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湄:正统论:中国文明的一个关键概念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2 次 更新时间:2021-02-01 17:2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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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湄  
在此被转化为得天下治天下是否合乎道德,“大一统”的本义是“改正朔以一天下”,在此被转化为统一天下的功业,从此“一统”就从时间之开始义转成空间之统一义。欧阳修的“正统”论是一个二元论的标准,那么,使得天下成为一个共同体,标志着道之在历史中呈现的“正统”,它的标准到底是“正”还是“统”呢?到底是道德还是政治呢?欧阳修自己也很矛盾,但最终落在了“统”上。欧阳修的正统论一提出来,立刻引发了思想史上一场有名的“正统之辨”。

   而新的正统论的兴起和论争,又要和道统论的兴起合观。中唐时代的韩愈首倡“道统”说,而他的《原道》和《师说》是一体之两面,这两篇文章表明,新兴的科举士大夫知识分子具有了一种任“道”传“道”的“师”的自觉意识。从此,“道”的承担者从“王”和“君”转移到了“士”和“师”。

   在北宋道学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二程那里,“道”有了分殊,外王之道、治国平天下之道和内圣之道、修身之道有了一定的分化,也就是说,政治和道德有了一定的分化,而且重心有所转移。程颢曾说:“太山为高矣,然太山顶上已不属太山。虽尧舜之事亦只是如太虚中一点浮云过目。”又说:“立人之道曰仁与义。据今日合人道废则是,今尚不废者,犹只是有那些秉彝卒殄灭不得。”“那些秉彝”“立人之道”乃是最高最根本的“道”,是价值自身,而治国平天下,建立伟大国家一统天下,哪怕做到了“尧舜之事”,皆因体现、承载“立人之道”而获得意义,其本身并无真实的意义。二程又大讲“王霸之辨”,所谓“王道”即最高的政治理想,也是最根本的政治原理,就是王者体天之道,诚心实意以行仁政;而如果把仁政当作维护自己统治的手段,“假之而霸”,那就是“霸道”了。可见,“立人之道”即道德本身,要居于王者、政治之上来指导王者和政治。而且,“立人之道”是由士大夫知识分子即士与师来承担的。

   不过,道虽有了一定的分殊,但终究归于“理一”。程颐在《明道先生墓表》中说:“周公没,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道不行,百世无善治;学不传,千载无真儒。无善治,士犹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诸人,以传诸后;无真儒,天下贸贸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灭矣。”世上没有王来施行“道”,“天下”还是“天下”,但如果没有了师,没有了“道”的传承即“道统”,那“天理”灭矣,“天下”就没有了。只要有了士和师,他们就能推明王道,用王道来教育指导君主,从而使王道成为现实。外王之道与内圣之道,治国平天下之道和立人之道,虽有分殊,但终究是“理一”,终究归于“立人之道”。

   二程没有参与正统之辨,但他们也有正统论,程颐主张在三国时代以蜀汉为正统,其实就是以行王道还是霸道来判别正统的。在正统之辨中,受道学影响的儒者章望之,就是要以王道作为正统的标准,并强烈批评欧阳修将正统给予以“霸道”得天下者,实“非正名之道”。而司马光、苏轼等人皆主张以政治功业即是否统一天下为正统之标准。尤其是苏轼,他曾著《正统论》三篇与章望之辩论,在理论上很值得注意。和二程一样,他对政治之道和道德之道进行了分殊,认为政治的原则仅在于“天下有君”,即建立统一而强大的中央政权,使天下有法有制,生民免于战争与暴乱,这是历史存在发展的基本条件,所以说,“夫所谓正统者,犹曰有天下云尔”。然而,在“天下有君”的政治原则之上,还有更高的价值,所谓“圣人之盛节”。他认为有必要在政治与道德之间划出一个基本的分际,政治在价值等级上低于道德,“贵之不如贤”,但政治自有功用,道德并不能取代之,“贤之不能夺贵”。在苏轼这里,出现了一种很有现代精神的思想的可能性:既然君主、王者不再担负“立人之道”的传承维系,那么,现实政权之正当性合法性的评判标准,是不是可以有别于道德之道?更进一步,政治之道是不是可以和道德之道相分离?政治领域是否能够独立于道德领域?

   作为道学之集大成者的南宋大儒朱熹,他的正统论与二程不同,却与苏轼颇有一致之处。根据赵金刚的研究,朱熹继承二程之说,以“王霸义利之辨”将历史断为“三代”和“三代之下”:三代之时,圣人在位,“以德行仁”,“王道”大行;三代以后,圣人不在位,以传道为事,王者“以力假仁”,“霸道”大行。他从不以“王道”冠之于三代以后的任何君主,所以,他论“正统”并不以“王道”为标准,而是以统一天下的政治功业为“正统”的标准,作为统一天下之王朝的合法继承人,则是“正统之余”,可以算是分裂时代的正统所在。朱熹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以东周、东晋和蜀汉为正统的,而这也正是南宋之为正统的理由。也就是说,三代之时,“道统”与“正统”合一,三代以后,“道统”和“正统”乃是两码事,“正统”的标准,现实政权之正当性合法性在于统一天下的政治功业。他说:“只天下为一,诸侯朝觐狱讼皆归,便是得正统。其有正不正,又是随他做,如何恁地论!”

