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谦:合作规制范式的释义学解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4 次 更新时间:2021-01-27 23:11:53

进入专题: 合作规制   法释义学  

赵谦  
来分别厘清协作型管制、替代型管制和补充型管制的基本面向。协作型管制旨在凸显多元主体通过资源共享、一致积极作为、协调承担责任,基于共同利益最大化目标来干预所涉公共事务;替代型管制旨在凸显拥有某种相对优势资源的非政府部门,基于政府部门的依法委托,在约定的职责权限范围内,代表相关政府部门来全权干预所涉公共事务;补充型管制旨在凸显相关政府部门积极完成所涉公共事务充分干预的前提下,各类非政府部门从参与检视该类政府管制实效的立场出发,尝试就相应干预结果的疏漏之处来予以补正。

  

   最后,就相应合作所涉规制行为干预而言,应在“修正自身行为,以遵从法律要求,并最终实现预期目标”[43]之规制目的指引下,凸显对具体行为的内外结合之双向干预。政府部门作为行使预设管制权力的一方主体,在相对平等的多中心合作规制进程中,需要与作为相对人之某一方非政府部门主体达成合作共识。该类合作共识可能生成的事实利益联结,容易对所涉另一方非政府部门主体的管制利益事项产生不同形式的显性或隐性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诱发了相应管制权力外溢所致“隐性契约”[44]风险。基于此,则应凸显既有逐步构建、完善之规范设定所确立的外部干预一方,通过清晰、明确的过程化控制与规范化监督,推动作为规制对象一方的多元主体,逐步实现其“作出内部式的、自我规制性质的回应”[45]之元规制与“对自身施加命令和结果”[46]之自我规制。

  

   (二)广域面向命题下应明确所涉规制行为的结果实效导向

  

   一方面,所涉规制行为的事项综合规制结果实效导向。合作规制范式下所涉规制行为的问题解决面向较为广延,往往围绕公共事务、公用事业、公共服务与公共危机之核心范畴,针对相关社会治安、生态环境、慈善事业、房地产风险、社会信用体系、食品安全监管、网络安全、金融科技监管等复合治理事项而具体展开。

  

   则需积极达成“社会共识之国家与私人间的合作”[47],充分激发非政府部门主体的多视角、多类型资源配置效应而提升政府部门主导管制的实效,并通过有序的社会共识媒介与结果,来尝试弥合所涉规范事实系统与社会事实系统之间可能的割裂乃至对抗。一方面,应试图厘清合作规制进程中所涉公共利益的“概念、体系、维护方式与秩序”[48],以达致弥合割裂或对抗应立基之利益共识。《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8条所涉公共利益的列举式规定仅仅只是厘清公共利益基本内涵的初阶规范设定尝试,可在其基础上更进一步围绕公共利益的普适性本体要义确立相应的规范体系与具体保障措施及程序,最终完成合作规制进程中所涉公共利益从法益到法秩序的进阶建构。另一方面,应尝试在统一、高效的合作规制组织架构下,“综合运用‘规制—担保—给付’等多元行政活动方式”[49],切实改观“规制能力、跨部门协作、组织领导之责”[50]等多维度、整体性问题治理结果,从而提升所涉规制行为的适应性与实效性。

  

   另一方面,所涉规制行为的区域协同规制结果实效导向。区域性公共问题协同规制作为一类特殊问题,除彰显合作规制事项本身的复合化要素结构外,往往还延伸至“以区域治理关系为调整对象的区域行政法”[51]命题。其中尤以所涉平级行政组织之间的权责横向整合、责任界分为关键要义,否则可能生成的正向协调共治效应往往为相互龃龉格局表征之反向协同失灵效应所替代。

  

   则应凸显跨区域不同政府部门在“新区域主义”[52]的指引下,摒弃地方利益化、部门利益化、等级利益化之歧见,更多地基于整体利益观、系统利益观和包容利益观的考量,鼓励所涉非政府部门主体积极介入,尝试探究开放型、网格化的有机区域协同规制结构之共生化、全局性问题治理结果效应。应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53]发展理念的指引下,明确相关区域协同规制结构的协商型、实效型与问题导向型价值定性,并就多元主体的各类协作行为所涉权利义务、权力责任以及相应的协作目标体系完成必要的类型化规范设定,以达致区域协同规制的功能化、体系化与目标责任化制度保障。

  

   四、类型化适用要义:多元主导与阶段互动规制模式类型的平衡适用

  

   合作规制的类型化适用要义旨在基于行政组织法、行政行为法场域中合作规制所涉主体、行为过程命题,就多元主导型与阶段互动型合作规制展开“分类、叙述和选择”[54],进而探究其可能的“策略性、能动性和阶段性”[55]之平衡适用进路,以最大限度地规避单一模式类型适用可能诱发的规制结构异化、扭曲与侵益性风险。

  

   (一)多元主导型合作规制之差异化适用

  

   多元主导型合作规制即是基于所涉多元化规制主体命题,突破既往单向度的政府主导全能范式,凸显各类主体功能化、灵活化合作,因所干预公共事务属性之不同而确立差异化主导地位的规制类型。应根据多元主体在所涉公共服务供给过程中合作主导方式的不同,展开更进一步的具体模式划分,并分别探究其差异化适用进路。

  

   其一,职能部门主导模式。该模式下以相关政府职能部门为合作主导,更为凸显以所涉国家公权力作为规制进程中的预设权威,强调在国家强制力保障下达致相应法秩序的稳固、高效、持续运行。其应更多地适用于较为强调传统公权力管制措施的社会治安、食品安全、区域经济发展、扶贫、网络安全、金融科技监管等治理领域。

  

