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星:德礼教刑——《尚书》的治理体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3 次 更新时间:2021-01-22 15:0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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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给民众一些恩惠,并审慎地使用刑罚,对民众施行道德教化,才能争取民心,减少反抗,实现长治久安。

   三、以刑辅礼、先教后罚

   礼治是指以礼乐治理天下的政治思想及其相应的政治实践。礼的起源很古,经过夏、商时期的发展,内容已涉及衣、食、住、行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到西周时,周公继承发展夏商的礼乐文化,使礼乐文化获得了空前的发展,《论语·八佾》载:“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西周礼制内容更为复杂庞大且系统化,发挥着重要的政治功能,形成了“礼治”时代。首先,“礼”不仅成了划分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界限,而且还成了统治阶级内部实行权利再分配的尺度。其次,“礼”不仅成了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支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塑造着人们的心理结构,而且还决定了当时的国家形式,即宗法贵族政体。最后,“礼”成为立法、司法的指导原则,宗法等级观念借助于国家政权的强化而具有法律的权威,这就使“礼”常常以法律或高于法律的面貌出现。因此,西周、春秋又可以称为“礼治”时代。[10]

   周人强调出礼入刑,以刑辅礼。周代的刑法继承殷人而来,据《尚书·康诰》称“文王作罚”,说明西周的刑起于文王。周初的刑法,在《康诰》可以观其大概。其中最引人注意的如:(一)凡杀人越货,强狠亡命者,杀无赦;(二)凡子不孝其父,大伤父心,父不爱其子而疾恶其子,父子相夷;与夫弟不敬兄,兄不友其弟,兄弟相仇贼,是谓元恶大憝,杀无赦;(三)凡在外主训导之庶子,以及正人,小臣,背法立私,违道干誉,以病其君者,速杀无赦。这可以看出周初刑法之立是出于对礼制的破坏,即所谓出礼入刑。“出于礼,入于刑,礼之所去,刑之所取。”(《论衡·谢短》)“失礼则入刑,相为表里。”(《后汉书·刑法志》)这是说礼是犯罪之前的积极预防,刑是犯罪以后的消极处罚,将礼与刑视为两个不同的系统,具有不同的功能。

   为了达到人人有德,遵守礼制的境界,周公以教化和刑罚为手段,使人们或知耻而守礼制,以达立德的目的,或畏威而不敢触犯礼制。在《尚书·康诰》中:“封,予惟不可不监,告汝德之说于罚之行。”德之说,意在用教化感民;罚之行,意在用刑罚威民。因为在西周实行的是宗法制度,国家统治之下有对立的两大集团:一是具有周族血统的人,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一般享有特权;一是臣服或被征服的外族人,由于臣属或被征服,这些人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享有很少或几乎没有什么权利。在西周的“礼治”思想体系中,教化和刑罚是各有侧重的,对同族人以教化为主,兼以刑罚,对异族人以刑罚为主,兼以教化。

   在西周,教与罚各有千秋,它们都是推行“礼治”、维护礼制的不可缺少的手段,正因为如此,周公在其命书中几乎处处都谈论到教与罚的使用方法:

   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尔典听朕教……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厥或诰曰:群饮。汝勿佚,尽执拘以归于周,予其杀。又惟殷之迪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杀之,姑惟教之,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辞,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时同于杀。(《尚书·酒诰》)

   从以上材料来看,周公认为刑罚与教化都是推行“礼治”不可缺少的手段,而相比较起来,教化的手段是和缓的,它体现了统治者对民“若保赤子”之心,并以之为统治者自身的言行端正,教化实行越多、越彻底,越有益于社会的风尚,有益于礼治的贯彻,因此,教化是不会产生副作用的。与教化相比,刑罚的手段则是严厉的,它体现了统治者“恶恶”之心,但刑罚的使用应有限度,过分地使用刑罚,往往会产生相反的社会效果,使民积怨,以至威胁到统治者的统治,所谓“怨有同,是丛于其身”。然而这种手段又是不可缺少的,对某些犯罪,如“不孝不友”“寇攘奸宄”“杀人越货”“大放王命”等,教化已不足感化,非用刑不足以惩恶,即周公所言“乃非德用乂”。在教与罚的关系上,周公主张弘扬教化,谨慎刑罚。他认为教与罚的目的都在于勉励人民立德,都必须统一于道德的基础之上。在教与刑并用的情况下,应先以教化,给犯罪者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若经过教化仍然犯罪者,则为故犯,须以刑惩之——所谓先教后罚。

