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智:再论调解与融合中西正义体系的道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78 次 更新时间:2021-01-27 21:3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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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智 (进入专栏)  
首先是来自“土地财政”的考量——将农地改为“建设用地”乃是地方政府的资金的关键性来源。如果政府能够以一万元的代价征用一亩农耕用地,而该块土地在经过基础设施建设之后,可以从开发商获得十倍于此的出让价,那无疑将成为地方政府在正常支出的第一财政之外的最主要的第二财政来源——是为“土地财政”。它在地方经济发展中占有至为重要的地位,乃是其新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资金来源。在经济“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国家战略决策下,征地制度所起的推动经济发展作用,其实和劳动的去正规化基本相似,堪与其同称中国快速经济发展的两个十分重要因素。[33]

   源自征地的诉讼和源自劳动法改造的诉讼性质基本相似。客观大环境的政策战略确定,在这两类诉讼纠纷之中,政府所处的位置不简单是利益冲突双方之外的第三方,而基本是利益冲突双方中的一方。在那样的实际中,法律条文和司法实践都无法从简单的、舶来的形式主义法理、法律条文和法院判决的框架与逻辑来认识和理解。我们需要考虑到一系列的法外因素:中国经济转型和快速发展期间的剧变,以及中国传统和现在中一贯的“政”与“法”的紧密结合。更可以看到,中国国家战略决策中所附带的历史阶段性演变视野和探路性摸索方式,清晰地体现于中国的宪法,譬如,其对中国革命历史和其后的演变的总结,当然也可以见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摸着石头过河”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等代表国家基本战略的概括,更可见于国家决策中常用的先“试点”,后推广等实施做法。

   正是在上述的客观大环境中,“调解”的实质会成为不仅是解决纠纷的一个正义体系,也是一个近乎国家政策实施过程中对待不可避免的社会矛盾的第一条防线。国家在关乎劳动报酬和福利制度剧变下,还设定第二条“防线”——即,在提出向法院申诉之前,当事人必须先经过“仲裁”程序,不服仲裁的调判式决定,才允许向法院申诉。此上,我们已经看到,国家还会采用如果涉及“政府主导”的“改制”,法院根本就不受理的规定。在涉及征地纠纷的情况下,有的地方政府还会采用某种灰色手段,借助当地的“拆迁公司”,甚或黑势力,来处理政府所不愿或不能处理的“钉子户”问题。[34] 在上述的客观演变过程中,法院判决所可能起到的作用实际上是比较有限的。

   这一切不是舶来的西方形式主义法理和逻辑所能认识和理解的。因为他们仅会将西方的法律体系认作给定模范,据此,只会看到中国与其的不同,并只会将任何不同都简单地认作不足,认为达不到西方建构的“真正”的法律的标准。因此,不仅看不到中国正义体系的优点,一定程度上也看不到其真正最严重的问题和弱点。从西方法理和模式作为前提来研究中国,说到底是一种脱离实际的进路,仅是从西方的理想类型出发来认识中国再返回到已经给定的理想模型的研究。

   来自上述劳动和土地争议对中国当前的正义体系的认识和理解,应该可以说要比上面转述的关乎“强制调解”问题和批评重要得多。首先是其对大量劳动者切身利益的巨大影响。研究中国的正义体系整体,我们需要考虑到上述的“法外”情况与问题和其实际操作。无视中国的实践逻辑,仅凭法理和条文——特别是将舶来的法理和条文当作绝对的、普世的真理和法律“科学”来使用法律逻辑推断的论析,既看不到中国的优点,更看不到其真正重要的弱点。其实,它也没有看到西方的实际,因为西方的形式化和逻辑化的基本思维,即便是对其自身,也仅能抓住其被理想化的单一面,看不到其实际的全面。

