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来明:中等收入国家成长为高收入国家的基本做法与思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06 次 更新时间:2021-02-05 23:1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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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来明  

   创新要靠人才,提高劳动生产率要靠提升人力资本。相比发达国家,人口红利是战后新兴经济体实现赶超的一大要素优势,一些发展中国家具有更年轻的劳动力人口,老龄化程度还不高,劳动力结构适应产业从一产向二产、三产转型的需要。同时,广大发展中国家普遍具有城乡二元结构特征,在工业化和城市化交织的进程中,流动人口提供了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后发国家可以凭借劳动力比较优势在国际贸易分工中获得一席之地。但是,人口红利也是阶段性的,随着劳动力成本提高、老龄化加速及人口抚养比的上升,人口红利终究会消失。在后发优势基本消失、人口红利基本结束后,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能否成功,基本条件是劳动力素质得到提升,成功成长为高收入国家的劳动力素质都有大幅度提高。此时,劳动力的技能、科技人员的创造、国民的健康及文化素质等人力资本因素显得更加重要。人口的数量红利能否转化为质量红利,成为产业升级、技术进步和缩小收入差距的关键。

   人力资本是新增长理论的核心议题。二战后,人力资本投资水平高的国家一般经济绩效更好,经济增长更具潜力和可持续性,人力资本提升不仅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也带动了居民收入提高,进而对消费、储蓄和投资产生积极影响,推动整个经济进入良性循环。由于在基础教育、医疗和公共卫生等方面的投入不足,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成人识字率、大学入学率和预期寿命等指标水平不高,不仅不能适应产业结构升级的需要,还造成贫富差距扩大,消费不足及一系列社会问题。2000年全球200多个国家及地区成人识字率与人均GNI分布情况的散点图显示(见图4),成人识字率与人均GNI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成人识字率高的国家,人均国民收入水平也高。高等教育入学率对经济起飞有明显的正向影响(见图5),选取2000年的高等教育入学率和2012年的人均GNI,前期的人力资本投入越高,之后的人均GNI水平越高。

   世界银行人力资本指数(Human Capital Index)排名显示,排名世界前四位的国家或地区都在亚洲,分别是新加坡、韩国、日本和中国香港。重视教育、医疗等人力资本投资是“亚洲四小龙”转型成功的一个重要特点。东亚国家普遍重视教育,国家、社会和家庭对孩子教育的高投入,为经济起飞储备了高素质的人力资源。世界银行数据显示(见表3),韩国、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的教育支出占GDP比重稳中有增,高等教育入学率在中高收入国家中靠前,甚至超过一些高收入国家。随着医疗投入和卫生条件的改进,这些国家居民的预期寿命有明显的增加,2016年已经超过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人力资本成为战后新兴国家经济起飞的重要支撑。

   相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通常会出现“人口红利断层”,受限于人力资本水平,这些国家出现“高不成低不就”的局面,即一方面由于技术创新不足,高端产业无法与发达经济体竞争,另一方面随着各类成本上升, 低端产业被其他成本更低的经济体争夺过去。另外,城市化与工业化的脱节会加剧人口危机,如一些拉美国家的城市化是在没有工业化支撑的情况下完成的,由于城市经济发育不充分,大量进入城市的农民找不到工作,形成大量失业或者非正规部门的就业,出现了大量的城市贫民,造成了人力资源的浪费和一系列社会问题。

   (四)稳定安全的金融体系是成功成长为高收入国家的重要保障

   资本积累是经济起飞的必要条件,建立一个相对稳健的金融体系,确保资本市场稳定是经济良性循环的保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很多国家刚实现民族独立,经济上一穷二白,基础设施和工业体系建设都需要大量的资本投入,由于储蓄率不高,一些国家不得不对外举债。更严重的是,发展中国家资本市场发育不成熟,金融体系相对脆弱,一些国家过早走上金融自由化的道路,形成了新的对发达国家的经济依附。成功成长为高收入国家的经验表明,加强金融监管,防范金融风险,推进渐进式金融改革和维持金融市场稳定尤为重要。

   私人部门及政府实施的各类投资是经济起飞的基础,但是高储蓄和高投资并不意味着高增长,还需要运转高效的金融体系,将有限的资本投入到回报率高且风险可控的项目上去。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起飞也是资本市场从建立到健全的过程,一方面要推动金融市场化,不断提高资本流动性和配置效率,同时也要通过存款准备金率、存贷款利率等货币政策甚至金融管制工具等防范金融风险。成功成长为高收入的国家一般都经历过从金融压抑到金融深化的过程,由最初资本短缺阶段的资本管制和配给,到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的利率市场化,再到经济过热阶段的金融约束监管。在银行、债券、证券等市场融入国际金融体系的同时,成长为高收入的国家更加关注跨国资本流动、外债及汇率等问题,通过更加积极的货币政策和汇率调控,保持国家经常账户平衡,优化国内市场融资结构。

   考察银行不良贷款占比发现,金融发展水平与金融风险呈倒U分布,金融发育不充分的一些发展中国家银行不良贷款占比也较低,一些发展中国家虽然金融市场发展迅速,但金融风险也不断累积放大。多数高收入国家能够在资本市场活力和金融风险之间寻求平衡,这些国家的不良贷款比率在全球处于中等水平。

   金融危机是检验金融体系稳健与否的“试金石”。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给当时“前景看似一片光明”的亚洲国家及地区造成了巨大冲击。韩国、中国香港及泰国、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金融安全都受到挑战,但韩国、中国香港迅速走出危机,金融体系不断健全,而泰国、马来西亚等“四小虎”陷入长期低迷。在南美,智利的金融体系改革是很典型的一个案例。1974~1984年智利采取金融自由化和资本账户开放政策,导致1982~1985年出现了严重的金融危机。

