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禹阶:早期中国文明具有独特演进路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29 次 更新时间:2021-01-20 22:4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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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禹阶  
它的一个最突出特征就是在社会意识中,聚落内血缘与等级相互混杂、“尊”“亲”相互融汇,日用品基本自给自足。表现在商贸物流中,则是以具有神权和王权象征意义的奢侈品为主,由此形成上古社会具有神圣意味的文化与商贸交流。在史前中国,这种聚落社会的内聚形态不仅延续时间长、规模大,而且特征鲜明。

  

   在以血缘为纽带的聚落社会内聚化影响下,史前先民会将原始宗教的信仰主体及主神崇拜转移到与现实关系密切的血缘性祖先神崇拜中来,即通过将祖先神作为最高主神尊崇,使聚落组织的内聚化更具有宗教神圣性与王权的合法性。它使原始宗教具有世俗性、现实性与功利性特点,使神权逐渐沦于王权之下,而“天”仅仅是“王者”的形而上本体保障。这使史前中国的原始宗教展现的往往是“人”的神格化特征,而和世界其他古老文明以宇宙自然神祇的人格化特征刚好相反。由于祭祀主神大都是世俗化人王的先公先祖,就不可避免地形成神界最高的“帝”及左右扈从均是显贵宗族、家族先公先祖的人之神格化。它形成了各级血缘性氏族、家族的“各祀其宗”“家自为祭”的等级化、血缘化、宗教化的文化传统,也形成了以大型祭坛、宗庙、王墓及成组的玉、青铜等祭祀礼器等为主的文明演进的物化形式。

  

   这种情形导致早期中国文明的物化形态,不像世界其他古老文明所具有的铜器、文字、城市、祭祀礼仪中心等“三要素”或“四要素”,而是由血缘性、内聚性等特征所形成的祖先神崇拜、世俗化王权等政治、宗教、社会因素。它使史前中国文明的物化形式主要是大型城垣、大型祭坛、宗庙、王墓及标志神权、王权、军权的用玉、青铜等材料制作的礼仪性用器。正因如此,大型城垣、宗庙、王陵及玉、青铜制作礼器成为早期中国各发展阶段中的重要标志。从文献来看,古代中国具有中心地位的城址“都”大多与祭祀先公先王的宗庙联系在一起,这在西周、春秋仍然如此。如《左传》庄公二十八年:“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邑曰筑,都曰城。”从考古材料中我们看到,正是具有意识形态功能的神权及其标志物,例如宫殿、宗庙、王陵以及琮、钺、壁等礼器成为统治者最为看重的权力砝码,它们也形成统治者对于宫殿、宗庙、王陵和礼仪性“重器”的爱好,以及由此产生的垄断、强占这种礼器原料资源的野心。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陶寺、石峁以及二里头等文化遗址中。尤其在二里头遗址中,其诸多礼器表现出其他区域文化的特色,更具有早期礼仪制度的特点。它说明中原这一“文化高地”在汇聚四方文化精华的同时,也通过制度化力量不断推进文明的发展,并形成此后以中原为中心的王朝国家。从这些方面看,走进“早期中国”,通过文明与国家的交汇互动,来探究“早期中华文明”的特质,又是十分必要的。

  

  

  

   (作者系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二级教授、澳门科技大学社会与文化研究所访问教授、中国社会史学会原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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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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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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