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德斌:历史学中的“国际关系”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0 次 更新时间:2021-02-13 01:00:53

进入专题: 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   部落与族群   帝国与民族国家  

刘德斌  
这种差异随着基督教的分裂而不断加剧。可以说,历史上的“西方”最早的核心部分就是罗马帝国的西部,也就是拉丁教界或罗马天主教界覆盖的地方,与之相对的“东方”就是东罗马帝国治下的希腊东正教界,而中欧的地位摇摆不定,德国以东部分被认为是分隔“文明”与“野蛮”的缓冲区。随着阿拉伯帝国的崛起,西亚、小亚细亚东部、埃及和北非这些曾经属于罗马帝国的“势力范围”相继转入伊斯兰世界,一度形成西方、东方和伊斯兰世界三足鼎立的局面。但是,欧洲东方和西方内部以及它们之间的博弈一直在进行。在西方是教权与王权的博弈;而在东方,“政主教从”的传统却得到了君士坦丁堡教会的默认。11世纪罗马教皇发起的十字军东征,原本以讨伐伊斯兰世界的“异教徒”为旗帜,但最后却蹂躏了君士坦丁堡。地理大发现之后,随着欧洲国家开始殖民世界各地,欧洲基督教界内部东、西方区分的重要性才逐渐下降,欧洲演变成西方的代名词。美国虽然也参与了19世纪末列强对世界的瓜分,但一直与“旧世界”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因为从立国开始,美国就一直避免卷入欧洲列强的纷争中去。美国参加一战并设计了战后世界秩序,但战后又回归“孤立主义”。二战之后,随着冷战的开启,铁幕降临,西方的核心从西欧转移到美国,美国成为西方世界的主导力量,与西欧国家一起,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西方”。美国的身份认同之所以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是因为苏联的崛起及其对美国和西欧国家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所构成的挑战和威胁。冷战期间,东西方的对抗蔓延到全世界。关于冷战的性质一直存有争论。塞缪尔·亨廷顿就认为,无论一战、二战还是冷战,本质上都是西方的“内战”。(50)关于西方地理和文化上的起源和发展,实际上有许多不同的观点和版本。布赖恩·莱瓦克等人认为,西方的历史并不是欧洲历史的延伸,西方是一个超越欧洲政治和地理界线的范畴。“西方文明”的很多要素,其实源于在地理上并不属于欧洲的地区,例如北非和中东。西方的起源、发展、成熟经历了一个连续的过程,是不同群体内部以及彼此之间一系列碰撞的融合与排斥的结果。(51)

   “东方”的历史也经历了一系列的流变。实际上,今天我们称之为“西方文明”的许多要素,并非源于地理上的欧洲,而是北非和中东这些今天被视为“东方”的地区。人们谈到“东方”,往往受到三个因素的影响。首先是“冷战思维”的影响。冷战期间,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以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分野为标准,形成了壁垒分明的“东方”(the East)和“西方”(the West)两大阵营,并对“第三世界”国家发展模式的选择产生了重大影响。其次是爱德华·萨义德“东方学”的影响。按照萨义德的观点,所谓“东方”(the Orient)实质上是欧洲人为了自身需要而想象和建构的“他者”,是西方殖民势力对东方世界的权力支配,是知识再生产的霸权架构,是殖民与被殖民、西方与东方不对等关系的体现。(52)从欧洲人的视野出发,“东方”的地理位置也经历了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最早的东方起源于东地中海,当时印度是欧洲人所知的东方世界的尽头,而中国对于他们还只是一个传说。当东方和伊斯兰教具有相同意义后,它便由东地中海向外扩展。随着欧洲的殖民网络扩张到印度洋和南中国海,概念上的东方便向东延伸。到了19世纪,印度渐渐取代了黎凡特地区成为东方学家研究的主要课题,中国也开始明确地出现在地图上。20世纪中期,西方学者渐渐地倾向于将西南亚和北非排除在“东方”之外,有学者认为阿拉伯不完全属于东方,而是西方和真正的(更远的)东方之间的“媒介”。(53)第三,冷战后非西方大国的崛起,特别是中国崛起的影响。实际上,从1990年代起,至少在西方大众的心目中,中国逐渐取代伊斯兰世界,成为“东方”的核心。进入21世纪,关于东西方关系的阐释发生了很大变化。美国学者安东尼·帕戈登2008年出版的《两个世界的战争:2500年来东方与西方的竞逐》,主要阐释的还是“传统”意义上东方和西方的竞争,中国在他的视野中并没有占有重要位置,他还认为东西方之间的长期斗争不太可能很快结束,2300年前希波战争划定的战线,几乎丝毫没有发生变化。(54)而伊恩·莫里斯2010年发表的《西方将主宰多久:从历史的发展模式看世界的未来》,则纵横5万年,并主要把中国作为东方的代表,讲的都是中国模式与欧洲或欧美模式比较的故事。(55)

