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茂松:面向世界的中国文化价值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0 次 更新时间:2021-02-05 23: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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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茂松  
也不是英国的内阁制、法国的半总统制,乃是承袭了明代内阁制(其中有首辅)、清代军机处(其中有首席军机大臣),以及再往上的唐代中书门下制、汉代三公制的集体宰相制。中共中央组织部承袭“吏部”,在识人、选人、用人、考核上累积了一代代人的智慧;中央纪委、国家监察委的设置则承袭了传统甚为发达完备的御史台之监察制度。除了士大夫文官官僚制度这一整套完备的制度保证之外,同样重要的是士大夫德性修养的内在约束与保证,这就是士大夫精神。士之为士,在于持守“修己治人”的“内圣外王”之道,所以士大夫文官政治乃是德性政治。德性政治的“德性”并非人们所误解的道德理想主义,而是意味着政治理性和政治智慧。

   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政治一方面承袭了传统士大夫文官政治,另一方面又以其纪律性、组织性克服了传统士大夫政治的组织力不够以及党争等问题,从而也超越了士大夫政治。因此,中国共产党这一政党形式,虽源自西方,但早已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政党所能框定的。中国共产党“一党执政”是在更高层次上对大国政治这一传统的继承与创新,最终将超越西方式的多党竞争的政党政治。

   一党执政之“一”不是数字的一与多,一党执政之“一”,就是全体社会,是代表“社会整体性”、代表全体中国人民利益的社会主义政党。而且,中国共产党的这种“一”,也不同于西方所谓的全民党,中国共产党所代表的中国人民的利益,不是不同阶层利益的简单相加,而是对“人民”整体性、功能性的动态把握。这一政治设计背后是不同于西方分类式哲学和分裂式世界观。它有着深刻的文明根源,“一”是代表礼的“理一分殊”的“理一”的整全性、普遍性,这就超越了西方“政党”(party)原本的“部分”(part)、“个别代表性”⑧的局限,而在更高的层面上回到“士农工商”四民社会的“士”之整全性。士大夫政治是世界史上唯中国所独有的,也是中国礼文化延续性的显着特征所在。

   大一统郡县制及四民社会下的士大夫官僚政治,与封建世袭制,是中西方进入现代政治之前的两种不同社会政治体制,也是一党制与多党制的历史文明根源所在。

   要理解中西政党制度选择之差异,首先要回到各自文明的原点。中西方在文明起点以及此后的历史发展上,二者的政治思维就走在了不同的两端。中国以广土众民之大国政治为常态。其现实原因有二:中国作为农业文明大国,对内,经常面临水旱灾害,需要兴修大型水利工程,而水患治理与水利建设涉及上、下游区域之间的配合,需要大规模的统一筹画,政府因此成为治理的主导性力量;对外,历史上持续面临北方游牧民族所建立的草原帝国的军事威胁,必须建立大规模的常备军。

   大国政治能够成为一种理念共识,还因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这种高远的社会理想要求最大限度地协调、照顾到所有民众、所有群体、所有区域的不同利益。要实现这一社会理想,就不能没有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的主导,这是中国发展出大国政治的最深层动力所在。

   较之于中国的“大一统”,西方则以希腊雅典城邦式的小国政治为常态,罗马帝国式的大国政治非其常态而不能持久,衰而不复重兴。中国则能一次次衰而复兴,在短暂的分裂后走向更大的统一。近现代以来法国的拿破仑、德国的希特勒先后想效仿罗马帝国统一欧洲,但幻梦都告破灭。

   西方近代发展出非大国规模的民族国家,其历史文明根源还是封建制,而民主制也是从封建制内生演化而来的。美国虽然是联邦制,但根底上还是最早的十三个州扩大的封建现代联合体。以文明史为背景的美国战略界喜欢以美国的兴衰来对标罗马帝国的兴衰,但二者还是有很大不同。更何况,一个大国不能没有历史,一个大国没有经历起落,则很难谈得上持久。

   大国政治的实现,需要制度上的保证。中国文明成熟的标志在于三千年前周公之制礼作乐,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建立以官职为核心的典章制度,体现在《周礼》一书中,就是“设官分职,任贤使能”。这一制度一路发展下来,到汉武帝时开始尊儒术,立五经博士,并为博士置弟子员,弟子员成绩优秀者任命为官员,由此发展出士大夫文官官僚政治;到隋唐出现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官员的制度,士大夫文官官僚政治走向定型与成熟。礼部负责科举考试,吏部负责选拔与考核官员,御史台则负责对官员的监察。

