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伯江 金嬴 何晓松 常思纯:习近平国际战略思想与对日外交实践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8 次 更新时间:2021-01-23 00:2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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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伯江 (进入专栏)   金嬴   何晓松   常思纯  

   针对安倍再度执政后抛出“侵略定义未定论”、篡改历史教科书、参拜靖国神社等一系列美化殖民侵略历史的错误言行与严重挑衅,中方坚持原则、坚决斗争、坚守底线、有力反制。2014年2月27日,中国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经表决,决定将9月3日确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将12月13日确定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每年国家举行纪念活动。这标志着抗战胜利和国家公祭日被提升至国家立法的最高规格,抗战胜利纪念活动和国家公祭日纪念活动成为制度化、规范化的国家行为。2014年,中国正式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遗产秘书处提交《南京大屠杀档案》列入《世界记忆名录》的申请。(39)2015年10月9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决定把《南京大屠杀档案》收录《世界记忆名录》。

   三、顺应时代潮流,立于不败之地

   习近平对日外交理念与实践,高度继承毛泽东、邓小平相关思想理念与路径,并在此基础上有发展、有开拓、有创新,体现潮流,依据大势,极具时代特色与现实引领意义,并因此而具有生命力、战斗力。

   (一)新历史条件下的相互依存,为中日合作提供了新的战略基础

   冷战结束以来,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以美日为代表的传统大国国际影响力相对下降,力量对比触发的“结构性矛盾”有所上升。与此同时,伴随经济全球化的深化发展,各国相互依存也达到新的历史高度,在管控全球经济危机、塑造国际金融秩序、打击恐怖主义、促进可持续发展等诸多领域都拥有日益增加的共同利益和广阔的合作空间。面对这一新形势,习近平倡导大国之间携手走出一条和谐相处、良性竞争、合作共赢的新型道路。习近平强调“切实运筹好大国关系,构建健康稳定的大国关系至关重要”,呼吁中俄应成为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典范,中美应实现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关系,中欧应打造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伴关系。(40)2016年9月,中美领导人共同向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交存参加气候变化《巴黎协定》的批准文书,为推动该协定的尽早生效做出重大贡献。气候变化合作已成为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一大亮点。

   中国与世界日益相互融合、中国与其他大国日益相互融合,融合推升相互依存。中日之间也是如此。一战爆发百年之际,安倍2014年1月出席达沃斯会议期间,曾将2014年的东亚局势与一战前欧洲进行比较,提出当时欧洲国家之间贸易量非常之大,但仍未能阻止战争的爆发。言下之意,是将中国类比挑战国际秩序的一战前德国来渲染“中国威胁论”。这种对历史经验的简单套用过于机械,说法明显站不住脚。回顾一战,反观当今,假设国家之间特别是相邻大国之间失去相互依存,更不消说从相互依存转向“相互摧毁”,后果将是一战时欧洲那样量级的打击所难以比拟的,打击将不仅是结构性的,而且是系统性的,是任何当事一方都很难承受的。经过自邦交正常化以来40余年的长足发展,中日合作目前已经深深嵌入了国际分工体系之中,彼此相互依存已发展到了几无替代的程度。而这种相互依存对国家的发展、人民的福祉、社会的稳定都是重大而不可或缺的。相互依存、合作共赢,斗则双输、战则两伤,构成新的时代条件下中日合作的战略基础。

   中日关系的重要性,对于中日两国来说都是毋庸置疑的客观事实。这种重要性首先体现在经贸投资等发展意义上。在20世纪80年代,中日贸易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比重一度高达27%,接近“三分天下有其一”。这一比重目前滑落到7%、8%。两国贸易总量在上升,而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占比在下降。但这一变化说明的是中国对外经贸关系的盘子在迅速做大,并不能就此断言日本对中国发展的重要性已无关紧要。中日关系的重要性,还体现在地缘战略环境上。对中国来说,日本作为东亚地区的大国和中国的近邻,始终是中国国家安全与发展的重要影响因子。两国关系友好时如此,两国关系恶化时更是如此。(41)其原因之一,在于日本对中国的战略重要性不仅体现在“建设性价值”上,还体现在“破坏性价值”上——它对中国周边战略安全环境的负面影响不可小觑,中日交恶将有可能在中国整体战略安全环境中引发连锁反应。

   唯其如此,习近平一贯强调中国“致力于改善发展中日关系”的基本方针。中日关系发展相对平稳时如此,中日关系风高浪急、面临严重困难时更是如此。2016年9月,他在会见安倍时强调,中日互为重要近邻,两国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也有利于地区和平稳定。当前,中日关系仍然不时受到复杂因素干扰。双方应该排除干扰,推动中日关系早日回到正常发展轨道。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改善发展中日关系的基本立场没有改变。两国关系现在正处于爬坡过坎、不进则退的关键阶段,双方应该增强责任感和危机意识,努力扩大两国关系积极面,抑制消极面,确保两国关系稳定改善。要把握2017年中日邦交正常化45周年、201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署40周年等重要契机,推动中日关系向前发展。在谈到中日合作时,习近平指出,中日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双方可以加强宏观经济政策沟通,提高各领域务实合作水平,弘扬民间友好传统,推进地方交流。双方应该按照合作共赢的新理念,共同推进区域合作,应对全球性挑战。(42)