   1986年,智利汲取教训及时改革金融政策,加强了政府对金融市场的干预,通过稳妥渐进的方式推动金融体制改革,实现从管制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金融监管开始由抑制转向深化,浮动汇率逐渐替代了固定汇率,资本账户也实现了向内外部市场开放。此后,智利的金融体系更加稳健,智利也没有卷入之后几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成为新兴市场国家中为数不多的保持金融稳定的国家之一。

   相反,其他一些拉美国家过度依赖国外资本,外债赤字远远多于国内生产总值,由此引发的国币贬值致使债务负担过重,国内金融市场过度依赖国际资本,在外部资本冲击和干预情况下,一些中等收入经济体曾发生非常严重的金融危机,金融体系混乱甚至崩溃,给经济发展造成极大危害。

   (五)以市场为基础积极发挥政府宏观调控作用

   后发国家经济起飞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发达国家工业化的一个重大不同是,政府要在经济发展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这一方面是后发国家市场经济起步晚,市场失灵问题更加突出,另一方面是在要素结构扭曲条件下,更需要发挥政府在资源动员和调动方面的能力。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市场机制在配置资源中变得更有效率,同时,市场对宏观经济政策,公共服务和政府效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政府失灵可能造成更加严重的后果,更需要从汲取性制度向包容性制度转变。成功成长为高收入的国家通常能够实现市场化改革,同时,政府在宏观政策、国家治理、法治环境、产权保护和自身效率方面具有良好的表现。

   新制度学派认为制度因素是造成战后发展中国家经济大分流的关键因素。战后,一些推行市场自由主义的国家强调“大市场、小政府”,而在另一些国家中政府在经济活动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政府是新兴市场培育的重要主体,成功成长为高收入国家的政府通过产权保护、公正透明的司法制度、优化营商环境、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产业政策等,引导市场确立基本的经济制度,实现强制性制度变迁向诱致性制度变迁转变。

   政府支出占GDP比重是衡量政府干预经济活动的一个重要指标。比较发现,除部分东欧国家外,成功成长为高收入国家的政府支出占比不断上升,表明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参与度不断提高。同期横向比较,巴西、印度等国家政府支出占比相对稳定,一些国家的政府支出比重低于20%。高收入国家政府支出比重均值在25%左右,除了日本外,很多发达国家政府支出超过GDP的1/4,有的甚至接近一半(见表4)。

   20世纪90年代初期,很多中东欧国家因私有化改革和“休克疗法”,经济一落千丈,工农业产量下滑,通货膨胀十分严重。据统计,1991~1994年间,中东欧各国曾发生了16次政府更替。其中,波兰是一个例外,波兰在这段时期内政局基本稳定,通过实施巴尔采罗维奇计划,包括采取限制性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稳定汇率、抑制通货膨胀等,使波兰成为经济总量率先恢复到转轨前水平的中东欧国家。尽管之后也遭受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的影响,但波兰基本延续了20多年的经济增长,并于2008年成为高收入经济体。

   在东亚,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的政府主导型经济特点更加突出。1972~1981年期间正值韩国“三五”和“四五”阶段,政府向重化工业领域的投资超过100亿美元,完成韩国工业化初期关键的飞跃。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韩国政府开始全面实施“产业优化”行动,修订税收减免法案,出台制造业发展法案等。20世纪80年代末,金泳三政府又推出新经济政策,以“技术立国”推动信息产业发展,延续了政府主导下的“汉江奇迹”。

   (六)塑造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是成功成长为高收入国家的社会基础

   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相辅相成。成功成长为高收入国家在追求市场效率的同时能够兼顾社会公平,尤其是通过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加强教育、医疗、社保、养老等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减少贫富分化和社会矛盾,全面提升国民福祉。相反,一些经济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收入差距过大,社会不公现象突出,以拉美国家为例,基尼系数远远超出0.4的国际警戒线,造成内需不足,经济活力下降,社会问题丛生,甚至激化社会矛盾,造成政局动荡,严重影响正常的经济发展秩序。收入差距扩大是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时期的共同现象,但到了中高收入阶段,经济增速下降,社会矛盾集聚,只有不断缩小贫富差距,才能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社会环境,成功成长为高收入国家通过缩小收入差距,加强社会建设,能够消除两极分化对社会发展的不利影响。

   表5显示,多数成功成长为高收入国家的基尼系数能控制在0.4以下,如韩国、波兰等国家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控制了收入分配差距,拉美国家基尼系数偏高,智利、阿根廷、乌拉圭等国家的基尼系数超出0.4的警戒线,但是,对比巴西、墨西哥、哥伦比亚等其他南美国家,这3个国家的收入分配差距不算高。高收入国家的基尼系数显著低于中等收入国家,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成果能在各阶层中共享。

   20世纪60年代,在经历了“神武景气”与“岩户景气”之后,日本遭遇了经济疲软的下行周期,社会矛盾也有所加剧,时任池田勇人政府为提振消费,提出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目标包括每隔十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一倍,实现充分就业和大幅度提高国民生活水平等。到70年代中期,日本的中产阶层已经达到70%,形成了“橄榄”型社会,为之后新一轮的高速增长奠定了基础。

   在拉美地区,智利为减少贫困,持续扩大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财政支出规模。以1993年为例,政府用于社会项目的支出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15%,通过加强民生投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保护弱势群体,智利社会出现了一个和谐稳定的时期,经济与社会协同发展也提升了智利的国家竞争力。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2001~2015年智利的全球竞争力指数一直保持在20~35位之间,不仅领先于其他拉美国家,在世界范围内也排名靠前。

   (七)积极融入全球贸易体系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经济全球化一体化进程不断加快,(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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