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奇: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十大困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17 次 更新时间:2021-02-10 21: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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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奇 (进入专栏)  
不追求五位一体的综合目标不是农业现代化。因此,必须重构农业现代化体系,重启农业现代化议程,做到“三体共化、十农并进”。“三体共化”,即作为本体的农业,作为主体的农民和作为载体的农村要共同实现现代化。“十农并进”,就是要在农村人才、农民组织、农民工、农村道路、农田水利、农村土地、农产品与农资价格、农村金融、家庭农场、农村环境等方面共同建设,同时推进。

   总之,从理论层面上看,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建设应着力于“五个创新”:一是内涵创新,构建一、二、三产融合,上中下游一体,产供销加互促的产业体系;二是外延创新,实现“三体共化、十农并进”;三是目标创新,逻辑目标追求是土地产出最大化,不同于美国的劳动力产出最大化;综合目标追求是“五位一体”,不同于现代农业的单一目标;四是路径创新,外延扩张带动与内涵改造提升并重,让刘易斯模式与舒尔茨模式并重;五是结构创新,重构农业生态系统,从广义的生态学视角出发,使农业现代化追求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自然五大目标领域按照生态学原理在重构自身的同时,建造五位一体的整体构架。

  

   困境五:“钱途”茫茫

   “货币战争”的硝烟已经弥漫在世界角角落落,唯有九亿人口的中国农村还处在盲区。农村金融是农村生产生活的血脉,但是从1997年开始,原来在农村设有网点的工农中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为了降低成本,纷纷将分支机构撤离农村,退出农村市场,对农村实行只存不贷,从农村“抽血”,输向城市、输向工业的一边倒方针。长期以来,一些县市存贷比高达70%-80%,中国20多年以来农贷在全部贷款总额中的占比仅5%左右,印度均在20%左右,高的年份达到25%,有关资料显示,印度农户贷款率97.1%。印度进行过三次农业革命,过去吃不饱饭,现在成了农产品出口大国,重要原因就是农村金融比较适合农业发展的需要。他们3-5个村都开办一个政策性的银行,为方便贷款,力求给每家都开设账户。刚组建不久的新一届政府又在猛推“大众金融计划”,即广泛开展为社会成员开户活动,以此激发社会的活力,创造创业环境。这是一个很有价值的示范,值得我国借鉴。

   美国有9000多家银行,我国只有1200多家银行,其中上千家是村镇银行。台湾地区1949年就成立了土地银行。目前全国小贷公司发展较快,全国8000多家都没有身份证,监管上也存在许多漏洞。因此,要解决农村“钱途”问题,政策性银行必须伸腿下乡,农村本土金融必须快速成长。1999年1月,国家一纸命令将4.5万家乡村两级合作基金组织全部砍掉,今天看来这是过于草率之举。如当时进行规范整顿、扶持成长,中国今天的农村经济社会将是另一番景象。在市场化、全球化的今天,培育农村金融的本土力量,让农民在货币战争的“正规战”中学会“游击战”,应是一件迫在眉睫的大事。首先应大力发展各类农民互助金融组织,这是解决2亿多小农户资金奇缺最有效、最便捷,也是最成功的路子,各地应鼓励发展,放手发展,帮助发展,扶持发展。其次,从实践看,安徽农信社改为农村商业银行的做法也值得推广,全省83家法人机构中,已有64家改制为农村商业银行,其余19家年底完成改制,省社也在积极推进改制。截至2014年6月,全系统存款余额由2004年的712亿元猛增到5583亿元,增长了7.9倍,贷款余额由513亿元增加到3713亿元,增长了7.2倍,不良贷款由39.3%下降到2.99%,历年亏损挂账得到全部消化。存、贷款占全省银行的市场份额分别达到18.26%和17.26%,服务三农能力大大增强,累计无偿代发三农补贴4亿笔。金农卡、社保卡和ATM机市场份额均居全省第一。但在今后的发展中应有一定的政策约束,确保其为三农服务的宗旨不能变。

  

