了“价值”的概念,强调其普遍绝对有效性。相比之下,村冈一方面在方法上对于自然科学所倡导的客观、实证有着强烈的认同,同时在历史认识上又深受相对主义、历史主义的吸引。在对于国民性以及民族文化的研究中,更主张自己是站在历史主义的立场上。

   另一方面,村冈还运用西南学派学说阐述了日本思想史学的学术性质。村冈认为,日本思想史是研究“Sein”(存在)的学问,而非“Sollen”(应当)的学问;是基于事实的“经验学”(或“说明学”)而非价值判断的“规范学”。然而在文德尔班的用法中,规范学是研究法则和规律的,在方法论上正与自然科学相当。文德尔班正是通过历史科学=Sollen,来抵制自然科学=Sein的观念的。同时,文德尔班认为认识的基础是价值的有效性而非现实中的真实性。李凯尔特认为这有将价值局限于伦理道德的倾向,且包含了过多的主观可能性。为此他提出了文化价值的概念,试图为价值提供客观的标准。在强调应避免价值判断累及历史客观性的方面,村冈与李凯尔特更为近似。然而,一贯倡导“求真”的村冈并未论及何谓“客观真实”,他所强调的更多是研究者在“求真精神”意义上的主观自我约束。

   总的来说,西南学派价值学说的历史任务在于反思和凸显哲学的本质,历史不过是其中的工具。村冈如果试图从中寻找思想史的本质,其结果或者是使思想史成为非历史的哲学,或者为了保全思想史的历史性而与该学派背道而驰。村冈没有对西南学派学说本身的发展变化和内部矛盾进行辨析,也没有实现该学派批判自然科学与历史主义的任务。但他始终在该学派的名义下使用相关的概念,并造成了种种分歧。无论是Sein与Sollen、经验学与规范学、价值关系与价值判断,归根到底,村冈是在一种朴素的理念下运用这些概念的,这就是科学与道学的区别。他意识到思想史本身内含的道学性,因此主张将其建设为一门客观严谨的近代科学。然而在村冈这里,“科学”仍是一个宽泛而理想化的概念。这使得其思想史学既具有自然科学的实证主义要求,又在概念上与西南学派的历史科学、文化科学相联系,而在实践中又倾向于当时的历史主义思潮,呈现出一种驳杂的面貌。

   三、村冈的治史方法与历史认识

   村冈对于思想史学理论方法的论述是较为周全的,对历史和现实的态度也相对中立,体现出作为学科开创者和教育者的严谨态度。但同时,其理论也较为理想化且难以实现。前述各种先行学说的矛盾与问题或多或少都在村冈史学中有所体现。这样的理论方法在具体实践中如何体现出来?这一问题尚未得到学界的充分探讨。结合其所借鉴的德国人文学说可以看到,村冈的治史方法简而言之,是一种具有本质主义倾向的“性格”研究。他对研究对象不同的性格本质都抱以同情和理解,并将其视为事物形成乃至历史发展的内在动力。这种认识方式是唯心的,但在当时是富有前瞻性和启发性的,在日本思想史学史上具有重要开创意义。

   (一)“全面的个人研究”

   村冈最早期的研究对象是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Herakleitos,约前540-前480)。赫拉克利特有着“一个人的性格即是其命运”的名言,并将“火”视为万物的本原。其对立统一、相反相成的辩证法思想对于村冈走向本质论、性格论有着重要启发。

   性格研究是一种本质研究,也是个性研究。文德尔班一派提出的文化科学强调历史的特殊性、不可重复性,这对村冈的着眼点做出了规定。村冈的《本居宣长》受到文德尔班的《柏拉图》一书很大启发。在叙述结构上,村冈借鉴该书,在当时的日本首次采用了传记研究与学说研究相结合的写作方式。进一步,正如文德尔班将柏拉图思想中的矛盾变化归结于其“先知的人格”,村冈也以“敬虔的人格”对宣长科学性与宗教性并重的学术与人生进行了总结。其以“性格”为线索的基本研究路径在此正式形成。他也曾将这种研究模式命名为“全面的个人研究”。

   首先,村冈认为思想史研究的基础是个人研究:“因为思想在原则上是个人的产物,特别是在其发展阶段上,个人的独创性即个性构成了思想的本质意义。”接着,他又将个人研究分为阐述思想家某一侧面的“特殊的个人研究”,与统观的“全面的个人研究”。村冈认为,二者是相辅相成的,但后者应当占据基础地位:“这是因为思想是基于个性并作为整体而成立的。这样,我们就可以明确规定个人研究的目的—对个人的思想学问进行全面、同时也是本质地阐明。”最后,村冈指出,“全面的个人研究”的写作方式应当是将传记研究与学说研究结合起来。

在村冈看来,仅仅关注人物的某一角度或学术思想,容易流于片面。尤其是时代交替之际的人物,思想往往复杂多变,应当全面考察其成长背景,捕捉其性格本质。村冈运用这种方法对诸多日本思想家进行了观察。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是山崎暗斋。他少时入佛门,青年时还俗成为儒学者,后又成为了垂加神道的开创者。对于这种变化,村冈主张一定要基于其人的性格进行分析。村冈断言,这归根到底是由于暗斋思想的总体特征是一种“狂信的态度”,他的性格是一种“宗教的性格”。试图从性格入手,对研究对象整体进行内在、本质的认识是村冈思想史研究的一贯路径。研究对象的思想行为越是看似杂乱与矛盾,对其本质性格的考察就越能发挥提纲挈领的作用。在此基础上又发展出村冈的时代精神、国民性与国体研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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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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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史研究》202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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