   可以说,中国的崛起已经超出了西方“想象”和“构建”的范畴,正在重振“东方”的概念。与日本和印度不同,中国是近代以来唯一崛起但没有按照西方模式改造自己的东方大国。日本崛起之时就效仿西方,“脱亚入欧”,虽然曾与西方大国交手,但在战败之后接受了美国的“政治改造”,现在已经“自视”和“他视”为西方的一部分。印度号称“最大的民主国家”,是西方国家的“天然盟友”。而中国的崛起恰逢“后西方”时代的到来,甚至被认为是西方“衰落”主要原因。(56)东、西方关系迎来一个新的历史性时刻,有学者甚至判定以中美竞争和对抗为标志的国际关系新的两极格局已经形成。但历史地看,“西方”和“东方”都是在不断地扩展、演化和转化。与西方世界相比,东方世界更是一个变动不居的多元化的存在。尤为重要的是,随着冷战后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整个世界经济已经一体化了。就国家的性质而言,“西方”和“东方”或“非西方”的分别依然存在;但就社会的发展水平判断,“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界限已经跨越了“西方”和“非西方”的分野,模糊了全世界。巴里·布赞和阿米塔夫·阿查亚认为世界经济与政治的“中心—外围”结构已经被打破,一批外围国家已经进入到“中心”中来。(57)还有观察家认为,世界各国各地区都在围绕全球产业链进行新的分化组合,在“西方”国家的大都市,也存在着“第三世界”。(58)历史上第一次,“西方”和“非西方”都在经历“一体化”“多元化”和“碎片化”的洗礼,这是国际关系百年变局的一个突出特征。

   在这样一种形势面前,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需要一起回答两个重要问题:首先,东西方之间,或者说“西方”与“非西方”之间的分野是永恒的还是暂时的?安东尼·帕戈登认为“东方”与“西方”的区别是“与生俱来”的,永远也不会消失。(59)威廉·麦克尼尔则为西方文明只不过是人类传奇中一段重要的插曲,任何理性的世界历史都不会遗漏它,但终究也只是一段插曲,所以把“西方”作为一个排除人类其他部分的概念是虚幻和危险的模式,“将西方置于人类的整体之中是我们要走的路”。(60)哪一种观点更为贴近历史的真实?第二,如何诠释“东方”的或“非西方”的历史经验,并将其置于一个能够把西方和非西方的历史经验融合在一起的新的世界历史阐释体系之中,从而为国际关系学的理论创新提供新的知识背景?

  

   五、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的关系和经验

  

   显而易见,重新解读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的关系成了新时代的一个重大课题。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雄踞东亚之巅几千年。吉尔伯特·罗兹曼曾经说过:“在世界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一向是整个东亚社会的文化巨人,其所扮演的角色,集西方人在文化上无限景仰的古希腊罗马和作为现代欧洲文明中心而备受倾慕的法兰西于一身。”(61)但是中国在近代落伍了。中国是在西方崛起的过程中由“东方巨人”沦为“半殖民地”国家,被“拖”入了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和世界秩序。但中国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就实现了命运的“逆转”,重新崛起为一个世界大国。中国与西方的遭遇,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的关系,中国再度崛起的历史经验,成为中国历史学界亟需解决的重大问题。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的觉醒是从对中国历史的反思开始的。梁启超发起的“新史学”不仅仅是学术探讨,更是对中国历史命运的反思。20-30年代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的论战,更与中国的救亡图存和道路选择联系在一起。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取得“独尊”地位,成为中国史学和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主流形态,但也逐渐僵化、教条,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原则精神。改革开放后开始拨乱反正,吸纳和借鉴西方的史学理论和方法,西方史学重新进入中国。兰克学派、年鉴学派、历史人类学、英国马克思主义学派、全球史观乃至后现代主义史学,都对中国史学的发展变化产生了重要影响。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再度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历史学者正在摆脱“受害者”心态,以更为宽广的视野来重新审视和定义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的关系。