   当然,更看不到和想象不到适用于中国今天和未来的现代式“中华法系”的可能,当然也不能看到和想象到超越中西二元对立的发展道路。一个借助多元合一的正义体系,虽然并不符合西方法律所要求的前后一贯的演绎逻辑,但它更符合、贴近中国实际和实践需要,更是其真正的“实践逻辑”。也就是说,更符合中国这样的必须面对中西方既对立又合一、既矛盾又必须并存的历史和现在的实际。它远比西方的理想化、单一面化、演绎逻辑化的形式主义理性法律更符合中国的复杂现代化过程中的国情,也更具有直面中国实际的实用性。它其实是一个更能够结合、综合中西方矛盾的道路,更能够指向一条实际可行的、融合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超越性正义体系建设道路。

  

  

Abstract: This article begins with the opposed views of the “transplantationists” and the “indigenous resources” schools of thought, focusing on the different inner logics evidenced in two representative articles, to set the stage for an approach that differs from both. The suggestion is that we set aside unidimensional and idealized constructions, especially of the ideal-types approach based on formal deductive logic, and adopt instead a “logic of practice” approach that proceeds from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s between dichotomized binaries. That should be placed within a perspective of unified multivariate wholes, and of both historical retrospect and prospective vision, in order to grasp and comprehend the past and present of the Chinese justice system. This article emphasizes especially the co-existence of informal mediation with formal court adjudication, as well as of the “third sphere” born of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m. Those are placed into a broadly comparative global perspective to highlight the deeper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Chinese (as well as the “East Asian” Japanese and Korean systems stemming from the “Sinitic justice system”) and the Western justice systems. The purpose is to point to a path of research that goes beyond the simple either/or dichotomous approach to the Chinese and the Western systems. The article argues for a logic of practice approach that sees beyond the either/or oppositions of the subjective and the objective, the voluntarist and the structuralist. The purpose is to search for a road to legal development on the basis of the actual operational realities of the entirety of the justice system of China, both past and present. That road would be one that goes beyond both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justice system and the formal-rational Western legal system, one that syncretizes the Chinese and the Western, and accords with the actual needs of China’s present and future.

   Key words: deductive logic, binary oppositions, logic of practice, multidimensional wholes, historical retrospect and prospective vision

  

   参考文献:

   耿羽,2015,《目前“半正式行政”的异化与改进——以征地拆迁为例》,载《中国乡村研究》,第12辑,79-95页,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黄宗智编著,待刊,《实践社会科学指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黄宗智2020a《实践社会科学与中国研究》,第一卷《中国的新型小农经济》;第二卷《中国的新型正义体系》;第三卷《中国的新型非正规经济》,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黄宗智,2020b,《探寻没有股市霸权的市场经济发展道路,兼及振兴中国农村问题》,载《中国乡村研究》,第16辑,xx-xx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黄宗智,2017,《中国的劳务派遣:从诉讼档案出发的研究(之一)》,载《开放时代》,第3期:126-147页;《《中国的劳务派遣:从诉讼档案出发的研究(之二)》,载《开放时代》,第4期:152-176页。

   黄宗智,2016,《中国古今的民、刑事正义体系——全球视野下的中华法系》,载《法学家》,第1期(2月):1-27页。

   黄宗智,2015,《中国经济是如何如此快速发展的——五种巧合的交汇》,载《开放时代》,第3期:105-130页。

   黄宗智、高原,2015,《法学和社会科学应该模仿自然科学吗?》,载《开放时代》,第2期:158-179页。

   黄宗智,2014, 《清代以来民事法律的表达与实践:历史、理论与现实》,三卷,增订版。第一卷《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2001];第二卷《法典、习俗与司法实践:清代与民国的比较》;第三卷,《过去和现在:中国民事法律实践的探索》[2010]。北京:法律出版社。

   黄宗智,2011a,《中国的现代家庭:来自经济史和法律史的视角》,载《开放时代》,第5期:82-105页。

   黄宗智,2011b,《重庆:“第三只手”推动的公平发展?》,载《开放时代》,第9期:6-32页。

   黄宗智,2007a,《离婚法实践:当代中国法庭调解的起源、虚构和现实》,载《中国乡村研究》,第4辑,1-52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黄宗智,2007b, 《中国法律的现代性?》,载《清华法学》第10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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