   对于朱熹来说,南宋之所以还是唯一的“中国”,是天下的“本纪”所在,而据有中土的金朝绝不是“中国”,其原因,一是道统在南宋,他写了《伊洛渊源录》《近思录》来讲明这一点;二是正统在南宋,金朝并未一统天下,而南宋是正统王朝大宋的合法继承人,他写了《资治通鉴纲目》《宋名臣言行录》来讲明这一点。而道统之在南宋,是尤其重要、根本重要的。尽管三代以后,王道再也没有成为现实,但道统还肩负着王道理想,王道理想靠着道统的存续而存续。所以,朱熹不以王道判别正统,并不意味着他像苏轼那样,有可能使政治领域和道德领域相对独立,对于他来说,理一而分殊,外王事业仍然要以内圣之道作为根本,政治终究以道德为旨归,而道德终究不能脱离政治而自立。

   在朱熹这里,我们看到,“中国”所以为“中国”的原理变成了道统和正统双线,贯通天下及其历史的“道”变成了“道统”和“正统”双线,二者理一而分殊。这就是说,南宋朱子在汉族政权恢复中原基本无望之际,构建出了一套以道统、正统双线整合天下、整合中国文明的思想体系,给出了一套继承汉朝“大一统”而有所变化的“中国”原理,于是,道统、正统所在的南宋虽偏安于天下一隅,但仍是唯一的“中国”,使天下仍然是一个具有神圣性的整体。朱子将“中国”浓缩、抽象为两大精神原则即道统和正统,只要这两大精神原则在学说中,在人心里,中国就在,天下就有恢复其本来应然状态的希望。也可以说,朱子埋下了使天下得以恢复其本来应然状态的种子,这个种子就是道统和正统。

   南宋人的民族意识的确很强,南宋人大讲的华夷之辨,确实已经有民族主义的意味。但是,正如我们从朱子思想中看到的,在他们的心目中,中国仍然不可能成为一个民族国家,奉行民族主义;在他们的心目中,“中国”仍然是那个使天下成为一大神圣共同体,使历史成为道之呈现的“中国”。

   三、我们住在叫做“中国”的神庙

   为什么中国历史具有一种持续的向心力,而有着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大势?表现于正统论中的文化价值——将合天下于一的“中国”的绵延永续作为神圣信仰,应该是一个观念上的关键性原因。

   20世纪以来,儒学不断哲学化,尤其是新儒家,把宋明理学哲学化,并将之作为儒学最高、最主要的思想形态,作为中国文化的最高精神表达。哲学逐渐取代经学成为中国学术史之主脉,成为中国儒家文化之核心,进而完成了中国学术和文化的现代转化。钱穆在20世纪50年代于新亚书院所作的《孔子与春秋》,针对的正是这样一种将儒学进行哲学化解释和改造的大趋势。他指出,中国儒学的核心性学术是孔子作《春秋》所代表的经史之学,经史传统才是中国儒家文化的主干。古文经学家经常讲“六经皆史”,的确,六经本来都是三代政教文献,经过孔子删述而成为“六经”,六经就是孔子对三代政教文献从而也是对三代历史的经典化和原理化。在经学中,尧舜三代之史,作为根源性的原型历史,天理呈现,王道大行,是历史永远要回归、复返的本来和应然,对于历史起着范导和定向的作用;而史学,作为孔子《春秋》的继承者,则要以六经垂示之“道”,导引、规范当代历史,使历史的每一次变化和转折都是对根源的回归,都成为一次回到根源处的再出发。“道统”相传、“正统”相继的历史叙事,意味着我们总是要回到根源处,去确定历史演变的方向,使历史的演化总是成为对根源的再次自觉、确认、肯定和浚发。正是经史之学、经史传统,将随时有可能断裂破碎的历史“抟成”一种从尧舜三代而来的“中国”之“通史”。如张志强所说,这正是经史传统为我们提供的“中国”观。

   道统相传、正统相继的历史就是“道”,整个天下-中国的历史,就是我们的“神庙”,我们就生活在“中国”这个神庙之中。赵汀阳说得好:“中国的存在是历史性与精神性合一。”“中国构成了中国自身的存在论依据、目的论依据和方法论依据:中国的存在方式解释了中国是什么,从哪里来,如何生长,何以长存,也可以说,中国的存在方式构成了对中国的自证,这种自相关性就意味着神性。所有神性的存在都是自证的。”

   20世纪初,梁启超倡导“新史学”,批判“旧史学”,将矛头集中于正统论,从此,正统论成了历代统治者为维护专制权力而发明的一套思想迷信,判断“统”之正与不正,其根本逻辑在于“成则王侯败则贼”,不足与论。当中国不再是合天下为一的“中国”,而成了世界万国之一国,当中国的立国原理不再是天下为公的天下主义,而是追求富强的民族主义,当中国历史不再是“道”在时间中的呈现和展开,而是一场进化进步的演进历程,正统论所蕴含的合天下于一的中国及其历史的神圣性也就消失了,合天下于一的中国的绵延永续,也就不再成为中国人的信仰,正统论也就成了“成者王侯败者贼”的幻灭的神话。

   然而,正统论作为中国文明的元叙事,作为一种历史哲学,我总认为,它还是有思想生命力的。一个使种种差异和不同兼容共在的天下共同体——中国,就是这样一个内含“天下”的国家,它的持续存在,克服、连接了所有断裂的持续存在,其本身就是“道”,中国历史本身就是“道”的展开和呈现,可以叫做“中国之道”。这个“中国之道”,未必不能对当今之世人类文明的持盈保泰之道有所启发,有所提示。

  

   本文节选自《开放时代》2021年第1期“专题:作为中国研究方法的文史哲传统(笔谈)”。

   江湄: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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