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登高 彭波:近世佃农的经营性质与收益比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2 次 更新时间:2021-02-02 23:0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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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登高 (进入专栏)   彭波  

   还有一点必须强调,佃农对土地投入的未来收益可以通过交易而转让或贴现。佃农在土地经营中,各种资本与劳动投入并不能当年获益,通常是预期获取未来的回报:或者是押租制下的押金,或者是地权交易契约中常提及的“工本费”,包括农田水利设施建设。有了先期的资本投入,就要享有未来的投资收益,即每年“利租”或“顶租”,或获得“工本谷”。广东永安县佃农林亚建在26亩佃田上曾“费过工本银9两”,因移回河源家乡,“将这地转顶与张维浩张亚信接耕”,讲定每年偿还“工本谷”9石。(刑科题本:No.317)就要获得未来每年9石的利润。这意味着佃农退出土地耕种时,不必担心过去和现在对土地投资的未来收益流失,他可以从接耕者那里获得未来收益的转让承诺,也可以在交易时由接耕者当场贴现。

   光绪15年台湾一则契约“甘愿退耕收回工本银”载:黄乌九承担登瀛书院水田一段,由于此田易遭水患,每逢水涨,十无三四可收,因此积欠租谷。黄乌九“备资工挑土填高,并再筑新田,所费资本甚多”。因此,新佃农张水文必须备出佛面银190大元正,支付给原佃黄乌九,并完缴原佃所欠租谷50石,偿付其资本投入及相应利息与收入。(台湾物权:697 )

   如果没有田皮等土地产权或永佃权的保证,当前佃农就不会投资于土地(侯璐2009);如果契约执行效力没有保障,未来收益得不到保证,或者退出土地耕种后不能获得未来收益的贴现或转让,佃农不会对土地进行资本与劳力的投入。因为对耕地及其配套设施的投资,不可能当期全部获得回报,其报酬平摊到未来每年的作物收成之中。

   佃农,不只是耕作获得收入,即使他不耕作,田面权、佃权也可获得收益(方行等2000:1783-85)。佃权不单是耕作的权利,它本身还有未来的预期收益。乾隆36年,福建平和县赖殿买得黄仲梁田8斗种,年收谷15石3斗,向来两次完纳。但佃农黄溪说有粪土佃银,不肯退佃给希望起佃自种的赖殿。后赖殿国出番银50元,黄溪才同意写立退佃(刑科题本:No.288)。这50元,就是凝结着未来收益的佃权的价格。田面权可以用来交易,价格在交易时明确于契约之上,有谓之“榷田”,“粪土银”等不一。在江南,田面价与田底价相近,通常是1:1, 甚至反高于本价。粪草银的说法很形象,意谓佃农对土地粪草肥力的投入及其未来收益是能够贴现为白银的。佃权未来收益的可交易与贴现,促进了对土地的投资。

  

   三、佃农生产的地位和效率

   佃农经济是近世农业生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1980年国家统计局曾经以各地土改档案综合推算,认为全国土改前地主占有的土地比例为38.26%,农村中租佃关系则与此相当。表1所示,据1931年统计,全国佃农户数占总数的30%,半佃农占24%,南方的百分比更高。佃农比率高的南方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要高于北方,Shepherd(1988)否定了贫困导致土地租佃的成说。

   至于佃农的生产效率,则各方面的资料都表明至少不比一般自耕农要低。卜凯(Buck,1937)对1921至1925年中国7省17个县2866个农场进行调查,并按类别、农场面积、家庭大小、利润、地价、工作效率等指标进行了统计,并对自耕农、半自耕农和佃农的生产状况进行了比较,得到如表2所示结果。

   表1   佃农户数占农村总户数的%(1931)

  

   资料来源:严中平(1955:262)。

  

   表2   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劳动力与土地的经营规模比较

  

  