   (二)实力地位的变化,要求中国对日外交更为积极主动,锐意进取

   20世纪70年代毛泽东曾提出“三个世界”(43)理论,它既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决定了建立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反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霸权主义的基本外交路线。90年代初,邓小平提出“多极化”论断,这显示出中国对自身在国际体系中所扮演角色的自我认知的转变,表明中国开始转换成为在国际体系内追求实现现代化目标的参与性、建设性角色,开始将自己视为国际体系大国关系中的一支重要制衡力量。进入21世纪,随着自身实力加速上升,中国开始“前所未有地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心”。正如上述习近平所指出的:“随着我国和平发展进程的不断深入,维护国家利益的资源和手段将会越来越多,维护国家利益的地位也会越来越主动。”(44)

   习近平对日外交思想理念与实践,更注重把握全局、积极主动,更突出坚持原则,斗而不破,收放有据,留有余地。习近平关于中日关系的30次论述生动体现了这一点。面对具有特殊复杂性的中日关系,习近平对日外交实践体现了原则性与艺术性的高度统一。

   以2014年11月应约会见安倍为开端,习近平在2015年、2016年连续会见安倍,体现了在习近平国际战略思想与外交理念下,中国外交在展开方式与操作艺术上的重大进步,体现了“积极平衡”“扩大平衡”的进取型思维模式。问题绝不回避,而会面绝不意味妥协。正如海外学者所评论的那样,“习近平外交攻略的精髓”就是“该团结的,一定做好工作。该牵引的,一定牵引。该不客气的,绝不忍让。只有不怕战争,能够战争,才能避免战争。只有不怕安全威胁,才能保证国家的长期安全”。(45)习近平几次会见安倍,讲话内容都极具针对性,象征着中国外交前线的前置。2016年9月习近平会见安倍时强调,中日双方应该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和2014年末达成的四点原则共识,确保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不动摇。两国要管好老问题,防止新问题,减少“绊脚石”。(46)这里所说“新问题”,无疑是指安倍内阁恶意炒作、强势介入南海争端,人为地给中日关系制造出新麻烦。

   中国对日外交主动作为、锐意进取,还体现在团结争取广大日本民众,防止右翼保守势力将对华挑衅引向中日两个民族、两个社会的对抗。毛泽东时代国际统一战线思想在对日战略上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在国际层面上,日本是第二世界,它具有两面性,是第三世界在反霸斗争中可以争取或联合的力量。二是在日本国内层面,团结日本左翼,争取日本人民,推动中日关系改善。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是在当时的国际战略背景下,由两国政府主导实现的。

   44年来,中日两国社会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日本社会呈现多样化发展,右翼保守势力加速推动“正常国家”化,而普通民众中和平主义底蕴犹存。各种舆论调查结果表明,尽管日本民众对华“好感度”屡创新低,但多数人仍高度重视对华关系、不支持以非和平方式解决两国争端。同样,日本主流媒体舆论调查结果显示,侵略战争责任“两分论”在日本社会仍是主流意识(47),这为新形势下中国坚持、发展“两分论”提供了现实基础。在信息化时代背景下,民众、民意对外交政策的影响空前上升,两国社会之间“草根”层次的深入交往、相互理解对国家关系的改善不仅至关重要,而且时不我待。中日两国亟须大力促进民众之间的往来,推动两国关系从“国交正常化”走向“社交正常化”,即以两国社会之间的联系纽带与民意基础为支撑。唯其如此,习近平多次强调中日友好的重要意义,强调“国之交,在于民之亲”,并身体力行引领促进中日民间交流。

   (三)中日关系呈现“两面性”走势,矛盾摩擦与共同利益同步上升,其改善与发展需以“双轮驱动下的合作共赢”为目标

   习近平国际战略思想与外交理念的提出,是基于对当前时代潮流的深刻认知。如果说“和平与发展”是对世界大势的基本判断,那么“合作共赢”则是在此“世界观”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实现和平与发展的方法论。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是理想、目标,更强调“构建”过程,重在为实现目标而配套的制度和机制创新、战略与路径选择。“合作共赢”是习近平倡导的“新型国际关系”的核心理念,是实现和平发展的现实途径,也是中日“新型国家关系”的总体导向。同时,鉴于中日关系的特殊复杂性,又需要特别强调“双轮驱动”,即在恪守四个政治文件的基础上实现“合作共赢”。(48)

   现阶段中日关系呈现出历史周期作用下的“新常态”,基本特征是两面性凸显,作为消极的一面,矛盾摩擦在不断加剧和扩散。就中日双边关系而言,这是一个发展战略与地缘战略碰撞的问题,而从日本方面来看,这是它战后发展历程中内在形成的一系列基本矛盾导致的必然结果,短期内很难彻底改观。所以,一方面,时代背景、世界潮流特别是中国自身根本利益,决定了朝着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家关系”方向引领推动中日关系发展的总体导向。同时,中日关系的特殊复杂性又决定了实现这一目标的路径选择与方案设计要具有针对性、可操作性,需要“量身打造”。

   ①参见门洪华:《中国国际战略导论》,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11页。

   ②20世纪60年代,随着国际形势日趋严峻,中国安全面临严重威胁,毛泽东逐渐改变“战争可以避免或推迟”的观点,在认为世界战争存在着“可以避免和不可避免”两种可能性的同时,认为局部战争难以避免。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215、268、394—397页。

   ③邓小平多次强调,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是带有全球性、战略性和关系全局意义的。他形象地说,这两大问题就是东西问题和南北问题。参见张华林主编:《〈邓小平文选〉若干主要论点阐释》,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74页。

   ④参见《〈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人民日报》2011年9月7日。

   ⑤参见《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9月4日。

   ⑥《习近平出席联合国发展峰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9月27日。

   ⑦参见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2016年版)》,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61、274页。

⑧参见《顺应时代前进潮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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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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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日本学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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