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铭铭:“家园”何以成为方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4 次 更新时间:2021-01-20 14:1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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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铭铭 (进入专栏)  
梁永佳还发现,在库拉交换中,磋商是重头戏,需要大量的说服、吸引及做“魔法”工作,而这些都是在规避暴力冲突的情况下进行的,是抑制暴力的习俗。

  

     有关库拉的以上民族志事实,既然并非“礼物范式”所能解释的,那么,替代的解释在哪里?通过对古代中国思想的摸索,梁永佳发现,《老子》中的“贵货”和“不积”两个概念相加,为我们理解库拉交换的本质与作用提供了良好的基础。《老子》反对“贵货”,反对给“难得之货”特殊待遇,目的是“使民不争”,“使民心不乱”,防止宝物的积累“令人心发狂”,产生欲望,不利于“无为”“守静”“居下”。这与老子不崇尚占有和支配有关。库拉与老子的道德主张相反,它显然是一种“贵难得之货”的系统,它既不是现代“商品”,又不是莫斯所说的原始和古代那种慷慨的、部落性的“礼物”,而是能换取其他产品并生产名望的“货”。库拉也含有与老子的另一概念相应的要素,这就是“不积”。老子主张“圣人不积”,认为过度积累、拒绝给予违反“道”,而所“积”者本身终究还会失去。不仅如此,“积”还会导致偷盗、征税、剥削等将“货”据为己有的“乱”,会导致社会失序。老子主张“慈”“俭”“不敢为天下先”,反对在上者对民众过分攫取,把“不积”当作美德来推崇,认为这是圣人的“玄德”,有助于作为自发秩序的“道”的绵续。梁永佳认为,库拉宝物的不可囤积性,原理上与老子的“不积”主张暗合。也就是说,老子的“不积”概念更好地解释了库拉的所谓“慷慨性”。

  

     缘何没有用在“礼”字上下了大量功夫的孔孟之说来化解“西儒”莫斯们的“礼物之谜”,而仅选择将老子思想作为方法来对库拉进行再分析?这有待梁永佳加以解答。然而,毋庸置疑,其《贵货不积》一文已达至一个令人羡慕的境界。这篇文章是对美拉尼西亚民族志学区域主要成就的精细、深入的述评,也是对中国思想的世界性可能的大胆求索。它替我们指出,不仅欧美社会思想有其普遍性,中国社会思想亦是如此,二者都植根于自身文明的特殊性,但其超区位解释力不容低估。这个看法对于反思和修正地方性知识的类型学划分有重要启发。它告诉我们:所有地方性知识都富有世界性,含有人生、社会、宇宙意义上的普遍关切和见解,中国社会思想也不是例外。换句话说,无论是西方中心主义的中国特殊论,还是中国中心主义的“以中解中”论,所起的作用不是别的,正是消解中国思想的普遍性,阻碍它成为“方法”。

  

     必须承认,将区域性的概念、制度、社会形态视作“普遍原理”,在人类学里并不新鲜。诸如来自美拉尼西亚的库拉之类概念,来自非洲的“无政府有秩序”的制度意象,来自印度的“卡斯特”(种姓、阶序),来自南美洲、西伯利亚、环北极圈的萨满与季节性社会形态和萨满本体论,都属于地方性知识,却同时也在人类学经典中成为比“普遍理论”(如有关经济、国家、个体、宗教等的各种理论)更有意味和根本解释力的词汇。正因为考虑到这些,一些人类学同仁才在后现代主义于美国刚刚流行之初便强烈指出,人类学家若不能理解其理论求索,依赖的首先是来自民族志学区域的“声音”,那么,其所谓跨文化对话、“多重声音”的文化描述、世界体系下的文化批评、唤醒土著文化以反思西方理性主义的努力,便会迷失在西方与非西方的二元对立幻象之中,重蹈将自身界定为单一化的认识者并将之与单一化的被认识者对立/并置的覆辙。

  