   从表2可以看出,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的家庭劳动力数量没有显著差别,而佃农的经营规模明显大于自耕农和半自耕农。李德英(2009)对民国时期四川温江县的佃农经营进行研究后也得出类似的结论:在该地区佃农平均耕种的农场面积、作物面积及产量甚至要优于自耕农。赵亮(2009)的实证研究表明,佃农在不少情况下生产效率高于自耕农,自耕农与佃农经营是不同约束条件下的选择。

   佃中农和佃富农是佃农性质,他们在生产中需要租入土地,但是他们一般被认为是农村中经济状况比较好的阶层,属于中农甚至于富农范畴。“……有的小农,虽租入土地,但经济情况比较好,不需要出外佣工,并可能雇佣他人。”(黄宗智1986:66)据1933年调查,河南省辉县4村的富农中,有48.6%要租入土地,而中农只有15.9%,贫农35.6%。许昌5村的富农有30.4%租入土地,中农和贫农租入土地的比重分别是15. 4%和26.7%。在镇平6村中,租入土地的富农、中农和贫农各占本阶级农户总数的58.3%、55. 8%和30.9%。这说明租入土地并不能简单地与经济地位挂钩,也不能说明其经济缺乏独立性。

   佃富农、佃中农的存在还突出地表明佃农收入来源于剩余索取权。佃富农主要依靠佃入土地耕种,据苏南吴县、吴江县等地的调查统计,佃富农每人平均占有土地只有0.57亩,但每人平均使用土地却有7.36亩,每户平均使用土地达到了47.67亩,而一般富农每户平均使用土地才31.82亩,佃富农无疑需要雇工耕种了。据苏南18个县30个乡的调查统计,富农雇入长工、月季工、牧童的户数占富农总户数的55.27%。无锡县有96.6%的富农雇工,平均每户雇长工0.84人,短工54.5个(莫宏伟2004)。长江三角洲如此,长江上游的成都平原、珠江三角洲亦普遍存在类似的现象。成都平原租佃制度发达,一些佃农,自己并不拥有土地,却经营土地,租佃一些不在地主的土地,出租给另外的人耕种,成为业主与佃户之间的代理人。华南等地,这种“大佃农”一般为一些农业垦殖公司,或包佃人,他们承佃大量土地,然后转租给小佃户耕种,成为该地区土地集约经营的模式。(李德英2009)

   佃农既可以雇入农民帮工,也可以短期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既可以租入土地,定额租制独立经营,又可以与地主分成,还可以转佃与转租。可见,与自耕农、地主相比,佃农具有更大的弹性与发展前景。在这些地方,租佃制很明显是一种对土地资源的优化组合方式,反映了农业生产中的经济活力和农民的创造性,而不能反映所谓的阶级关系。佃农并不见得比自耕农的经济处境要恶劣,生产条件也未必更为不利。

   解放初期,考虑到佃富农和佃中农在生产中的优势,中共中央甚至考虑不触动他们的土地,只是出于发动群众和吸收雇农就业的目的,才最终改变了这一打算,但仍然尽量保证其生产资料不受侵犯(邓子恢1950)。这也反映出佃农经济的效率和重要性。

   以上从不同角度解释了佃农的收入之源,可见,佃农是一个农场经营者,他作为企业家才能的报酬与农场主的各种收益。如果这种收入与单纯的劳动收入相提并论,岂不是将企业主的收入与其雇工的工资进行比较一样? 张五常却认为一个佃农只能得到“劳动力价格”,或者说是“等于另谋高就的工资”。时至今日,学界对佃农的研究成果也有了新的认识,只可惜这类错误还没有得到明确的纠正。

   从中国小农经济活力和长期经济增长来看,作为小农重要组成部分的佃农经济也具有重要意义。乔万尼·阿里吉分析东亚小农体系的特色与优势时指出,一个小农家庭就是一个完整的生产单位,就像当代企业一样,它要预测未来的市场行情,制定作物生产计划,理解生产的全过程以及影响生产的外在因素、特别是气候,规划劳动力投入,然后掌握在市场上出售产品的时机。姚洋认为,阿里吉的理论提醒我们,小农经济落后论,如果不是错误的,至少也是片面的,小农经济是回应中国紧张的人地关系的自然结果。(姚洋2009)

