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白乙 张一飞:全球治理困境与国家“再现”的最终逻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27 次 更新时间:2021-02-10 21:0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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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白乙   张一飞  

   民族国家作为西方特定历史时期与特殊地理环境的产物,是17世纪西方文明有效组织大规模生产合作的历史工具。它顺应历史需求产生,也必将在历史的不断发展中弱化、消亡。就国家的公共性与阶级性的二重属性而言,“公共性是目的,是全人类孜孜以求的崇高理想和目标,阶级性则是手段,是人类为实现更完美、更高级的公共性不得已而使用的方法和途径,也是一种必要的痛苦选择”。历史昭示未来。当“国家”因其内因而越发沦为生产资料公平分配、生产力高速发展、全球治理有效合作的障碍而非助力时,“国家”的衰落甚或解体就难以避免。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生产力日新月异的发展,与此同时各类安全和治理危机的频繁爆发,这说明经济全球化和各利益攸关方的关系进入向更高阶段转型的深水区,各种矛盾更加突出且棘手。主要经济体之间竞争更加激烈,安全上却需达成某种结构性制衡和相互依存;多元文明主体在社会层面上前所未有地密集互动,政治上却仍然是“山头林立”。面对转向全球化发展新阶段的历史大潮,每个国家都处于多重性竞争之下的两难境地——开放则暴露矛盾与失衡,封闭则导致落伍与失败。自由主义全球化在客观上代表着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市场诉求,但它既要摆脱国家对要素流通的过度干预和管制,又不得不依靠国家在削减全球治理赤字过程中的主体作用。就国家属性而论,阶级性决定了国家干预会不时发生,以维护其自身的合法地位,而公共性又决定着它在干预过程中必须兼顾内外复杂利益关系的动态平衡。因此,国家既有其绝对作用的一面,也存在其相对受限的一面。它并不总是积极或消极的,其行为甚至总是出现过犹不及的状况,以至于国家作用的强、弱走向不一定与其影响全球化发展的实际效果发生正向关系。国家作用趋弱未必总是有利于市场资源的优化配置,国家作用趋强也会因带有明显的副作用而饱受诟病。从本轮国家中心主义回归现象来观察,一些国家受经济民族主义与政治民粹主义思想驱动,在经济、社会和安全领域加强了“垂直化”“中心化”的内外政策管控,不仅未能缓解其自身发展和治理方面的赤字,反而激化了某些潜在矛盾,造成对外关系的整体紧张。初期抗疫过后,欧盟出台大规模经济复苏基金计划,显示出成员国基于长远利益捐弃前嫌,选择合作治理的共同意愿,再次为世界提供了实现超国家多层治理的有益启示。与此相反,美国的国家属性越来越向消极面摆荡。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下,美国政治再度出现对集权和“强政府”的转向,公权力对于社会和市场干预力度的加大,尤其是对产业发展次序的引导整合和对商业竞争对手的打压限制。这可以说是预示其国际角色历史性崩坏的开始。

   在当下经济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历史阶段,人类已不必简单地选择“强势”或者“弱势”的国家,而应寻求更为“灵活”的国家。国家的正常功能和角色必须是展现驾驭内部意志和外部大势的高超艺术,善于主动化解复杂矛盾,始终如一地保持各类利益的动态平衡,有效地完成对内治理和对外合作这一根本使命。因此,国家必须尽量避免四种错误:第一,简单地维护国家的强势定位而排拒全球化潮流。严格的或变相的“闭关锁国”战略仅适用于传统意义上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但绝不适用于工业化、信息化和智能化的全球发展总趋势,而自绝于这一历史进程的国家必然会发展效率低下,文明落伍,最终其生存安全也难以持续。第二,过度自保,特立独行而排斥与国际组织、其他利益攸关方合作应对全球性危机。在现代物质和技术条件下,任何具备普遍性影响的局域性危机和灾难都会借助于各国经济与社会的高度联动性迅速扩散,使地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信息链和信用体系任何节点的国家都深受其害。尽管因传导波次所引起的影响在时段、深度上有所差异,但任何国家都终究难以幸免。正因如此,国家之间早已存在荣枯与共的命运联系,任何一国靠一己之力来应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治理难题不仅根本办不到,而且更非明智之举。第三,一味寻求弱化国家的作用而导致“劣治”“惰治”。国家是为要素流通扫除障碍的不可或缺的政治力量。无数事实表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并非纯粹由跨国公司和私人所驱动,它从不乏国家的强势引导或推波助澜。在全球化前期,西方国家曾以政治、军事和宗教方式打开世界各地的门户,为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和分割全球市场而争斗,也给世界留下了诸多历史性治理难题。在未来的全球治理中,国家的历史责任需要强化而非弱化,同时其现实责任亦难以替代,在兴建各类基础设施、跨境制度联通和多边安全合作中,国家仍居于核心担当者之位。虚弱、惰政的国家显然无法确保自身治理体系和能力的更新换代,而且也将直接拖累新型全球化的加速进行。第四,放弃国家的必要干预,任由内部治理赤字向外部转移。20世纪八九十年代,新自由主义在一些国家盛行,曾造成政府过度放任市场和对外让渡经济主权的时尚。然而,国家作用一味受到压缩和弱化,导致这些国家的国民经济、产业结构长期失调,社会治理水平大幅降低,这些消极后果最终成为某种带有区域发展共性的治理难题。当它们外溢于全球治理体系之中,就会成为全球发展体系的痼疾之一并不时发作。正因如此,近年来大批发展中国家摆脱新自由主义教条束缚的趋向愈加明显,再度重视国家在内外治理中的关键性作用。这一动向标志着发展中国家自主性政治意识的普遍兴起,同时也构成了当下“国家中心主义”回归的另一理性来源。