     梁永佳的探索,与上述“化特殊为普遍”的做法既一脉相承又有所创新。他所做的工作的新意在于,把中国思想的一个要素作为方法,解释对于欧美和中国文明而言都属于“异类”的库拉。在他的论文中,一个使欧美和中国与它们的第三方互动、对话的空间出现了。这个空间不同于欧美民族志学区域一词之所指,它以冷峻的姿态,为我们揭示了一种文明如何在“以普遍化特殊”(普遍主义)、“以特殊化普遍”(文化相对主义)为方式,独占了“方法”的时空,为我们克服自恋的“以中解中”认识惯习的弊端。

  

     在欧美与中国之间,世界智慧应是互补关系,而不是取代关系。如梁永佳表明的,用老子的“贵货”和“不积”来重新解释库拉,并不是要彻底替代西学的“礼物范式”,而是要表明,我们可以借助欧美思想来理解中国,也可以借助中国思想来理解欧美,而欧美与中国都可以在作为第三方的非中非西区域获得珍贵启迪。对于其所从事的事业而言,这一探索为域外社会研究指出了立足中国社会思想的重要性;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界的总体关切而言,它则表明,“多重普遍论”——我猜想,其所用的英文为“multi-universalism”,这里的“multi-”更准确的中文表述应是“多类”,原因是“重”含有层次的意思,而这并不是梁永佳自己的理解——势所必然,在欧美特殊论与中国特殊论之外,可以有欧美普遍论及以华夏文明为基点的普遍论。

  

     可见,“多重/类普遍论”这个概念指地方性知识的普遍性内涵与潜能,这也便是“✕✕作为方法”诸说所暗指的。

  

   五

     对于“多重/类普遍论”这一叙述,我并不是毫无保留的。在我看来,它本既可指世界范围的“多元并存”,又可指在区位内部的同类现象;而论者集中于论述前者,基本未能触及后者。在论述中国思想的普遍性的可能时,梁永佳从中摘取了老子思想,极少提到其他思想,更没有表明普遍思想总是在特定范围内与其他普遍思想的互动之中产生的。老子想必是在争鸣中提出他的主张的,而争鸣之所以展开,显然是因为其他各家也都以各自主张为普遍,并且其主张也具有普遍性。在诸多具有普遍性的理论中,必定存在一种让老子觉得正在把“天下”带入危险境地的思想。老子反对“贵货”,崇尚“不积”,显然有所针对(他所针对的,恐怕主要是那些宣扬“贵货”,鼓吹“积累”的学派)。

  

  

     作为一位人类学家,梁永佳选择老子思想是有理由的。一方面,长期以来,人类学家在认识习惯上往往倾向于小规模原始社会世界,而在感情上往往出于对有帝国化潜力的欧洲绝对王权国家和民族国家的逆反心态,倾向于那些组织松散、规模有限的部落和乡民小传统;另一方面,相比于中国,马辛群岛再大也不过是小小岛国,接近于老子的“小国寡民”。

  

     然而,很显然,这些理由难以支撑“多重/类普遍论”。

  

     事实上,库拉不只是指“礼物”的流动机制,而且还指一个定期复现的“圈”。据梁永佳所信赖的戴木德,相比于涂尔干意义上的“社会”,这个“圈”更像是个“世界体系”。

  

     世界体系由不同的区位构成,这些区位的劳动方式与文化价值不同,但正是这些相互有别的区位又共同在一个分等(ranking)制度下相互补充和关联着,形成一个规模超越共同体和“有机团结社会”的地理系统。世界体系常被用以描述近代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格局,但它并不是近代西方独有的。在非西方诸地区,它也广泛存在着。库拉圈便是一例。世界体系的首要特征是内部有区系(regions),库拉圈也一样,含有数个分区(districts),其整体则是由不同区位(共同体)劳动差序的相互补充而形成的。同样,在库拉圈这个非西方世界体系里,“个别社会单元是更大系统的关系的产物”,它们并不自给自足。当然,非西方世界在与西方世界体系有以上相似性之同时也存在其特殊性。相比于将物和金钱当作价值的西方世界体系,非西方世界体系“与财富类比的形态,出现在人(persons)的类别及其变相中”,这就使人类学的视角——特别是戴木德偏爱的结构人类学的视角——有了用于分析这一系统的内在纹理。以库拉圈为例,在分区与区系之上,围绕着“宝物”制作的工艺及与之相关的名望,一个分等制度得以形成。作为整体,这个制度及与之相关的区位之间关系体制,决定着个别区位文化精密化的特征。在西方中心的近代世界体系里,成就以相较于他人更多的财富之获得为标准;而在美拉尼西亚的库拉圈里,成就与表达劳动-工艺-名望级序的我他关系直接相关,而这也表达为通过自己的物质损失(material loss)来成就“功名”。

