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国勋:韦伯思想在中国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27 次 更新时间:2021-02-07 09:40:49

进入专题: 马克斯·韦伯   儒教与道教   普遍历史   历史个体  

苏国勋 (进入专栏)  
一反过去沿袭或经济制度或宗教伦理的老路,亦即只局限于制度论与文化论的论述,把探讨的主题引向过去鲜有人提及的社会理性化与伦理理性化的关联——法律领域,其中李猛的“韦伯社会理论中的‘英国法’问题”一文,通过回答为什么在英国,具有较低理性化程度的法律并没有阻碍,甚至反而促进了经济理性化的发展(尤其体现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上)和政治理性化的推进(尤其体现在稳定的民主制度上)这一问题,深入剖析了韦伯社会理论中的法律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的错综复杂关系,反映了新生代学者的深刻思考。在韦伯有关社会理性化与伦理理性化的复杂分析中,个性与培养个性的天职是二者关联和紧张的核心环节。在韦伯眼中,个性意味着一个人的尊严,它是人们的最终价值,意味着要按照既定的价值全面组织自己的整个生活。所谓的伦理理性化,亦即信仰与道德的高度统一,就是使信仰能够落实在行动上,使信仰成为有效的信仰。换言之,只有伦理理性化才能使一个人获得“个性”,这即是自由意涵的真谛所在。据此,这种自由的伦理理性化推动了以“纪律化”(Disziplinisierung)为表征的“入世禁欲”的日常生活行为的条理化(Methodisierung),亦即为“除魅的世界秩序图景”建造一套发达的形式技术,从而促进了社会理性化的发展,并具有实质理性性质。就是说,纪律一方面构成了社会理性化的技术基础,另一方面,它又成为个人对自身生活进行全面组织和安排的技术;它是社会理性化与自由的伦理理性化之间的衔接点。然而在现代社会理论中,民主与法治结合起来的立法理性(形式理性)一直发挥着压制性的影响,而普通法司法实践的合理性往往受到忽视,立法理性正试图通过与官僚制理性的结合,成为唯我独尊的一元合理性。一些发展中国家在这种合理性下形成的法律权威,往往在缺乏自主秩序的基础上,自上而下地建立各种所谓“现代”“理性”制度,就像当年德国的‘法治国’(Rechtsstaat)一样,难以摆脱实质化与形式化的二元困局,使理性化与自由成为一种难以兼顾的二元抉择(Dilemma)。立法理性的这种危险非常清楚地体现在战后拉丁美洲的“法律与发展”规划的失败事例中。从中可以看到,发展中国家的制度引进、程序技术的形式化挪用,往往是通过国家权威自上而下的制度移植,其支持性力量往往是一元性的政府权威,完全脱离了任何推动伦理理性化的努力,缺乏任何具有实践权利的技术作为行动的支撑,最终导致理性化与自由的分离,终使理性化成为一个“仪式化”的“空壳”。这里可以体悟到韦伯预言的真正含义:当自由的制度条件脱离了个性和自由的技术,变成了单纯的工具和形式的时候,这种理性化就会使“披在圣徒肩上轻飘飘的斗篷变成了沉重的铁笼”(韦伯,2007:187)。没有自由的理性化,最终将会把人们带入新的奴役的牢笼。

  