   士大夫文官政治与中国古代社会结构相伴相生且彼此影响:秦汉以下的中国社会就是士农工商为主体的四民社会,社会充满流动性,士不是世袭的,完全是从另三个层级通过科举考试而产生,从而也就能超越各主要阶层利益,代表最广大的“公”。

   西方古代则没有像中国这样具有代表最广大民众的士大夫阶层的历史文明经验。西方从古希腊开始,政体的常态都是城邦或小国,在古希腊,民主仅限于少数公民,广大的奴隶被完全排除在外;罗马帝国衰亡后,西方中世纪出现小国林立的世袭封建制,掌握政权的国王、领主是世袭的,掌握军事的骑士阶层也是世袭的,但文化却不掌握在上述的统治阶层手上,而掌握在基督教教士手上,再下面则是众多的农民和农奴。更为严重的是,阶级固化、阶级对立严重,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分别掌握在不同阶层手上。当年英国的清教徒移民到美国,一方面是基于欧洲大陆天主教对新教的宗教迫害,另一方面则是基于欧洲严重的阶级对立,所以他们也自觉要区别于老欧洲。⑨这些对立、分裂的阶层,进一步在近代发展为三级会议这样的等级代表会议,17世纪初西方基督教世界每个国家都有等级代表会议,各级之间充满斗争,并由此而衍生出多党制,代表不同阶级的利益互相制衡。

   与西方这种“小圈子内的民主”相比,治理中国这样的大国,更需要考虑长久的民意,要看最终的结果,而不是所谓民主政治的民意正当性,民意如流水,变化不定,且不考虑政治结果。王夫之把“善”诠释为“处焉而宜”,指把事情办得适宜,这完全是客观行为的结果。他强调“不处胡宜”,所以“善”若没有落实为最终的行为结果,是不成其为善。⑩中国的政治正当性是一种“历史正当性”,是要从历史的结果来看的。治理中国的大国政治是靠士大夫官僚政治,官之为官在于贤能,所谓“设官分职,任贤使能”,因此,中国的大国政治本质上是贤能政治,而贤能政治与民本政治是一体的,因为官员是通过科举考试从全国广大民众中选拔出来的,所以与民众有天然的休戚与共的关系。正是这种不同的历史传统——士大夫官僚政治与阶级代议制的巨大差别,成为中西方一党制与多党制的历史文明根源所在。

   中国学习西方后所产生的政党政治,不是西方意义上的选举斗争政治,而是在正、反、合意义上重新回到中国意义上一元的,代表全社会整体的新的士大夫政治。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以社会为优先,利用资本、技术的同时而能节制资本,中国社会主义是对于资本主义的克服与超越,这一超越是舍勒所说的资本主义制度不止是作为财产的分配制度,更是作为整个生活和文化的制度。?中国社会主义与以儒家为核心的中国文明有深刻的内在关联性。

   作为强调平等、强调普渡众生而对应不同根器发展出各种方便法门的中国大乘佛教也与中国社会主义有高度的契合。佛教在印度消亡,在中国则有中国化的佛教并发扬广大,这亦如社会主义在欧洲式微,在中国亦发扬光大。佛教说到,滴水入海,同海广大,以个人之点滴功德融入到大众之功德大海中,其功德将无量无边,永不耗尽;从中国共产党党史来看,每一位普通群众在融入到中国共产党的事业中而获得其神圣意义的获得,二者不也是相通的吗?

   3、价值:中国文化价值观的最顶层

   礼是一代代人的不断累积,但亦离不开圣贤之先知先觉,百姓日用而“不知”,但君子则不能不知,不能不先觉,朱熹在《论语集注》中所言“先觉觉后觉”,此“知”就是“价值观”。《周易·系辞上》则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百姓日用而不知者是器,道则是价值观。