   四、德礼政刑四位一体的治理体系总体构架

   由《尚书》可以认识德治、礼制、礼治与刑罚之间的复杂关系。德治思想是西周治理天下的核心思想,而礼制又是西周制度的主体。德治思想是周人在总结夏殷历史经验教训基础上提炼出的内在价值,而礼制则是德治思想在制度、仪节层面的外在体现,二者是相互支持、相辅相济的关系。德治是通向礼治的前提,礼治是实现德治的动力。周公制礼作乐完成了德治与礼治的统一。因此,从礼与德、礼治与德治的统一性上看,礼治就是德治;若从二者的效力做比较,礼治则首当其冲地占着主要地位。没有礼治就无所谓德治。[11]“因为德治是一种内发的政治,于是人与人之间不重在从外面的相互关系上去加以制限,而重在因人自性之所固有而加以诱导熏陶,使其能自反自觉,以尽人的义务。法重在外制,而礼则来自内发,因此德治所凭借以为治的工具,当然重礼而不重法。……天理流行而具体化于外者即为礼。礼之所从出者为天理,亦即所谓德,而德之彰著于外者即系礼。德与礼,本系一而非二。”[12]就是说,德与礼,德治与礼治的统一,正是西周治道追求的目标。

   德治实质就是要求各级贵族自觉地以符合统治者根本利益的道德规范来约束自己的行为。此类道德行为规范若加以制度化,便是所谓“礼制”了。王国维指出:

   周之制度典礼,乃道德之器械,而尊尊、亲亲、贤贤、男女有别四者之结体也,此之谓民彝。其有不由此者,谓之非彝,《康诰》曰:“勿用非谋非彝。”《召诰》曰:“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非彝者,礼之所去,刑之所加也。《康诰》曰:“凡民自得罪,寇攘奸宄,杀越人于货,愍不畏死,罔不憝。”又曰:“元恶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祇服厥父事,大伤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显,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吊兹,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与我民彝大泯乱,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罚,刑兹无赦。”此周公诰康叔治殷民之道,殷人之刑惟寇攘奸灾,而周人之刑则并及不孝不友,故曰“惟吊兹,不于我政人得罪”,又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罚”,其重民彝也如此!是周制刑之意,亦本于德治、礼治之大经;其所以致太平与刑措者,盖可睹矣。[13]

   西周礼制的内在精神是道德,德治、礼治为刑罚之本。德治、礼治、礼制与刑法形成一种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

   孔子在《尚书》的基础上形成了德礼政刑四位一体的儒家治道总体构架。孔子主张“为政以德”,他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如何“为政以德”?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政”就是“正”,就是领导社会走上正道。为政者必先正己,正己才能正人,为政过程就是道德感化过程:“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这种道德的感化可以达到风行草偃的效果,“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孔子所推崇的德治思想,就是周公德政思想的具体化和深化。他继承西周“明德慎罚”思想,提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认为“刑”“政”是实现“治”的辅助方式,而“德”“礼”则是实现“治”的根本,而“德”又是根本的根本。他继承发展周公的先教后刑思想,反对不教而杀,《论语·颜渊》载季康子问政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论语·子路》载孔子说:“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这是说实行礼义道德的教化尽管短期内难见成效,但时间久了,就会克服残暴,免除刑杀。他还说:“不教民战,是谓弃之”(《论语·子路》),“不教而杀谓之虐”(《论语·尧曰》)。希望为政者以教化为先,不要不教而杀,暴虐百姓。

   总之,《尚书》的治道思想可以概括为德为政本、敬德保民;明德慎罚、刑以弼教;以刑辅礼、先教后罚。礼制的内在精神是道德,德治、礼治为刑罚之本,德治、礼治、礼制与刑法形成一种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这为孔子在“为政以德”总体原则下,德、礼、政、刑相辅相成,德、礼为本,政、刑为末,德又为礼之本的治道结构奠定了基础,形成了德礼政刑四位一体的儒家治道总体构架,为今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需要我们深入挖掘和阐发。

  

   注释:

   [1]马一浮:《复性书院讲录》,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59页。

   [2]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观堂集林》(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479页。

   [3]姜广辉主编:《中国经学思想史》(第1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715页。

   [4]蔡沈注:《书经集传》,北京:中国书店,1994年,第146页。

   [5]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第20页。

   [6]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90页。

   [7]关于《洪范》,据李学勤考证:“《洪范》一篇成书于西周,应该没有什么问题。”(李学勤:《失落的文明》,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317页)

   [8]金景芳、吕绍刚:《〈尚书·虞夏书〉新解》,沈阳:辽宁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206页。

   [9]孙熙国:《先秦哲学的意蕴:中国哲学早期重要概念研究》,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年,第107—108页。

   [10]武树臣:《中国法律文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69页。

   [11]胡留元、冯卓慧:《西周法制史》,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60—61页。

   [12]徐复观:《中国思想史论集》,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第245—246页。

   [13]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观堂集林》(第2册),第477—4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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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孔学堂》(中英双语)202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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