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登高 王正华 伊巍:传统民间组织治理结构与法人产权制度——基于清代公共建设与管理的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3 次 更新时间:2021-02-03 00:24:51

进入专题: 传统民间组织治   治理结构   法人产权制度  

龙登高 (进入专栏)   王正华   伊巍  
它是“公产”;相对于政府或外部公共性而言,又有其特定群体或特定机构的属性。②

   其四,公开透明化管理。首事由基层民主推选,捐赠与财产公开,开支账目透明。对于桥产的处理,桥会采取公开透明的方式。为了更好地监督桥产的花费,防止侵吞,规定对于桥田一年租谷的收入、卖钱多少、用钱多少、存钱多少都要有明细记载。即“首事经理数目,一年收谷若干,粜谷若干,入钱若干,用费钱若干,下存钱若干,均宜注载详明,不可稍有混朦,致开弊窦”。司会的职能主要是总管会金收支,如果司会不能秉公经理,“有浪费公赀,私肥己槖等弊,一经查出,除赔偿外,定即将名斥革。另扞殷实老成者充之”。首事通常还实行回避制,避免瓜田李下之嫌,防微杜渐腐败。永锡桥会章程专门规定首士不能借贷会金,不能租种桥田,以免利用权力为己谋私。资金放贷增值时,首事不得支领,免致彼此效尤。公开透明性与朴素民主制,有效地防范了寻租行为,促进了其可持续发展。

   (二)民间的组织力与制度创造力

   其一,民间的制度创造力与拓展力

   对照2016年我国颁布的《慈善法》,令人惊讶地发现,中国传统的桥会、义渡等组织,其章程与实际运营几乎与之高度吻合。《慈善法》第3条规定:

   不以营利为目的,收益和运营结余用于章程规定的慈善目的;财产及其孳息没有在发起人、捐赠人或本组织成员中分配;章程中还有关于剩余财产转给目的相同或相近的其他慈善组织的规定。

   这种惊人的相似性,显示当今法律在历史上就已经得到明确的具体呈现,可以看到古今相通的一面。而它们都是在中国本土、在民间自生自发产生的;反映传统社会民间的创造力,包括制度创造力。

   这种制度又具有拓展力。公益法人制度,不仅常见于小规模的桥会与义渡,在大规模的机构中,也能够运行良好。长沙、善化之间的湘江义渡颇具规模,有渡船12只,日常两岸各4艘,渡夫16名,每年的基本工钱就高达704两。①从业人员不少,资金庞大,摆渡运送的行旅更不计其数,但运行良好,有章可循,能长期延续下来,完全不需要政府去管理。

   大规模的义渡甚至出现了科层化的组织,如武宁浮桥局与镇江义渡局。同治六年,江西武宁县的葛翼堂、利济会等7家义渡,②联合订立《浮桥公议条例》,由浮桥局协调和统一管理。原来的各义渡会在统一管理之下仍保持独立。(洪子雅、吴滔,2014)这相当于总公司与子公司均为法人,各自独立开展业务,但总部又具有统一调度的权力。浮桥局获捐田达353亩6分6厘,捐银钱663千文,捐谷756石7斗6升,原有7只义舟的田产40亩1分。将近400亩的捐田,在山区可谓为数巨大。渡田全部出佃收租。部分银钱投资铺屋,店租每年可得66千400文。如此大规模的资产及其收支,没有良好的制度是不可能运行长久的。

   跨长江两岸的镇江义渡局,则是传统时代规模最大的公益机构。镇江自开埠设关后,商市遂兴。同治十年,浙商魏昌寿等设立瓜镇南北义渡,设总局与两个分局。开支浩大,每年约需6000缗,这几乎是一个天文数字。幸好各方捐款丰裕,理事会又善于理财,购买镇扬房地产14处,沿江芦滩11280余亩,其中11000亩招佃垦成熟田。(祝瑞洪等,2005;龚君、魏志文,2016)稳定的房租与地租成为义渡局长期经营的经费保障,进而有所扩大。光绪五年,增添大港、三江营义渡;光绪七年续添荷花池义渡;光绪九年又添天福洲夹江各渡,共计义渡船20号。1923年由镇江士绅发起募集巨额资金,购置铁壳轮一艘,可载400多人,称“普济轮渡”。据1936年统计每年渡客达50万人次,近80年间的义渡人次逾数千万(于锡强,2011),蔚为壮观。而这一切全部由民间自我管理,有序运行。在清末天津与上海中外合作开展的现代疏浚业中,也采取了公益法人制度,可能也有传统因素的影响(龙登高、龚宁等,2017)。