   困境六:耕进草退、北粮南运、人畜争粮

   中国农业整体布局的走偏,带来诸多结构性问题,主要体现在三个错位:系统错位、格局错位、利用错位。

   一是系统错位。人类农业有两大系统:草地农业系统和耕地农业系统。我国现在是草地农业系统越来越萎缩,“以粮为纲”的“粮食情结”使耕地大举侵占草地,耕地农业越来越发达,草地农业在逐步退化,而人类对肉食的需求又在与日俱增,人们的食物消费结构由8:1∶1变成4∶3∶3(即过去吃8斤粮1斤肉1斤菜,今天吃4斤粮3斤肉3斤菜)。草地超载过牧达到36%,超载过牧又使草场不断退化。内蒙古超载1000多万头。建国以来,国家给内蒙古草地的补贴每年每亩仅0.16元,近几年虽大幅提高,每亩也仅3元。草地农业与耕地农业两大系统的错位发展,带来诸多隐患,一些土地亟待退耕还草,恢复自然生态。

   二是格局错位。我国南方雨水充足,自古以来就是鱼米之乡,中国历史上就形成了“南粮北运”的格局。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今天南方一些地方不再种粮。广东粮食自给率不足30%,福建、浙江不到40%。中国粮食“十一连增”,主要靠的是水土光热条件差的北方生产,缺水就抽地下水,过度超采已使华北平原20多万平方公里范围内成为地球上最大的漏斗。为解决北方缺水,国家投巨资搞三条南水北调工程,专家测算,送到北京的水,仅成本价每吨就要30元,如果用这个水去种小麦,每斤小麦仅水的成本就高达15元。用“南水北调”的水种出粮食,再把粮食运到南方供应市场,这又是变相的“北水南调”,是到了该严令南方产粮地区实现粮食自给的时候了。

   三是利用错位。大自然安排的食物链“人吃种子、畜吃根茎叶”,然后人畜粪便还田作肥料,农业就是在这种循环中向前发展。我们今天打乱这一规律,让动物与人争粮。2013年,全国养牛1.5亿头,羊5.6亿只,加上其他畜类和家禽消耗,饲料粮高达3.8亿吨,动物吃掉6亿吨粮食总产量的大半,近年来每年都以10%左右的幅度在增长。按照传统养殖模式,一只羊日食3斤草、7个月出栏;一头牛日食15斤草、一年出栏。全国每年仅6亿吨农作物秸秆就可以饲养出数亿头(只)的牛羊。因此,应大力发展草食性畜牧业,尊重大自然安排的食物链规律,这样才能实现生态有机、可持续的发展。而目前的现实是,大家都急功近利、心态浮躁,不喂秸秆喂粮食,从而导致农作物秸秆无处存放。农民为争种植茬口,一火焚之。政府为防焚烧,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围追堵截,干群矛盾极端对立。为农作物秸秆找个合理出口,一面采用新科技综合开发利用,一面恢复大自然安排的食物链规律才是万全之策。

  

   困境七:种子被殖民化

   中央已明确对粮食供给定位:中国人的饭碗必须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里,中国人的饭碗里主要装自己的粮食。当今控制世界有“三金说”,货币是黄金,石油是黑金,粮食是白金。发达国家正以“白金战略”,从源头上控制别国粮食安全、粮食主权。

   美国在种子问题上有着极强的控制力。2013年,世界销售排在前十位的种子公司中,美国占4席,第一、第二、第七、第九位种子企业都在美国。2013年,世界最大的转基因种子公司孟山都总收入149亿美元,毛利77亿美元,利润率高达51.7%。中国7000多家种子公司不及美国一家,美国杜邦先锋的玉米种子占世界80%销量。我国是大豆的故乡、大豆的原产地,但是我国大豆已被美国转基因大豆击垮,基本上全军覆没。目前,进入我国种业的外资企业已有25家,他们均以强劲的势头挤占我国种业市场,挤兑我国种业发展。种业主权已经引起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高度关注。美国“9 ·  11” 之后出台生物国防法,日本、印度等国积极采取措施,应对种子帝国控制,争取种子民主。欧盟诸国也纷纷出台法案,防止种子被殖民化。

