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登高 王正华 伊巍:传统民间组织治理结构与法人产权制度——基于清代公共建设与管理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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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就非常突出。寺庙从事放贷等金融与经济活动更是源远流长。(周建波等,2018)。

   书院、义学和私塾,是传统时期中等教育、基础教育的主要承担者。私塾,是由富人、家族主导的基础教育,出资聘请教师于祠堂授课。书院,宋以降的兴起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民间的力量(邓洪波,2012)。即使在湖南安化这个现在的全国特困县,清代就有中梅书院(崇文书院)、丰乐书院、江北书院、西冲书院、江南书院、滨资书院,③它们都像岳麓书院一样都拥有自己的田产,包括一定数量的官府拨付钱款与田地。著名的千古奇丐武训兴办义学,均以“义学正”之名购买土地与筹募捐款,以法人资产保障三所义学的永续经营。(龙登高、王苗,2018)

   民间自由结社的传统至迟自宋以来就以其自身的资产与稳定的资金来源发挥作用,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社”“会”组织存在于不同的社会领域和群体当中。在工商业领域,团行、会馆、公所、商会等组织的存在,制定和维护各行各业的行业规则,不仅负责处理行业内部的协调,而且处理与外部政府和社会的各种关系。在金融领域,民间互助融资的各种合会组织一直存在,为个人或者团体的融资需求提供了灵活的选择方式。在体育和文娱方面也有很多社团组织,依靠民间的资金支持开展比赛和各种活动,宋代就已活跃(龙登高,2002)。此外,“阳光”之下一直有秘密社会的存在,例如哥老会、洪门、致公堂等,在近代中国的作用凸显。会社都有稳定的经费来源,制订内部规约(陈宝良,1996)。在徽州,公祀、会社、乡族机构是资产管理的主体,通过借贷、合会、典当、融资等方式实现生息经营。(刘道胜,2013 )会社通常拥有地产,也能以会社的名义进行土地交易(章毅、冉婷婷,2011)。

民间组织构成示意图

   (二)政府与民间法人产权主体

   与桥田、渡田一样,义田、族田、学田、庙田、会社田地,分别属于义庄、家族、书院、寺庙、会馆、会社、善堂等的“公产”,包括它们在城镇的商铺房产,也包括它们的基金会,都具有法人产权属性,①得到政府的认可与保护。有专门的“公产契据”,在官府盖印存档,② 同时也是独立的交易主体。

   具有法人产权的财产和稳定的收入来源,作为普遍性的、全方位的存在,源远流长,成为民间自组织的独立性与可持续发展的基石。各层面、各领域之间相辅相成、彼此配合,推动着民间的自我管理与自我运行。光绪三十四年颁布的《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事实上只不过是对传统与现实的承认、规范与推进。第五条“城镇乡自治事宜”八款,包括本城镇乡之“道路工程:改正道路、修缮道路、建筑桥梁、疏通沟渠、建筑公用房屋、路灯”等;“善举:救贫事业、恤嫠、保节、育婴、施衣、放粥、义仓积谷、贫民工艺、救生会、救火会、救荒、义棺义冢、保存古迹”,及最后两款“因办理本条各款筹集款项等事”、“其它因本地方习惯,向归绅董办理,素无弊端之各事”,本来大多就是由民间办理。其他学务、卫生、农工商务、公营事业等均有民间自治的传统基础。

   民间自组织体系有着多样化的表现形态,其法人产权,也可分为不同类型。前述桥田、渡田及善堂等公益法人的财产及其收益,只能用之于公益事业或慈善,不能在理事与成员内部分配。而族田、会社的财产及其收益,则全部由族内或会内成员分享,或用于群体内部的公共事务开支。

   民间组织在维护基层社会秩序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民间社会的自我管理组织,发挥官府不可替代的作用,并且“官民相得”形成社会秩序。国家依托乡村内在的民间权威,通过培植代理人方式,实现简约化治理,构成民间组织与政府之间相得益彰的复杂关系。③清代市场与社会的发育,使基层社会的能量得以扩大,维系纽带得到强化,甚至政府与基层之间也增加了市场化的连接纽带。④此类群体以市场维生,以其信息优势与活动优势,在政权与基层之间上传下达,并接受政府的委托,代理完成某些政府职能,包括类似包税商代为完成部分税关赋役的征纳。它们非官非吏,不需要政府编制与薪资,从而降低了政府的控制与管理成本。公共设施、公益慈善之会社,工商业之会馆公所,教育之书院义学,血缘之家族,宗教之寺观,凡此民间社团都具有法人色彩,都得到政府的认可与保护。它们在基层社会是不同领域的自治主体或组织管理者,于官府则是联结民间的纽带与中介,①在合作博弈中相辅相成,低成本地实现大一统政权对多样化广土众民的地方基层的管理和统治。

  

   六、结论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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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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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经济研究》2018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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