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俊人:现代性的伦理话语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2 次 更新时间:2021-02-01 18: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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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麦金太尔看来,“……各种传统的立场必然与都市现代性的主要特征之一相抵牾,这一特征就是:坚信所有的文化现象必定都是不难理解的,而所有的文本也必定被翻译成现代性的信奉者们能相互对讲的那种语言。”(注:麦金太尔著:《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万俊人等中译本,第430页。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版。)在麦金太尔的眼里,“都市现代性”即是那种市场化的生产性、消费性和交易算计理性。它的确如同漫无边际的洪水一般消灭着差异和历史,只注重可交换的同一价值量度和现实的甚至眼前的价值享受。但这种市场的普遍化逻辑未必一定能够成为多元文化和道德的公共认同逻辑。诸文化传统及其话语间的“无公度性”(incommensurability)和“不可翻译性”(untranslatability)并不会被现代自由主义伦理的普遍规范秩序吁求所克服,甚至于在其内部,某种类似于“都市现代性”的普遍善或普遍正义也很难有希望达成。作为一种仍在“构成着的传统”,自由主义的现代性道德启蒙谋划,并不会比诸如荷马诗诵和古希腊戏剧中的对白带来更具普遍化价值力量的道德文化信息。

   另一方面,后现代主义者们虽然比现代主义者更看不起传统的作用,也比后者更厌烦传统主义的道德教化,但他们同样也不相信现代道德的普遍有效性。利奥塔在《后现代道德》一书中说:“当今,生活快速变化,生活使所有的道德化为乌有。”正是由于当今生活的这种快速变化,人们已无可能静思生活的意义这类形上主题,因之,“所有道德之道德,都将是‘审美的’快感。”(注:[法]让—弗朗索瓦·利奥塔著:《后现代道德》,“引言”。莫伟民中译本,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年版。)在利奥塔及其后现代主义的同道们眼前,已然“化为乌有”的道德,不是“后现代的道德”,而是传统主义和现代主义的道德,前者通过将道德审美化而在根本上取消了现代性的(也许在某种意义上,例如,在连续性所暗示的稳定意义上还有传统性的)道德本身作为意义符号的价值主题化构造。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现代性道德的价值主题化和普遍规范化在当今社会尤其显得不合时宜。因为它太过于严肃地理解了道德的价值意义,将道德价值主题化,实际不过是给某种形式的现代性道德“判官”以超强的话语权力而已,属于一种理性霸权主义。但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的道德恰恰反对任何形式的话语霸权,尤其是所谓理性主义的话语霸权。理性是现代性道德谋划的主谋。公共理性或普遍理性是现代普遍主义规范伦理学赖以立足的基石,因而理性主义也就是现代性道德理论的基本话语方式,它具有着道德意识形态的性质和诉求。在后现代主义看来,任何意识形态的诉求都具有话语霸权的性质。因为它的基本动机和目标就是消除各种观念或意见的差异——"ideaology"(意识形态)的本意即在于,以某单一的中心权威性观念来统合所有的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见异的观念,寻求同质化和齐一性。所谓普遍的或公共的理性,实际只是现代主义知识信仰的幻觉,一种强制性的制度化同调游戏。

   与之相反,后现代主义道德是一种无道德的道德,一种鼓励异调与杂音、追求相对与变幻、强调当下体验与情绪解放的游戏化和审美化的道德。由于后现代主义的“典型文化风格是游戏的,自我戏仿的,混合的,兼收并蓄的反讽的”,(注:[英]特里·伊格尔顿著:《后现代主义幻象》,华明中译本,“致中国读者”。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页。)且由于它追寻的只是一种适应当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或消费生活方式的“快感”享乐式文化和自仿自误的政治的身体逻辑,(注:详见[美]弗里德里克·詹姆逊著:《快感:文化与政治》,尤其是第四、五、七章,王逢振中译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更由于“从哲学上说,后现代思想的典型特征是小心避开绝对价值、坚实的认识论基础、总体政治眼光、关于历史的宏大理论和‘封闭的’概念体系。它是怀疑论的,开放的,相对主义的和多元论的,[它]赞美分裂而不是协调,破碎而不是整体,异质而不是单一。”(注:[英]特里·伊格尔顿著:《后现代主义幻象》,华明中译本,“致中国读者”。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页。)因此,后现代道德不可能再有普遍伦理的追求,更不可能承诺任何形式的绝对价值原则和伦理规范。它信奉的是完全主观随意性的道德而非客观必然的道德规范,是身体的快乐的道德,而非心灵的精神的道义;是随机的兴趣戏仿或游戏体验,而非执著坚定的价值信念和严肃主义的高尚或理想;是非连续的激情跳跃和嘈杂激越的异质情调,而非连贯单调的说教式道德言说。这样,不仅是现代性道德的普遍知识化和理性化的理论谋划,而且还有其普遍规范化和价值合理化的实践推理,都被一并宣布为无用的热情和理性权威的妄执。所以,利奥塔宣称,无论是什么样的制度或规范,都是为了“限定”人们的力量性活动,是人的力量解放的禁令。(注:参见《后现代道德》,莫伟中译本。第二、三章等处。)

   那么,现代性的道德及其伦理话语真的要被甚或已经被后现代主义彻底解构了么?它还能够有足够的力量继续展开并实现其现代性谋划么?如果不能,未来的人类道德生活将会怎样?如果能,它又凭借怎样的资源来一面消解后现代主义的解构性挑战、一面应对来自传统主义的遗忘症指控呢?在传统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三种道德谱系之间的相互竞争中,是否可能长久地保持某种三足鼎立的思想互竞态势?抑或形成某种哪怕是临时性的理论合谋?上一个世纪来临的前夜,德国哲人尼采曾经预言式地惊呼:“上帝已死,一切都是可能的!”当他呼吁必须“重估一切”的时候,他是否已经预料到了今天这种既想重估一切却又无法重估任何价值的尴尬呢?20世纪的人类,生活在一个没有上帝的世界,然而尚有现代主义的道德谋划为人类重塑一尊理性的神像。时至21世纪,我们面临的果真是一个不仅没有上帝,而且不再相信理性力量的“空白”(利奥塔语)世界吗?若我们的世界真的已然成为信仰不再、诸神退位的世界,即使作为肉体动物的人类可以沉醉于消费市场的“快感”文明之中,作为灵性存在的人类又将如何立足于技术生产的物质文明世界?更为重要的是,对于那些尚处在前现代或刚刚怯步于现代前门的民族和人民来说,面对这种道德传统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三流激荡的文化思想世界,又该作何感想?作何行动?这是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中国问题,我将其称之为中国现代性的道德知识问题。有关这一问题的解释和解答,不仅需要足够的“中国道德智慧”,而且需要足够的人类道德智慧,更需要足够的中国现代化行动。

   因此,我只能将它们作为一个等待思想和行动来作出回答的理论问题陈述于此,而把本篇有关现代性的伦理话语作为我自己某种预备性的思想整理贡献给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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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科学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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