   其二,民间的动员能力、组织能力

   从简易的木板桥,到豪华的风雨廊桥,从偏僻的山间茶亭,到繁忙的长江渡口,各地都以公益法人的形式,长期提供无偿的公共设施服务。小则便利乡民,大则通畅跨越长江的南北大商道,免费公共设施促进了各地城乡交流与全国市场的发展。永锡桥修建150年,迄今屹立在麻溪河上,清代晚期促进了晋商开发安化黑茶,成为万里茶道之始,推动了山区经济的开发。永州北十里潇水入湘水处有老埠头渡口与码头,乡民周姓与刘姓“始祖”修建码头,尽管免费供应公共产品,却活跃了市场交易,也为乡民带来福利,“财物康阜倍前十分”。社会经济利益是民众自发兴修基础设施的根本驱动,津渡桥梁与每家每户直接相关,而富商大户的社会交往更多,经济利益更大,推动公共建设的激励更强,理所当然成为民间组织的领导力量。镇江义渡局,则由利益最大的浙商群体主持。

   稳定的财产及收益,良好的制度,是义渡、桥会普遍存在并长期发展的基础。显示了传统社会民间的动员能力、组织能力与管理能力。根据商定的章程组织实际运行,法人治理既有激励机制,也有约束和违约惩罚的条款,并且公开透明,形成了相对比较成熟的制度规范。制度简明而完备,因此良性运行上百年甚至数百年。

   (三)基础设施建设的承担者:政府、市场与社会及其差异

   基础设施建设,过去一度认为应该是政府的职责所在,现在知道市场为之潜力更大。奥斯特罗姆(Ostrom,1972)从博弈论的角度探讨了在理论上政府与市场之外的自主治理公共资源的可能性。传统中国的制度遗产具体昭示了社会与民间以公益形式开展公共建设的实践。三者资金来源、组织形式、收益分配都大不一样。就资金来源而言,政府为之,来自税收;市场为之,依靠投资;社会为之,有赖捐赠。

   与清代大体同时,18世纪的英国、19世纪的美国,基础设施建设和中国传统大异其趣。英国陆路、河流和港口的投资大多来自地方有产者(乡绅、工厂主、商人、专业人士),利益驱动强劲,收费信托以道路通行费为抵押借贷并发行债券,运河修建资金主要来自发行股票和抵押借贷(沈琦,2018)。19世纪新兴的美国,是一个小政府低税赋之邦,由市场配置资源,基本上由公司来承担基础设施建设。其时美国普遍地大规模兴建收费公路、桥梁、运河,到19世纪中后期的铁路,都是营利性的公司在经营,掀起了美国基础设施建设的高潮,铁路建设甚至超出需求,一度形成泡沫。公司在利润驱动下,通过证券市场,吸引了来自包括英国与西欧国家的资本,相当于未来收益变现,从而使基础设施建设获得迅猛的发展。(韩启明,2004)

   清朝较为复杂,19世纪中央政府公共工程经费仅150万两(贾米森,1993),基层公共设施,中央政府无力为之,主要由民间承担,并多以公益形式来推动。乡绅商民,义务承担庞大的公共工程建设和公共事务,路人品尝免费茶水,商旅无偿渡江过河,渡人渡物又渡心。遍布各地基层的首事,他们的名字刻在石碑上,也刻在人们的心间,印在桥志里,也印在历史上。然而,公益法人受到强烈的地域限制——捐赠经费来源的地理范围,并且不能通过自身的利润积累以扩大再生产,也没有出现未来收益变现的债券融资,这是清代基础设施难以得到大发展的原因之一。收费的基础设施,似乎仅见于私渡,①但私渡又不如义渡普遍,更没有出现像英、美那样以利润为驱动力的规模化发展。这种差异,耐人寻味,将另文探讨。

   中国传统社会,人均税收低,官不下县,政府很少直接承担基层公共设施建设,通常鼓励和发动民间的力量来推动公共工程,(瞿同祖,2003)以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国则不然,几乎一切基础设施建设均由政府直接承担。以致于向市场经济转型初期,仍普遍认为应该是这样。政府承担,其经费主要来自于税收,没有其他融资渠道,经营模式也受限制,因此20世纪中后期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亦严重滞后。

  

  