   转基因种子是种子帝国实施种子殖民化的关键手段,这是被美国人称为“屠龙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美国从1962年就开始研究转基因,到现在已有50多年历史。基因编辑器具有删除、添加、激活、抑制等多种功能。美国目前的技术可以使几乎所有的农产品都能实现转基因化。转基因是技术,是不是科学还有待验证。技术就带有主观性,科学才具有客观性。人们常说真善美,自然科学解决真、人文科学解决善、艺术科学解决美。转基因属于自然科学,只能解决真,是把双刃剑。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在这个问题上特别强调,“中国人的饭碗里主要装自己的粮食”,对于转基因问题必须坚持“研发要深入,推广要慎重”。

   种业是农业的基础产业,农业现代化的前提是种业现代化,粮食安全的前提是种业安全。要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就必须把种业紧紧握在自己手中。种业必须上升到国家理念、国家意志、国家战略的高度予以谋划。

  

   困境八:农业后备军的培养

   全国六千多万留守儿童,加上两千多万随父母到城里漂流读书的孩子,这个群体就是中国未来农业的后备军。江苏盱眙县调查,青少年案件中87.5%都是来自于留守儿童。留守儿童已成差生孩子和问题孩子的代名词。

   农民进城打工,虽然挣了一些钱,与务农相比即期收益有所提高,但许多无形的、非物质性损失和未来长期性损失是不可估量的。“一万打工钱,三代离别泪。”特别是儿童教育问题,目前可以说是令人忧心。1992年,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在联合国承诺,教育投入到2000年占GDP的4%,这一目标到2013年才得以实现。教育投入不足,全国推行撤点并校,由原来的50多万所撤并到20多万所,撤了一半。农村小孩面临着新的上学难,有关调查显示,农村小学生家离学校的平均距离为10.8里,初中生为35里。农村教育落后导致严重后果,5亿劳动力平均受教育时间为7.8年,1亿多初中生不能上高中,直接走上社会打工,使我国的农业后备军科学文化素质难以提高。

   近年来,日本实施接班人计划。1993年,日本制定《农业经营基础强化法》之后,农地流动的方向主要是向“认定农业者”集中。“认定农业者”指那些在改善农业经营效率和扩大规模上有积极性的农业经营者,政府从大学毕业生中招募有志于此者然后培养,由市町村进行选择和认定,其根本目的在于提高农业经营者的能力,培养掌握现代技术的农业经营接班人。被认定者即可获得诸多农地经营方面的优惠政策支持。这种做法值得我国借鉴。

   我国即将有600多所本科院校改成职业技术学院,这是一件符合中国实际的好事。农村教育,尤其贫困地区、农业大区的教育,应改变千军万马挤一条独木桥的现状,由精英教育模式改为生存教育模式,让大多数孩子从小就学习掌握一门生存发展的技能,以此培养大量的“留得住、用得上”的乡土人才。印度有一万多个教育机构,80%以上都是培养技能型人才。美国正在开展“工匠运动”,在社区兴办“工匠空间”。美国总统奥巴马于 2014年6月18日 举办“白宫工匠嘉年华”活动,并拟拨1250万美元作为奖金,奖励全国工匠教育和培训。美国把这项活动作为培养制造业人才的平台。这些都值得我们深思。

   六千多万留守儿童和城市中两千多万的“小漂族”是中国未来农业的后备军,未来职业化农民只能从这个群体中产生,他们的综合素质问题事关农业现代化的成败。不抓好他们的教育,农业现代化只能是“空话”。

  

   困境九:“后打工族”的后顾之忧

“后打工族”是指由于年龄、身体、技能等方面的原因,不得不返回家乡重新务农的农民工。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群体越来越庞大。他们的生存状态关乎和谐社会的进程和中国现代化的质量。当一些80后、90后农民工拖着拉杆箱,(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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