   韦伯思想的教益和启迪

   (一)弥合行动与结构冲突的尝试

   韦伯的跨文化比较研究是其“理解的社会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迪在于将社会行动背后的利益驱动与结构制约结合起来,这是认识由各种社会行动构成的社会现象背后所遮蔽的主观意义之“理解”进路的关键,表明了韦伯是在社会学史上首先将“利益—动机—制度分析”与“社会类型—文化—结构分析”进行整合的尝试者。他对中国社会的分析有这样几点值得我们借鉴。首先,他论证了中国是个统一的家产官僚制(patrimonial bureaucracy)政体的国家,而西欧则长期处于封建的诸国并立相互竞争状态;家产官僚制将一切事务性关系化约成以血缘为纽带的个人性关系,使社会生活中缺乏非个人性的切事性(causality)。中国长期稳定而和平的局面,使它缺少西方古代、中世纪和近代为资本的自由流动而寻求海外殖民扩张的发展经验,致使中国为保障资本自由竞争的形式法律和理性的行政迄今尚付阙如。然后,他分析了中国是个以农业和农民为主体、官僚制治理的、家族经济组合的社会,西欧则是以城市和市民为主体的自由竞争的经济体制,而城市和市民比较容易倾向信仰理性伦理的宗教,因为经济理性主义与某种形态的严格的伦理性宗教存在着某种选择的亲和性;然而在中国,由于重视祖先崇拜和族外婚制,城市居民仍与乡村、氏族保持着割舍不掉的联系,从而导致中国社会基层组织缺乏宗教—伦理理性化乃至经济理性化的底层基础,这些都构成了中国现代化的结构性阻力。最后,他阐明了宗教—文化对社会结构和制度的作用。韦伯把宗教教义区分为伦理预言和楷模预言,伦理预言(Ethische Prophetie)属于禁欲主义宗教性质,而楷模预言(Exemplarische Prophetie)属于神秘主义宗教,不同的宗教都致力于达到某种“与神合一”的状态,差别在于禁欲主义宗教认定人是神的“工具”,而神秘主义则认为人是神的“承载体”或“容器”。他认为中国文化的正统是儒教,道教是异端。儒教具有传统主义性格,道教迷信巫术,因此中国宗教属于入世神秘主义类型;西方文化以基督新教为体现,属于入世禁欲主义类型。中国宗教由于缺乏一种伦理性、超越性、人格性的神袛,故在中国社会的制度层面,现世与彼世(超越界)之间的必要张力迄今尚付阙如。换言之,他从与清教对比的角度归结出中西文化的本质特征,即:儒教的理性主义意指理性地适应世界,清教的理性主义意指理性地支配世界。在韦伯看来,适应世界可能导致一种官僚式的道德形式,将道德行为限定在完全实用的训示和规则上,一切超越性和终极性的思考不再挂怀,关于世界的终极意义就成为次要的事了,这就使得传统主义和从纯粹功利角度看待一切问题的实用主义大行其道,目的是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以致造成社会生活中充斥着因循守旧、迷信传统的积习。在这种传统主义取向的文化里,自然生长不出自然法的义理,更没有首尾一贯的逻辑体系和基于理性实验的实证科学思想的地位,遂使儒教在政治经济领域缺少形式合理性,在科学认知领域缺少理论合理性。譬如他说,“儒教与其他所有西方的实际理性主义之间实仍有极大距离”(韦伯,2004:325)。换言之,儒教讲事功,新教重伦理,只有伦理的理性主义行为才具有宗教价值。新教徒出于对神的敬畏,造成在神的旨意与俗世之间保有一种内心的紧张性,使人生出一种立志成为神的工具而成就某种功业的积极性,这是一种发自内在精神达致外在行为的超越性,成为新教徒基于宗教理由而形成的“职业(人)伦理”的行为动机。而儒学虽有“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语·卫灵公》)的教诲,从目的—手段(亦即工具)合理性上说它有非常理性的一面,但从其完全排斥超越性思考来说,它又有非常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一面,这是一种成功取向的伦理(success-oriented ethics)即完全从成功的效(后)果评价动机和手段,用实用—功利充当伦理义务的根据,以致为了成功可以不计手段的善恶,这就必然导致基督教神学所说的对被造物的偶像崇拜,致使一种崇拜成功和权力(power)的社会心理风行。这也是中国宗教难以成为禁欲主义宗教的心理因素。韦伯的立意在于揭示中国社会生活的这种结构性阻力,亦即表现在制度上和文化上的障碍。

