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清平:社会科学的价值中立何以可能?——兼析韦伯的事实与价值悖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13 次 更新时间:2021-01-27 13:1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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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清平 (进入专栏)  
“文化价值的内在结构”在作为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时,归根结底也是一种与日月山川之类的自然事物以及数学或逻辑状态相似的存在事实,不然的话就谈不上研究主体凭借诚实的理智态度对它们展开认知性的描述了。

   有鉴于此,要让韦伯从自相矛盾的逻辑泥潭里走出来,我们就有必要围绕基本概念做一番铺垫性的界定辨析了:首先,“事实(fact)”或“是(is)”在最广泛意义上是指各种东西能被认知活动所描述的“存在(being)状态”(这“是”或“不是”一个如此这般的“事实”),因此不仅包括像日月山川这类在人的心理之外存在的“客观”事实,而且也包括像感觉印象、逻辑推理、幻想梦境这类在人的心理之中存在的“主观”事实(否则我们将会得出心理科学不研究“事实”的荒唐结论了),同时当然还包括像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战争与和平这类本身就是价值或具有价值关联而存在于社会生活之中的东西。[13] 其次,“价值(value)”在最广泛意义上是指各种东西对人具有的“意义效应”(这东西对我“有益”但对你“有害”,那样做在道德上是“善良”的),因此总是构成了人们意志活动的诉求目标(我“想要”得到这个好东西,你“不应当”做那件坏事)。

   应该指出的是,韦伯在大多数情况下承认了这两个有着鲜明反差的概念定义(只是没有特别强调主观和价值负载的东西同样能够构成“存在”的“事实”这个关键点罢了),一方面把事实和认知直接联系起来,另一方面又把价值和意志(情感、愿望、应当)直接联系起来,将“价值评判”界定为“有关受到我们影响的现象是否令人满意的实践评判”,并根据二者的这种区别主张:人们在科学研究中不能从事实描述推出价值评判。[14] 但问题在于,如同两百年来的大多数西方学者一样,韦伯又把事实与价值的上述差异夸大到了老死不相往来的完全异质地步,甚至断言“因果分析绝不提供价值评判,价值评判也绝不是因果解释”。[15] 结果,他没有意识到两者之间虽然存在不容抹煞的严格区别,却依然能够凭借“需要”这个枢纽维系内在的关联:当某个存在的事实有助于某人满足某种需要的时候,它就会在这方面对某人具有最广泛意义上(不限于道德意义上)的善好价值;当某个存在的事实有碍于某人满足某种需要的时候,它则会在这方面对某人具有最广泛意义上的坏恶价值。[16] 至于需要何以能在是与应当的关联中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原因在于:“需要”被人们自觉意识到了后,就会转化成心理结构中的“想要—意志(will)—欲求”,并进一步构成人们从事各种行为的原初动机,通过赋予存在的事实以不同的价值,引导人们基于不同的意愿从事应对这些事实的不同行为。举例来说,当阳光照在张三身上、满足了他的取暖需要时,他就会觉得阳光照射是好的,并且因此想要从事晒太阳的行为;当阳光照在李四身上、妨碍了他的凉爽需要时,他则会觉得阳光照射是坏的,并且因此想要从事避免在太阳下暴晒的行为。[17]

   在价值中立的语境里,让事情变得纠结起来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人生在世有着各种各样的不同需要,因此也会让同一个事实具有不同的价值,从哲理角度看至少可以区分为认知、实利(功利)、道德、炫美(审美)、信仰五大类。[18] 例如,一棵松树,在科学家眼里可以进行植物学分类,在樵夫眼里能够砍下枯枝出售,在道德家眼里有资格成为坚贞不屈的德性象征,在画家眼里充满了赏心悦目的艺术韵味,在巫术者眼里则或许是足以通灵的神秘之物。其中的认知需要(通常叫做“好奇心”或“求知欲”)尤其发挥着某种特定的双重效应:一方面,它能把存在的事实变成对人有意义的价值,亦即促使人们从事认知行为以把握存在的事实,并赋予这些认知行为及其对象和结果以正面或负面的认知价值——像某个事实是“值得认识”的,揭示了事实真相、能够满足好奇心而令人愉悦的正确知识具有肯定性的“真值”(亦即人们常说而韦伯也承认的“科学价值”),遮蔽了事实真相、难以满足求知欲而令人沮丧的错谬知识具有否定性的“假值”等等。另一方面,它还能把对人有意义的价值变成存在的事实,因为作为人们试图认知世界的特定需要,它同样会推动人们描述自己基于需要从各种事实中推出来的各种价值的本来面目,从而让这些本身就有价值负载的东西如同日月山川等本身没有价值负载的自然现象一样,构成了人们可以在认知行为中加以理解和确认的存在事实。换言之,与西方学界的二元对立架构主张的相反,认知需要恰恰可以把事实与价值联结起来:既赋予了被认知的事实以认知维度上的价值,又将被认知的价值变成了认知维度上的存在事实。