   其二,契约合意主导模式。该模式下更为凸显非政府部门主体之间乃至政府部门主体与非政府部门主体之间的契约合意,强调以最优市场化竞争之主体为合作主导。旨在将共识化激励手段引入所涉公权力管制过程中,而达致相应公共产品与服务供给保障、公共安全及风险防控、市场结构与秩序规制。其应更多地适用于较为强调市场机制下自我约束的慈善事业、房地产风险预防、社会信用体系、高校内部治理等治理领域。

  

   其三,多中心主导模式。该模式下更为凸显相关非政府公共组织表征之社会力量通过信任与协调所形成的公共强制化规制,强调以参与共治的各类主体皆为合作主导。旨在基于公共性、民主性所达成的价值共识与共同需求,在自足化的相互交往之理性公共生活中,而达致多元主体各司其职下的社会协作共治。其应更多地适用于较为强调共同参与下多中心规制的农村公共卫生事业管理、城市基层管理、城市社区治理、公交服务、医治逆城市化等治理领域。

  

   (二)阶段互动型合作规制之双轨化适用

  

   阶段互动型合作规制即是基于所涉平等化规制主体命题与广域面向规制行为过程命题,凸显“新的摄入、连结、主观形式、命题、多重性和对比”[56]之全过程、阶段性协调配合处理复杂公共事务的规制类型。伴随国家权力干预体系与公民自主行动意愿在转型社会结构中的交错作用,该类规制活动所涉行为观念和行为逻辑的阶段性变迁,往往会导致不同类型的组织边界模糊化,应探究其组织架构和组织行为维度的双轨化适用进路。

  

   一方面,就主体关系进阶过程中的模糊化而言。该类组织边界模糊化更为凸显一种组织架构面向的行为观念变迁,旨在基于所涉政府部门主体与非政府部门主体之间的协作关系,而实现互动互补、稳定扶持之阶段性协同强化。所涉平等化规制主体在广域面向公共事务治理过程不同阶段的协作方式往往是趋向多维,不断调适、演化的,伴随其个殊化意见、利益的积极表达与所拥有资源优势的渐次呈现,亦会因各自动态化、差异化的行为需求与实效导向,而达致不同面向的公共服务目标。既应渐次培育基于信任理念与目的共识之相互支持行为意识观,也要逐步确立基于“政治合作美德”[57]的社会联合形式互动之集体一致行为实践观,以在不同类型规制主体间形成较为稳固持续的资源互补化协作秩序格局。

  

   另一方面,就主体行为互动过程中的模糊化而言。该类组织边界模糊化更为凸显一种组织行为面向的行为逻辑变迁,旨在基于所涉不同类型规制主体之间的协作行为,根据不同的践行领域而确立多维行为逻辑。在容易出现管制失灵抑或规制内卷化的水污染治理、国际河流治理、大气污染治理等生态环境治理表征之“效率体制”[58]领域,应更多地确立可由多方规制主体发起的双向乃至多向合作行为逻辑。该类行为逻辑旨在凸显彼此间的平等对话与信息资源共享,通过强化所有参与规制者的意见表达与个体价值实现,而切实激励规制行为的自主化创新。在更为依赖权力管制、行政主导的传统“市场体制”[59]乃至“社团体制”[60]领域,则应确立主要由所涉政府部门主体发起的单向合作行为逻辑。该类行为逻辑旨在凸显预设权威基于国家权力实现对所涉公共事务的政策化、积极主动干预,而切实激励规制行为的预设目标导向化创新。

  

   五、结语

  

   合作规制的主体、行为过程及类型化适用要义为检视、践行该范式所提供的方法论指引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其一,主体维度之指引。应基于多元化命题,而设定所涉行政主体的柔性边界;应基于平等化命题,而推动相关行政组织形态实现参与化、协同化。其二,行为维度之指引。应基于广域面向命题,既要明确所涉规制行为的社会交往系统需求、权力管制需求之适用需求导向,也要明确所涉规制行为的事项综合规制、区域协同规制之结果实效导向。其三,适用维度之指引。应就职能部门主导、契约合意主导、多中心主导的多元主导型合作规制模式,分别予以差异化适用;应就主体关系进阶、主体行为互动过程中的阶段互动型组织边界模糊化类型,予以组织架构和组织行为面向的双轨化适用。

  

   基于此,所涉规制主体通过互动、平等合作而成就的合作网络权威,亦应在有效的民主管理进程中得以彰显,并在政府部门、社会组织与市场载体之间的互动过程中,来积极推动各类非政府部门主体合作管理所涉公共事务。相关善治标准亦应在相应的管理主体、客体、手段及评价诸事项中予以确立,而成就合作规制的善治化进阶表达。政府部门主体与非政府部门主体在合作管理公共生活过程中来实现对所涉国家权力的有效控制而规训、指引相对人的公共行为。最终在所建构的多元主体无缝隙协商合作场域中,实现国家权力的社会化乃至权力的公共化,而达致公共利益最大化与最优化的一致性目标之规制行为结果。

  

   注释:

   [1][美]朱迪•弗里曼著:《合作治理与新行政法》,毕洪海、陈标冲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34-35页。

   [2]敬乂嘉:《合作治理:历史与现实的路径》,《南京社会科学》2015年第5期。

   [3]柳亦博:《论合作治理的生成:从控制、竞争到合作》,《天津社会科学》2015年第3期。

   [4]俞可平:《治理和善治:一种新的政治分析框架》,《南京社会科学》2001第9期。

[5][英]鲍勃•杰索普、漆蕪:《治理的兴起及其失败的风险:以经济发展为例的论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合作规制   法释义学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法学 >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24772.html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1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