  

   四、佃农收入与雇农工资的实证比较

  

   一个农民,可以在雇农与佃农之间自由选择,这种断言在学理上和逻辑上是不成立的。近世的佃农与雇农,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生产与生活安排,因而他们的收入也大相径庭。这种收入上的差距,不仅在理论上可以证明,在实际资料上也得到了证实。

   其一,佃农收入远高于雇农工资

   佃农的收入是维持一个四五口之家的成本,维系着两三代人的生活,延续着代际传承,也维系和延续着家庭经营的再生产。而一个纯粹的雇农无法养家,只能糊口,其工资报酬只能维持一个劳动力生存的成本,由于没有工资以外的其他收入来源,他无法延续人口再生产。张研(2005)综合学界成果,计算清中叶雇佣一个长工的一年全部费用为13两,这对雇主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负担,对雇工来说,仅足以维持单个劳动力的生存,而不足以负担娶妻生子。据张履祥《补农书》,长年雇农每工银5两,吃米5石5斗,平价5两5钱。如果再加上日用开销,工银5两只能供雇工一人开销。可见纯粹的雇农通常是单身无产者,凭工资无力养活自己一人之外的家属,他可能上有老,但通常没有后代。彭慕兰(Pomeranz,2008)估计“18世纪中叶和20世纪初长江下游永佃农的收入是无地的农业工人报酬的2.5~3倍。”粗略估计,这意味着雇工要像佃农一样能够养家糊口,其工资起码要增至银12.5两,而这在当时是不可能做到的。

   毛泽东(1982:222)的调查具体表明了雇工一般都为光棍的残酷现实。他在《兴国调查》中写道:“雇农没有老婆的占百分之九十九,是农村中最苦的一个阶级。地主富农不但人人有老婆,一人几个老婆的也有。中农百分之九十有老婆,百分之十没有。贫农百分之七十有老婆,百分之三十没有。手工工人百分之七十有老婆,百分之三十没有。游民百分之十有老婆,百分之九十没有,也比雇农中有老婆的多些,只有雇农才是百分之九十九无老婆。”1965年《人民日报》发现的雇农碑载,由于一系列的不幸,该雇农一生无力娶妻成家。黄宗智(1986:123)根据满铁的调查材料发现:“长工是社会最贫困的阶层,往往就是一个家庭的最后一代,没有成家生子的机会。而佃农的生活,相对于长工来说,基本上还是比较有保障的。即使是短工,其收入也要比长工好得多,至少一般还有自己的小块土地,哪怕是租来的,并能够维持自己的土地的生产。”

   毛泽东、彭慕兰、满铁和张履祥所面对的区域不同、时代不同、调查方法也不同,但是都证明了这样一个现实:雇农工资只能养活自己,而佃农的收入水平则比雇农要好得多。这是由农业生产的低产出所决定的,也与雇工劳动的性质相关。只有在分工带来足够效率与价值的近代化生产中,在劳动分工中从事单一性劳动的雇工才有可能获得足够维持自己和人口再生产的收益。在农业低产出的前提下,只有家庭综合经营,才有可能获得维持家计的收益,延续家庭经营的再生产与人口再生产。雇农成为光棍,是残酷的历史现象,在稀缺经济时代也是难以避免的。

相对于同时期的西欧而言,清代中国的无产者在总人口中的比例要小得多(Pomeranz,2008)。这种差异的重要原因,就在于中国租佃制的发育,使许多无地小农能够通过低门槛租佃土地建立农场经营,维持家庭再生产与两三代人的基本生存。如果说租佃制度是可能通过土地所有者选择从而使良田配置到种田能手家庭之中,以此推动佃农提高效率与土地产出;那么,雇农则是那些不幸失去了独立生产与经营能力的被淘汰者!这是农业生产者在择优汰劣的竞争中不断保持活力与效率的残酷法则。(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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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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