   五、法人产权与多样化的民间组织

   (一)多样化的民间组织与基层秩序

   传统中国基层社会存在多样化的民间团体与机构,组织着民间社会的各种事务。除了基础设施与公共建设的桥会、渡会、亭会、路会、水利会之外,血缘有家族,宗教有寺庙,工商业有行会,金融有合会,文娱体育有“会”、“社”,教育有书院与义学,慈善与救济有善堂及救生会,等等。它们都有自己稳定的财产和持续的资金来源,并形成较成熟的组织机构与治理结构,从而能够保持其独立性与持续发展。正如农民的独立性在于其土地产权或属于自己的农庄(龙登高,2018),法人产权则是民间组织的运行和发展的制度基础。多样化、全方位的民间自组织形态承载着基层的各种事务,形成自我管理和自我运行,并通过与官府的不同渠道与不同程度的联结,共同实现传统社会的基层秩序。奥斯特诺姆(Ostrom,1992,1994)论述了利益相关群体自发组织起来,通过自主性的努力,自我管理,而非政府指挥,实现持久性共同利益,并验证了自治模式治理的可能性和成效。这在传统中国表现尤为丰富多彩。

   水利设施建设,理论上清政府的财政责任只覆盖黄河和大运河等重要水利工程,以及主要河岸和灌溉计划的建设和维护。大型河道工程构成了清政府财政最大的民用开支,较小型的水利工程计划则由地方社会资助和管理(Wenkai He,2015)。19世纪水利事业由民间有组织地实施,官方将地方公共事业委托给基层,并向地方自治的形式发展,②湖南、湖北的民间水利建设,民间修筑的河道堤坝有地跨3县者,组织管理卓有成效(杨国安,2004)。此种情况在华北地区也存在,如跨村、跨乡乃至跨县的民间“闸会”。(杜赞奇,1996)

   各种慈善与救济事业机构,如救生会、育婴堂、普济堂、义仓等,与其他民间组织不同的是它们和官府的联系更为密切。救生会,与赈济相类似,常有官府支持和部分出资,亦有民间捐献。救生机构拥有自己的田产、房产,其租金收入用于红船开支。(蓝勇,2005)康熙四十一年,镇江蒋元鼐等义士十八人以“救涉江覆舟者”为己任,“共捐白金若干”,政府亦给予财政支持,于西津渡观音阁成立“京口救生会”。四川慈善组织十全会在水利事业、社会救助方面发挥了较大的作用(徐跃,2016)。明清育婴堂、普济堂、同善堂、清节类善堂、施棺类善堂、综合类善堂表明,民间非宗教力量成为主要的、持久的、有组织的推动力,地方上的绅衿、商人、一般富户、儒生、甚至一般老百姓,成为善堂主要的资助者及管理者,而清代政府亦正式承认这个事实,并鼓励其发展。(梁其姿,2013)

   族田、祠堂是最普遍的法人产权。广东、福建的族田比重最高,土改前夕以族田为主的公田分别占田地总数的33%、29%,浙江16%,中南区(江西、湖南、湖北、广西、河南)平均达15%,(龙登高、何国卿,2018)在土地产权制度和基层社会中产生深刻的影响。家族在各种地方公共事务,包括教育、水利、交通、治安、救济及礼仪活动等发挥了重要作用。家族、祠堂、族田往往以堂号的形式代表其法人产权,清华馆藏土地交易契约中,就曾出现直隶交河县“五福堂”、山西襄垣县“追远堂”、山西文水县“永德堂”、山西省灵石县“积厚堂”等等①。自宋代成立的范氏义庄,乾隆年间有“市廛百余所,每岁可息万金”②。

寺庙田也大量存在。除了佛、道之外,各区域还存在不同的民间信仰,其服务范围小到个人、村庄,大到省府,甚至有些民间信仰经过王朝的正式册封转化为祀典神。这些寺庙的修建主要是由民间施舍捐赠维持的,并以各种形式置办田业以保证寺庙花销和长期发展,而政府也会推出免税等政策进行保护。寺庙的存在不单单是人们精神寄托的家园,同时作为一种实体,为了宣扬宗教精神和吸纳信徒也往往会积极地参与地方公益事务,如宋代福建僧侣参与甚至主导桥梁的募捐与兴建(杨文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龙登高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传统民间组织治   治理结构   法人产权制度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历史学 > 中国近现代史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24925.html
文章来源:《经济研究》2018年第10期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1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