   澄清了问题的这个要害,价值中立的未解之谜也就迎刃而解了。例如,在反方的第二条理据中,前半部分强调的就是科学研究基于人们的认知需要具有的认知价值,后半部分强调的则是科学研究基于人们的非认知需要具有的非认知价值:任何科学研究不仅由于能否满足认知需要的缘故对人们具有或真(好)或假(坏)的认知价值,而且在被用来满足实利、道德、炫美、信仰方面的需要时,又会由于能否满足这些非认知需要的缘故对人们具有或好或坏的非认知价值。就此而言,反方这条理据的说服力恰恰来自它没有自觉意识到的人们的两类不同需要:由于认知需要和非认知需要的影响效应,任何科学研究总是处于认知和非认知的价值关联之中,并且因此具有认知和非认知的价值负载。

   不幸的是,韦伯立论的致命失误也就在于:由于二元对立架构的扭曲性影响,他同样没有意识到需要把事实与价值联结起来的枢纽作用,更没有意识到认知需要与非认知需要的区别以及认知价值与非认知价值之间分化的重大意义,结果始终未能澄清他如此看重的“价值中立”是什么意思。例如,虽然他也承认科学研究具有“为了自身目的”而“值得知道”的“重要价值”,却同时又在二元对立中声称:如同信仰、艺术、生命的终极意义一样,这种价值只是一种“假设”,“不能通过科学的途径来证明”,[19] 以致没有注意到一个他自己应该有着丰富体验的简单事实:任何科学研究及其对象具有的“值得知道”的“重要价值”,归根结底来自人们追求真理知识的好奇心。于是,由于这一失误,韦伯倡导价值中立的时候一直没有指出至关紧要的关键一点,并且导致后来正方在回应反方第二条理据的前半部分时也总是缺乏底气:此处的“价值”二字并非漫无边际地意指所有价值,而是有着严格的范围限定,仅仅要求科学研究对于非认知价值保持中立(不去评判或诉求对象在实利、道德、炫美、信仰方面的任何价值),却没有(也根本不可能)要求科学研究对于认知价值同样保持中立。

   其实,稍微留意一下就会发现,任何科学研究及其成果都不可避免地会在认知层面涉及下面这一类的价值评判和意愿诉求:“1+1=3的等式错了,必须改正”,“这个发现对于深入探讨大猩猩的生活规律很有科学价值,太让人兴奋了”,“他得出的那个定理还比较模糊,应当更精确一些”。有鉴于此,假如我们一刀切地要求科学研究对于认知价值同样保持中立,就连科学研究自身也将失去存在的根基了。就此而言,韦伯倡导的价值中立原则要想成立,首先必须接受下面的重要修正:它仅仅要求主体在科学研究中悬置自己的非认知喜爱偏好、价值评判、意愿诉求,单纯维系自己只以追求符合事实真相的正确知识作为唯一目的的认知性喜爱偏好、价值评判、意愿诉求——而后者也正是科学研究作为一种人类行为能够实现的首要动机。