   文化既是“百姓日用而不知”,中国人的文化价值观就不是虚玄难懂,而是普通人都熟悉的,那就是作为礼之精神的“仁义”二字。民间夸人常说某人仁义,骂人则是某人不仁义。仁义二字已刻划、深入到每个中国人的人心里,仁义二字,看似简单,实则不简单。仁者爱人,但爱有基础、有先后顺序,《论语·学而》说孝悌为仁之本,从爱家中身边最近的亲人开始,然后再扩展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扩展为天下一家甚至与万物为一体。家庭、家族而不是原子式的个人,成为中国文明的核心。“义”则是中国政治内在的价值观。中国人的“仁义”二字的文化价值观,其实要分成“仁”与“义”两个层面。仁与义在《礼记·丧服小记》分别对应着亲亲与尊尊,亲亲之“仁”体现在家庭层面而不断往外扩展,尊尊之“义”的别异则表示在政治层面要尊当尊者,这就是尊贤能的价值观,价值观落实在制度上则是“设官分职,任贤使能”的士大夫政治,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也是对于传统政治的贤能的价值观的继承与创新。

   如果用一句话来解释中国文明的价值观,那就是《周易》乾卦《彖传》所说“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一方面强调万物各得其性命之正,这就是社会的自组织,并没有抹煞个性;同时又强调万物协调共济而达到最高的和谐,这是国家、政府的职责所在。今日中国的国家与社会二者如中国传统一样是相互配合的,而不同于西方二者的对立。

   当代中国的文化价值观以礼乐文明为深层结构,礼的延续性,体现在政治的精英阶层,也体现在社会的家族,由此,中国文明特重历史,中国历史具有连续性与通贯性。像《资治通鉴》以及“三通”即《通典》、《通志》、《文献通考》具有“通史”的意识,通既是上下贯通,亦有普通、普遍之义。中国文明特重历史,与西方特重宗教相对,而历史虚无主义则会抽调中国文明以及中国政治的正当性,故而中国对此尤加警惕。

   4、性情与文明的品质及高度

   最后要说到文明的精神品质中最为精微的性情的层面。孔子言“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中国文明重诗教,《诗经》时代,诗、乐往往是一体的,诗教在于养成温柔敦厚之性情。《诗经·小雅·采薇》中“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道出了中国人的性情,出征离别充满忧伤,但面对的景色却是春天充满生发、喜悦之气的杨柳依依;远征回来充满喜悦,但面对的景色缺是雨雪霏霏。诗中情与景的反差体现的就是中国人“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情感,而不是直情径行。中国文明之能坚韧而持久,与中国文明所养成的中国人温柔敦厚之性情有至深之关联。

   就现当代中国而言,20世纪40年代费穆导演的电影《小城之春》以精湛的艺术手法传达出中国人“发乎情、止乎礼义”的情感方式。50年代郭兰英演唱的电影《上甘岭》主题曲《我的祖国》,同样体现了新中国国人的温柔敦厚之性情。孔子说“成于乐”,乐影响人的血气。今天我们谈文化、谈音乐,不能是动辄文化产业,而是要从治理之最精微层面来理解,今天还远远没有达到这个层次。不过这几年对于春节联欢晚会方向的重视与调整,或许正可以察几知微。国家治理、文明的精神品质在最精微的层面是要致力于正人心而使人“各正性命”。

  

   注释:

   ①(德)马克思·舍勒《资本主义的未来》,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第19、20页。

   ②(英)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刘阳、冯钢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12—186页。

   ③(法)科耶夫等《科耶夫的新拉丁帝国》,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第20-33页。

   ④(日)内藤湖南《中国上古世》绪言,《内藤湖南全集》第11卷,筑摩书房,1969,转引自(日)内藤湖南研究会编着《内藤湖南的世界》,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第244页。

   ⑤(日)内藤湖南《新支那论》第五章《支那的国民性及其经济变化》,《内藤湖南全集》第11卷,转引自(日)内藤湖南研究会编着《内藤湖南的世界》,第244页。

   ⑥(德)马克思·舍勒《资本主义的未来》,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第62-82页。

   ⑦(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张岱云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133—152页。

   ⑧西格蒙德·纽曼区分了政党的“社会整体性”与“个别代表性”,转引自(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第20页。

   ⑨(美)塞缪尔·亨廷顿:《谁是美国人?——美国国民特性面临的挑战》,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第33页。

   ⑩王夫之:《礼记章句》,载王夫之:《船山全书》第4册,长沙: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1471页。相关研究见谢茂松:《大臣之道:心性之学与理势合一》,北京:中华书局,2013,第91页。

   11(德)马克思·舍勒《资本主义的未来》,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第62页。

  

   谢茂松,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资深研究员。

   来源:儒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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