   总之,国家具有顺应、推动经济全球化和处理好发展与治理关系的双重责任。透视国家中心主义的“隐去”与“再现”的关键,在于科学地认识在漫长历史进程中国家发挥双重责任的必然性,以及双重角色之间的冲突性和统一性。鉴于其作用的不可回避、或缺,判定国家竞争力表现的最高标准将不再是一般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指标,而是其随时调整和介入经济全球化与全球治理的能力、实效。先进者必然是那些总能“不畏浮云遮望眼”,坚定追求全球合作发展“大势”,理性顺遂自由主义与国家中心主义此消彼长的“中势”,适度把握国家“回归”“小势”的明智国家。

  

   五、结 语

   过往世界经济融汇交流的历史中从不乏国家的推动作用。20世纪末期的经济全球化,则以跨国公司为主导性力量,在世界范围内确立起“开放主义”的新型国际意识,极大地遮蔽了国家的作用。但是,国家仍然是现实世界体系中的核心单位。国家政策的开放性、保守性往往随势而动,恰如“水无常形”而令人难以捉摸。21世纪以来全球性危机频发,各国均面临着外部形势的高度不确定性、不稳定性,这不仅显示经济全球化发展长期失序所累积的尖锐矛盾正在集中爆发,而且必将引起一场前所未有的、格局和系统性的“变革”(transformation)。自由主义的拥趸们总是缅怀那些自在、宽松的市场中心主义的旧日,甚至会指责国家权力的拥有者们失策,导致大国政治竞争的“红鬃烈马”踏破了资本逻辑主导世界的美梦。然而,历史唯物主义早已告诉我们,直接受生产力所推动的经济基础相对于上层建筑来说是易变的,上层建筑相对于经济基础是比较稳定的,往往暂时落后于经济基础的变更。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构成它们之间既相适应又不适应的矛盾运动。这一矛盾运动贯穿了社会发展过程的始终。当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生产关系已经变成严重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时,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要求根本变革的客观趋势之间就发生了尖锐的矛盾与冲突。当下国际政治中的一系列悖论都在向人们传达着一个明确的信号,当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人际交流网络已然成势,严重冲击原有的国际利益格局和生产关系,习惯于独统天下的某些大国则倒行逆施,推出全方位的利己主义举措,站到历史潮流的对立面。这是一种消极应对全球化后果的表现,其根源则来自民粹主义在当代世界政治中的逆势兴起。1843年,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指出,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纵观此轮国家中心主义强势回归现象,部分发达经济体内部结构长期失调,导致社会危机加重,最终引发“去全球化”思潮泛滥,导致极端民族主义政治人物上台,这一因果逻辑线索令人似曾相识,表明百年之后人类在又一次对旧体系扬弃之余,对于国家之强权仍难解心头之忧。“国家已死,国家犹生。”对于存乎灾难之下的人们,现实总是将之推向国家这叶“方舟”,迫其自愿“蹲守”在国家的庇护之下。然而,人类毕竟总要走出危机。当一国的经济再度需要通过越出国界实现要素流动和价值交换时,便有一部分成员出于对安全状态的厌倦而选择“冒险”,自由主义的冲动会由此再获“新生”。因此,国际政治在国家中心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来回摆荡是具有鲜明周期性特征的。眼下“国家归来”之现象当然不是简单的历史性重复。概因此前自由主义所打下的物质基础、观念基础和利益基础还相当雄厚,全球化的市场韧性犹在,造成那些一味追求单方面利己之举,甚至不惜采用极端性干预手段迫使全球化各链条“脱钩”的用意均遭遇到持续的抵抗。同时,全球化进程所发生的挫折和风险也昭示我们,本应与之匹配的全球治理体系现代化严重落后于形势发展的需要,但又面临着国际信任与合作“赤字”凸显的困境。本文对国家角色的近、中、远期变迁作出的仅是粗浅的分析与推论,至于其转变的契机和标准为何,亦需随实证时间和条件的更替再行探讨和验证。无论如何,国家已不再轻易地“隐去”,这标志着更加剧烈的甚或颠覆性的秩序变动将持续发生。国家与市场,治理与发展之间的紧张关系会否实现“软着陆”,是当下所有不确定性中的核心之问。如果说人类的理性终将获胜的话,那就应该辩证地认识和赋予国家的正确定位和功能,以确保国家“站在历史的正确一边”。换言之,当下和未来的人们还不必回答“要不要国家”这样太过久远的问题,但必须运用理智做好“要怎样的国家”的重大选择。

  

   注释略。请参见原文。

  

   吴白乙,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100732);张一飞,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北京 100720)。

   来源:《学术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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