  

     戴木德对库拉圈所做的世界体系解释具有很高的挑战性。既有人类学经典中早已出现可数的“世界”(worlds)概念,但这个概念一般被用来形容来自民族志学区域的“土著宇宙观”。将“土著”的生活世界当成一个实实在在的(practical)世界体系,戴木德领潮流之先,他的做法,完全不同于既往人类学的“因小见大”。

  

     在勾勒库拉圈世界体系的系统形态时,戴木德反思地继承了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的中国区系理论。这暗示着,他对库拉圈与远东地区的相似性有浓厚的兴趣:对他而言,如果库拉圈是个世界体系,那么,中国便更是如此,其整体的构成原理同样不是“有机团结”,而是层层叠叠的不同级序的区系分合动态。

  

     我们知道,从新石器时代到“帝制晚期”,华夏区系持续为一个“多元一体格局”。沿着长城这条过渡地带形成的“边疆”,是这个格局的“夷夏互动要素”。这个要素一方面与“华夏边缘”的诸较小共同体要素杂糅,另一方面也与跨越欧亚的诸“世界宗教”要素结合,给中国的历史时间性增添了一系列复杂的地理空间性界定。加之在前国族主义时期(亦即帝制时期),只有核心圈、边疆中间圈与域外的层次性,而无中外二分的疆界,无论是在“实实在在的”层次,还是在知识上的地理覆盖面上,“他者”与“我者”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都实属常态。

  

     与其世界体系的复合性相关,中国思想同样是多样的。古代中国“食货论”发达,必定有其特殊的财富累积思想,这些思想中必定含有一些与西方世界体系可比,与美拉尼西亚有异的因素。与此同时,如梁永佳指出的,中国也有“不积”的思想,这与戴木德所说的“物质损失”思想相似。加之,除了哲学思想中的“不积”外,还有流传于“四民”(士农工商)中的人情、面子等观念,这些观念与库拉圈的名望观念颇可比,而与财富累积观念有别,这使中国具备了与库拉圈的思想世界相似的特征。其实中国的“礼”与库拉一样是基于“不积”的思想发展起来的。礼是一种不以投入产出为“计算方式”的制度,它不是为了财富积累而设的,而是以祭祀为方式消耗财富,通过“不积”构建人-神-物的关系体系,界定人的等级性,实现差序教化。因而礼在近代以来往往被与“浪费”等同视之。如果“浪费”是“不积”的一种,那么,这种“不积”并没有限制社会共同体规模的作用;相反,帝制时期的礼,分布范围与“天下”地理覆盖面的变化是相应的,在一些阶段会随边疆的外扩而扩张。也就是说,尽管“小国寡民”思想的确是内在于中国的,但“不积”的作用,也可以是文明体规模的扩大,而这与“物质损失”在库拉圈世界体系形成过程中的作用是一致的。

  

  另外,“百家争鸣”中的“百家”一词深刻表明,除了“食货”“不积”这些“学派”之外,还存在着众多其他“学派”。这些“学派”兴许来源在处在不同自然地理环境的区系,而这些区系并不局限于华夏,其范围当然也包括了后来被称为“民族”和“边疆”的诸其他区系(特别是这些区系中的“原始宗教小传统”与“世界宗教大传统”及其在文献中的显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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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2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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