   从这个角度看,虽然人们常常由于韦伯的立论将“价值中立”与“价值无涉”当成了同义词混为一谈,它们的实质性差异却是泾渭分明的:在修正后的意义上,“价值中立”只是指人们在科学研究中悬置自己的非认知价值负载,仅仅对研究对象怀有认知性的价值意向(就此而言他们作为研究主体当然不是价值无涉的,毋宁说倒充满了认知性的价值负载),所以是与“价值不中立(把非认知价值意向引入科学研究)”正相反对的。相比之下,“价值无涉”是指人或东西要么在广义上不涉及任何价值,要么在狭义上不涉及非认知价值,所以是与“价值负载(要么在广义上涉及任何价值,要么在狭义上涉及非认知价值)”正相反对的。在这个意义上严格说来,一方面,由于只能靠需要来维系的缘故,人们的存在总是充满了这样那样的价值负载(虽然特定情况下可以悬置其中的某些内容),因而根本不可能是价值无涉的,否则他们就不再是作为人存在的了。另一方面,任何东西在与任何人的任何需要发生任何关联后,也都不会是价值无涉的了,相反势必具有这样那样的价值负载,以致可以说人的世界中根本不可能存在广义上价值无涉的东西(虽然人们可以在认知层面对它们采取价值中立的态度)。举例来说,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就不像人们通常以为的那样是价值无涉的,因为撇开像日月山川这类已经在不同程度上为人们所“用”的事物不谈,哪怕是遥远星空里看不见摸不着的黑洞,除了在认知维度上对于科学家来说具有科学价值之外,也很可能会被普通人在炫美或信仰的维度上赋予这样那样的价值意蕴。

   此外,经过上述修正后,反方第一条很少得到回应的理据也就不攻自破了:价值中立本身的确是一种包含应然性评判诉求的规范性原则,却不会因此沦为自败的悖论,因为它只是要求研究主体对于非认知价值(不是一切价值)保持中立,由此维护科学研究本身的正面认知价值(亦即正确知识能够满足人们认知需要的真值)。就此而言,主张价值中立的人们无疑拥有认知维度上的正当(正确)理由,反对那些拒绝针对非认知价值保持中立的做法,因为如下所述,价值不中立很可能导致科学研究背离它自身纯粹基于求知欲的初衷,得出扭曲事实真相的错谬结论而失去正面的认知价值,最终陷入实质性的自败悖论。当然,能让反方这条理据失去说服力的关键前提,就是我们必须承认下面的事实:由于源于人们的认知需要,旨在描述事实的认知活动本身就具有认知价值;否则的话,要是我们像韦伯以及正方那样只是笼而统之地泛论价值中立,却不去区分认知与非认知这两种不同的价值,甚至不承认旨在描述事实的认知活动也内在地负载有认知价值,面对反方的这条理据就会张口结舌、难以应对了。

  

三、价值中立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回应了反方第一条和第二条理据后,现在来看它的第三条和第四条理据。按照前面有关事实与价值的概念界定以及认知价值与非认知价值的分类辨析,这两条理据无疑都能成立:首先,作为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社会生活原本就是由人们基于各种“需要—意志”从事的行为及其结果构成的,因而总是涉及价值关联。其次,社会科学的研究主体也总是有着各种“需要—意志”以及随之生成的价值负载,否则他们就不可能作为人维系自己的存在以及从事社会科学研究了。

   不过,这两条理据本身可以成立,并不意味着反方的立论也可以成立。问题在于,由于没有辨析认知价值与非认知价值的微妙异同,反方在凭借这两条理据否定价值中立的时候,明显忽视了事情的另一面。首先,虽然社会生活的确充满了非认知价值负载,但它同时又是这个世界上存在的事实;所以,如同这个世界上存在的日月山川可以构成人们基于认知需要展开科学研究的实然性对象一样,社会生活也完全可以构成人们基于认知需要展开科学研究的实然性对象。换言之,在事实与价值二元对立架构的影响下,反方的第三条理据仅仅看到了社会生活具有非认知价值负载的一面,却没有看到它作为科学研究对象同时又是相对于认知需要而言的存在事实的另一面,结果否定了它自身就是事实与价值的两位一体:既是人们在意志维度上旨在欲求的价值,又是人们在认知维度上试图描述的事实。比方说,虽然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本身无可否认地构成了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展开评判诉求的应然性目标(价值),但这一点并不排斥它们在经济学领域同时也能成为人们基于好奇心从认知视角加以描述的实然性对象(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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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国学术》2020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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