   首先,对“何为中国”的反思成为重构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关系的起点。“中国”不再是一个想当然的概念,而是需要重新思考和建构的对象。在“欧洲中心论”的影响下,中国长期作为世界历史上的“他者”而存在。有学者认为,19世纪40年代之前“中国史研究在中国”,之后“在西方”,现在到中国研究“本土化”的时候了。(62)改变中国的“缺席”状况和重塑中国的历史位置越来越成为历史学界重要的研究方向。(63)其次,对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关系探索的视角更为丰富多彩,其中包括梳理历史上“中国”的概念,(64)“发现”文化中国/文明中国,(65)“寻路”地理中国,从过去模糊的边陲或边疆发现“内”(中心地区)与“外”(边缘地区)的中国,(66)阐释中国人的多重认同,(67)以及中国在亚洲和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作用。(68)此外,全球史正在努力为讲出一种全新的中国故事提供新的思路:既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桎梏,又超越以中国为中心的历史视野。(69)

   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正在告别近代帝国主义“受害者心态”,显示“新时代”的历史定位和身份认同。中国的崛起也改变了世界的样貌,越来越多的学者在全球史观的视野下探索中国模式的特性和中国在全球体系中的作用问题。事实上,“中国的再起”突破了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的界限。如何将中国历史嵌入世界历史的问题不仅是历史学界,也是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重大课题;不仅是中国学界的问题,也是世界学术界的重大课题;不仅是历史问题,也是现实问题。中国模式、中国经验的总结都离不开对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关系的梳理和阐释,都离不开对一种新的中国史观和世界史观的阐释。

  

   六、结语

  

1950年12月布罗代尔在法兰西科学院发表就职演中的一段话今天读来依然具有现实意义。他说:“历史学首先要借助于尚且年轻的人文科学的进步,后者对于当前的局势更为敏感。在过去五十年间,我们目睹了一系列傲慢的人文科学的诞生、复兴和发展,而且它们的进展每一次都先使我们历史学家惊愕、困惑,然后则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历史学或许是这些新近成果的最大的受惠者。”(70)无疑,在过去一个世纪里,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变化给历史学的发展带来了许多新的不同的观念和方法,20世纪历史研究的许多基本概念,如民族国家、国际体系、国际社会、世界政治和世界社会等,都是从国际关系学的最新发展中吸纳过来的。但是,历史学中的“国际关系”研究与国际关系学的研究不尽相同。首先,历史学中“国际关系”的研究由来已久,历史学家对国家、国际关系行为体的关注是由这个学科的性质所决定的,因而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随着国际关系学的发展变化时有张弛,但不会隔断,甚至在全球化时代会以一种更为密切的方式展现出来;其次,历史学中的“国际关系”研究没有拘泥于国家和国家之间的互动关系,而是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国家以外的国际关系行为体包括所谓的“前现代”国际关系行为体囊括进来,从而拓展和丰富了“国际关系”的内容,为冷战后国际关系研究向横纵两个方面的拓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知识背景;第三,历史学在从帝国向民族国家过渡的研究中发现了国家的多样性和帝国与国家之间的互构关系,揭示了西方帝国强加给世界的文明标准和当今世界秩序的思想根源,从而为国际关系超越欧洲历史经验,承认国家的多样性和帝国与国家共时性的理论创新奠定了知识基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   部落与族群   帝国与民族国家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历史学 > 史学理论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25113.html
文章来源:《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1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