   (二)多元因果性分析

   韦伯在论证宗教信仰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时认为,即便按照效益最大化的法则以纯粹的目的—手段合理性做出行动也具有其文化的意蕴,市场取向的活动不只是按照经济利益而且也是按照经济文化、企业文化进行的。今天美国社会对工作的执着还带有禁欲主义清教的痕迹。进而言之,包括日本人在内的亚洲人以“工作狂”著称,欧洲人以享乐闻名,其中都有文化因素的作用,各种眼花缭乱的权力运作的“背后”都有各种政治文化在起作用。韦伯结合历史上的许多例证阐明,不同的行动模式甚至会出现在具有非常类似结构的制度中,同样,形态迥异的结构制度中也会出现相同的行动模式。文化价值据以构成行动脉络的各种方式,虽然艰深晦涩难以直观,但它经常在经历重大结构变迁(如工业化、城市化)之后仍能存活延续,其有效性使它成为一种能连接过去与现在的力量。这表明韦伯的“社会观”与源于进化论和通过与生物有机体做机械类比,把社会视为“统一体”的整体论不同,他认为社会是由宗教、法律、支配(统治)和经济诸领域这些相互作用的“部分”组成的,每个部分都有其自主的因果性推动力沿着它们各自的路径发展,彼此之间并非并列平行。因此,那种排他性地只以经济或政治利益、社会结构、阶级阶层、权力、组织或制度为取向的社会学研究,在理论上是不充分的,实践上也不足为训。这也表明韦伯的这一思想——文化价值的力量能够形塑社会行动的脉络——不仅与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homo economicus)预设、现代的理性选择理论相对立,而且也与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不合拍,因为这些理论或者是以经济、政治利益的当下呈现,或者作为“系统需求”“功能先决条件”以试错法的方式进行社会学分析。前者把某个变量拔高到因果优先的决定地位,后者则包含一种不言自明的二分法在传统/现代、普遍主义/特殊主义、共同体/社会之间设置了鸿沟。韦伯的这种认识有弱化因果性注重周边环境和条件的作用,符合现代科学中的大数据分析趋势。

   (三)超越唯物与唯心的对立

   虽然韦伯并不像他所在的时代倾心于浪漫主义运动或持“文化悲观主义”观点的许多人,如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 1844-1900)、齐美尔(Georg Simmel, 1858-1918)等那样对现代世界表现出冷淡和缺乏热情,但他对现代社会日常生活中的一切都基于功利考量的物质、实用取向和严密官僚制化的组织化的生活模式抱持拒斥态度则是不争的事实。换言之,在帕森斯的“实用—理性主义”的解读中,韦伯犹如一个现代化的先知,完全消弭了他内心对现代性的疑虑和矛盾。真实的韦伯曾把自己比喻为“在逆物质发展潮流中游泳”,虽然无力改变这一客观趋势的走向,但却是用忧郁的眼神注视着现代社会的发展走向,担心在“资本主义大获全胜”之后清教徒式的“献身事业的精神”的“职业人”将会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将是感官享乐者的纵欲无度和在官僚制庞大机器上一心向上攀爬的“组织人”的功利计算(韦伯,2007:187-188)。这种未来发展的可能前景对于力主践行责任伦理的韦伯来说无疑是令人沮丧和无法忍受的,为此他在讴歌理性化的同时又号召人们去反抗官僚制化,他的作品以深刻的形式揭示了这种现代性的吊诡(paradoxes of modernity),表达了一个德国人文学者身处传统与现代两个时代之交内心的挣扎和思想的矛盾。

   这样说来,人们可能会认为韦伯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观念论者或文化决定论者,其实不然。韦伯多次阐明,文化因素只有在物质或制度因素的配合下才会对人的社会行动发挥作用。所谓制度,是指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所遵循的规则和习惯的总和。制度的功能在于确立社会行动条件和后果的构架,使行动的后果和风险得以清晰认识,以减低人们的行动和互动中的不确定性,从而导致人们对行动抱有合理的预期,并以此提高行动的效率。制度存在的意义就在于通过强制遵守共同准则,简化互动过程所必需的商谈过程,确保行动的稳定性程度。韦伯在《社会经济史》以及其他地方把这些制度因素归纳为:(1)市场的自由交易;(2)发达的货币经济;(3)劳动力的商品化;(4)理性技术的运用;(5)经营组织与家产的相互分离;(6)正确描述借方和贷方关系的复式簿记(记账)制度的应用;(7)形式法律制度的保障;(8)经济生活的商业化等方面。这说明现代资本主义制度是集生产、消费和分配于一体的体系,是一种融合了特定精神和物质条件所形成的生活方式,其基本特征就是理性化(rationalization)。这样,韦伯就把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因素结合起来,摒弃了对社会生活的片面认识。

  

   就中西文化比较研究与韦伯对话

韦伯的《儒教与道教》是一百年前写就的一本关于中国宗教—文化的专著,(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苏国勋 的专栏     进入专题: 马克斯·韦伯   儒教与道教   普遍历史   历史个体  

本文责编:admin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社会学 > 社会思想与理论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25022.html

2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1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